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后来搞清楚汪老先生是清白的。但是到了“反右”,政府一个劲儿地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汪老先生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碍着面子,就提了一句当初他的遭遇,说是如果能搞清楚再关人比先关人再搞清楚要好一点儿。政府正等着这句话,赶紧把汪老先生定了个“右派”。
后来我问过汪老先生:“您不觉着冤吗?”
“我不在乎,我就是惦记着故宫里的文物呢!”说的时候他还挺认真。
他确实是这么个人。家里的好些文物都捐给了故宫,可是到他要研究文物,希望借出来看一看的时候,人家的脸色就跟听说这回长工资没份儿了似的,甭提多难看。他也不在意,说是只要东西管好了,不给看就不给看吧。
听说在文化部干校的时候,别人正在批判他,正说到兴头上,他忽然不紧不慢地冒出一句:“完了没有?”
“你这是什么意思?”发言的人不乐意了。
“没别的意思。我是说我那盆糖拌西红柿的冰大概全化完了,”他说。
兰大姐跟我说到这儿,免不得伸出大拇哥,道:“人家真是这个!”
知道汪老先生是这么个人物之后,我就心悦诚服地跟着汪老先生学文物,他还介绍了好几个老人给我。有时候,礼拜天看着他这么大岁数的人跟我一起骑车,从东城到南城几十里地的奔,为的就是给我找个师傅,真是于心不忍。
这么着也就过了一阵子。毛泽东咽了气,政府里头的头头脑脑们折腾了一阵子也就都消停了。亏政府还惦记着咱们这一拨人,就让大家伙考大学,省得老是嘴里不干不净地骂街。于是我就进了考古研究所去读书。警卫队的队长还真有点儿舍不得,说是早就看出来我是个苗子,算是警卫队培养出来的吧。我笑说,要是您早就看出我来,那可就坏了。队长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还以为我在开玩笑。这事儿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
离开故宫之后,我还经常回去瞧瞧。后来到德国学习,呆了几年,回国之后,换到天安门边上的历史博物馆工作,都属国家文物局,与故宫算是“兄弟单位”,这就更方便了。特别是沿着锡庆门外的那一溜平房,是我当年住过的地方,每次到故宫,那是一定要去看看的。记得有一回,我顺道路过锡庆门,便到宿舍去串个门。警卫队新来的人还真知道我,说是听队长说起过。说罢便把洗澡票硬塞过来,一定要我去新盖好的热力洗澡房洗个澡。我洗完了,他一脸期待地望着我说:“怎么样?不亚于你在西德的水平吧?”
也别说,故宫这二年真是建设得不错,也懂得文物值钱了。知道不能成天烧煤球炉子,那样对古建筑太危险,于是就从东郊热电厂铺进来热力管道。这样,人也沾了文物的光,大家不用一个礼拜就可以洗个热水澡了。而且领导上还做了规定,各个宫殿里,不是有头有脸的人,一般都不让进去细瞅,怕把地面给踩坏了。更要紧的是,搞文物的专家也跟文物似的,一个个地被政府出了土。别瞧全都灰头土脸的,可人家专家见过世面,从来也不多说那没用的话,就知道埋头干活。不像那些小一辈儿的年轻人,成天老有不顺眼的事儿。
这样一来二去也就到了“风波”那年。说也巧,我的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天安门广场,居高临下。