春天三四月的时候，干校所在的那个小山坳里，简直是美极了。山丘是郁郁葱葱的松树和灌木丛，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把一片一片的山坡映红，称谓映山红，夹杂着白色的栀子花。走进了山林，香气袭人，沁人肺腑。我们干校的前面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河，春天的雨量充沛，跌宕处哗哗地流水声，发出悦耳的歌唱。小河蜿蜒曲折，转折处形成一个一个小水潭，小河两岸和水潭周围是青翠的水竹，和荆棘丛生的灌木，组成了屏障，这成了我们天然的浴场。这里有好几个小潭，最前面是一个男浴区，中间一个较大的水潭辟为女浴区，再后又是一个男区，前后保护了女浴区，不使外人进入。每天劳动之后，小河里传出欢声笑语。大人们谈天说唱，孩子们嬉戏欢叫，伴随着牛群归家的哞叫，远处拖拉机的轰鸣，衬着落日的晚霞，寂静的山坳里演奏着美妙和谐的田园交响乐。
凭良心说，这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如果没有烦心的政治斗争，没有假话空话的学习讨论，这样的生活岂不是神仙般的日子。拿着全额的工资，带着家眷，从城市里躲避到这里休养来了。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毛泽东也未曾想到的，本来要我们劳其筋骨，饿其肌肤，达到脱胎换骨的锻炼。结果是在这里享了福。什么锻炼改造，是使用国家和人民的钱，浪费折腾，上下一齐糊弄，做一点欺世盗名的花架子。其实我们在这里真没有吃多少苦，倒是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享受大自然之乐。但是我们并没有心旷神怡的心情。没有谁来念这个好，没有人感激这种“幸福”，没有人打心里愿意接受这些。这是在浪费国家的财富，浪费人民的血汗，也是浪费我们自己的生命，浪费宝贵的时间。
北大和清华的干校也在江西，在鄱阳湖边上的鲤鱼洲。他们可没有我们幸运，那里没有山清水秀，没有花香松涛。湖泊平原炎热潮湿不说，最糟糕的是水里有血吸虫。两校的教师干部，得上了血吸虫病的人真不少，而且是终身难愈的。这更是对人才的摧残。这样的锻炼和改造，不是把人往死里送？这个账算到谁的头上？
我在种菜班上种了一时期的菜。我们种菜当然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也要种一点，大约有二十多畦。种菜作业主要是浇水和施肥。我从来没有挑过担子，种菜每天都需要挑水和挑粪。我一点一点地练习着挑担子，开始肩肿胳臂酸，慢慢地练得适应了，满满的两桶水，也可以挑着走几百米。我们天天都要从厕所大粪坑里舀粪，走在田埂小路上，把粪挑到菜地。然后又从小河里挑水，粪桶里兑上水泼向菜地。泼粪时有时迎着风向，弄得满脸粪水甚至溅到嘴里，粪水不仅臭味难当，还又苦又咸简直不是滋味。开始时恶心的不得了，时间一长，也没觉得脏了，也许这就算是被改造过来了。的确就是为了改造，收获的一点菜送到食堂，也只能是一点搭配，食堂做菜基本还是靠买来的。种菜也倒没有觉得什么苦累，我们地质学院的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娇气，干什么也不怵头，没有干不了的。原本改造就是带有惩罚的含义，偏偏这些人满不在乎，对这些人又能改造些什么呢？
七月份早稻成熟开镰收割，一方面要抢收，抓紧脱粒、晒干、风选，然后装袋过秤入库；另一方面要抢种，赶紧翻土犁田、放水耙平，把晚稻秧苗及时插到田里。这就是最忙的双抢季节。这时候真是不分白天黑夜，在田地上、在打谷场里忙收忙种。连队组织女同志不时向作业地点送水，送绿豆汤，食堂也加餐做夜宵，供应干活的劳力。南方此时正是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一天的紧张战斗，全仗着在小河里洗浴汗水，驱散热气，解除疲劳。这时候劳动之余，在小河清凉的水里一泡，才感到无比地放松和惬意。黑夜还需要打着手电筒，拿着棍子打草惊蛇，到小河里去洗澡。一个月下来，人们一个一个皮肤黝黑发亮，超过当地农民。南方农民干活并不赤背光膀子，这是北方人的习惯，农民们看到也感到新鲜。我们和当地农民鲜明的对比，一眼就区别开来了。
双抢最忙碌的时候，接到北京徐宏勤家里来的电报，说她母亲摔了，腿部骨折住院，她赶紧请假带着两个孩子回京。我也请了一天假，坐船到樟树，把他们送上了火车。我应该跟着送到上海，再转车到北京，但正是大忙时节，没有办法，只好托上海的同学帮忙买票转车。她到了北京照顾，妈妈病情好转。原本说好了再回到干校，这时候她看到北京许多单位，正在大抓“516”。她一想我一定不会脱掉干系，就决定不再回来了。回到他们学校和校长一说，就留下回学校上班了。
幸亏她这样决定了，果真是那样。9月份之后，干校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清查“516”分子的运动，成了干校的中心工作。我自然是重点被清查的对象，《东方红报》编辑的身份，被当作是“516”，那是绝对没跑的。我也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在清查到我头上之前，我赶紧利用了一个星期天，把徐宏勤和孩子们的东西，托运回到北京。不久以后，我也就失去了自由，被所谓的隔离审查，实际上就是被看管了起来，没完没了地责令写材料，交待问题。在我之前，已经拿下了好几个重点的“516”分子了。
1970年前多半年，先是忙于基本建设，又是忙于农业生产。直到秋收大忙之后，干校的中心工作就是清查“516”，几乎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到1971年10月，都是搞的这一项政治斗争。那真是战果累累，地质学院的教师干部三分之一的人，被打成“516”。1971年没有了基本建设，农业生产也已是轻车熟路，所以那些执行上级命令者，就全力以赴地抓“516”。越抓越多，抓人的那些人，不少自己最后也成了“516”。我被关了四个多月，从70年10月到71年2月，交待了他们所想要的所谓“516问题”，把我放了出来，恢复了人身自由，回到了连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那真是没有多少事好干。我们二十多人管理了一片十几亩的麦田，锄锄草、松松土，麦穗长出来之后，人们轮流地到田间轰鸟。那是一长条的山坡地，农村生产队闲弃的土地，无法种稻，我们反正人多就试着播种了小麦，起一点看管的作用。一块孤零零的狭长麦田，左面是河，右面是山林。麦子出穗之后，成了众鸟之的，我们不能不在田边四周设人轰鸟，否则颗粒无收。难怪农民放弃这块田。对我们来说，收多收少都是无所谓的，不能让我们闲呆着。我们只能采取人力轰鸟的笨办法，从清晨天麻麻亮到晚上擦黑，都派人轮流值守。坚持了个把月和鸟战斗，直到割完麦运回场地。就是这样还是让鸟连吃带祸害损失了不少。
尽管清查“516”如火如荼，表面很紧张，但是人们似乎并没有把这个当作多大的政治斗争，不像过去搞反右那样。抓出来的“516”就好像没事似的，照样都是嘻嘻哈哈。宿舍里最热闹的就是抬杠。说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对的说，应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为魔代表的是造反的，道是玉皇大帝。争辩者反驳：道是如来佛，孙猴子翻不过如来佛的手心。又有人反驳，如来不是道，道是如来的下属，可以翻过来，如来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又有人争辩说没有绝对权威，魔是人民群众，权威也能打倒。“哈哈！‘516’就是要造反……”。激烈的争辩，让搞政治的老师感到要出格，赶忙岔开问道：不管魔和道谁大谁小，到底什么是魔？魔和鬼有什么区别？众嘴纷纷：“魔就是鬼，魔鬼魔鬼嘛！”“魔是鬼头，要不鬼怎么叫小鬼。”“魔比鬼有本事，道行深。”“那么，魔就是经过深造了的鬼。”“不对，不用上学，魔是鬼中杰出者，打拼出来的。”“不，他是不择手段，踩着别的鬼爬上来的。”有一人突然语出惊人；“你们看魔字怎么写，魔就是长了麻子的鬼！”大家轰然大笑，一场抬杠也就收场了。仔细想想也很有意思，这种调侃和起哄，不也是一种深层的对劳动改造的满不在乎么？似乎还有点影射什么。
1971年9月份，我被批准回京探亲一个月。回到学校，看到四处冷冷清清，学校留守看摊的没有多少人。我也没住在校内，徐宏勤回到小学之后，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大单位里，借了一间平房住。我休假还不到一个月，干校就来电报催我回去，说传达重要文件，参加学习讨论。回到干校之后，传达林彪叛逃的“913”事件，的确令人震惊。我感到惊愕的是，抓“516”要我们交代的重点，就是反“中央文革”、反江青、反林彪。党章上定下的接班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成了十恶不赦的敌人，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学习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成了我们干校的主要任务，清查“516”早就扔到了一边去了。
1970年，地质学院决定外迁到湖北，湖北省选址在荆州。1971年北京派出的军宣队，也要换成湖北派出的军宣队。原来北京的军宣队是空军政治学院的，本身绝大多数也是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只是林彪一套的“三忠于四无限”贯彻执行得特别好，多数是政治指导员出身，能说会道（“913”之后他们的下场极惨）。相比之下，荆州军分区派出的军宣队，都是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大兵出身，他们对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根本玩儿不转。军宣队的领导于是决定，把“五七干校”搬回湖北，便于管理。1972年过年过后，我们就忙于准备搬家。他们也不考虑经济损失，不考虑搬迁的复杂性，硬是要搬家。结果是折腾得刚刚在湖北沙洋落脚，形势发生变化，军宣队指挥不灵了，一个一个灰溜溜地溜走了。
湖北沙洋原是公安部所属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文化大革命后认为不安全，撤销迁到更远的大西北了。方圆几十里的农场，安置了北京湖北几十个单位的“五七干校”。我是第一批打前站到达沙洋的人员之一，我们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安置全部人员的住宿。在这里只能是搭建临时的窝棚，不能再像江西那样建设半永久性的平房。又是花了不少的钱。购买了毛竹、苇席，搭成了圆拱形苇棚，上面再糊上泥，实际就是当地放鸭子人住的棚子，称为鸭棚。我们刚去的时候已是是初夏，盛夏棚子里是40度以上的高温，人们只能在外边用雨布塑料布扯起凉棚休息。夜晚午后再回到棚内睡觉。
我在沙洋干校基本上没有住在农场，我被派在沙洋镇上舒服地住在镇招待所里，接待从江西到武汉，再坐船到沙洋的人员和行李物资。江西过来的人员分成了数批，多数人坐汽车到干校农场，也有少数的坐船过来，下船后用卡车送到干校农场。大宗的行李是从火车货运到武汉，包驳船运到沙洋，我再找马车拉到农场。我驻守在沙洋镇差不多有两个月，完成了全部的物资和行李的转运工作，回到了干校农场。这时候派来的军宣队已经悄悄地撤走了，干校归在迁到江陵的地质学院校部直接领导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八月份我申请回京探亲。到了10月，我写信问干校，说我要回去，他们回信叫我别回去了，这里的人都要回北京，那里没法过冬。我的东西他们会给我运回来的。干校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没有结业式，没有鉴定，没有任何说法，作鸟兽散。我想，所有的上千个“五七干校”大概都是如此。至今，官方文件从来也未提起这个劳民伤财的“五七干校”。连公开的文艺作品，也没有涉及过这个题材，看来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五七干校，将来有谁来书写这一笔呢？
现在有时候，我们退休了的人碰到了一起聊天，其中有些去过干校的人，开玩笑地说：我们是经过干校学习深造的，我们比你们（指没去过干校的人）学历高，我们是“高材生”，说起来有些调侃。抛开政治的层面，政治的纠缠，那段生活还真是令人怀念的。
《记忆》2016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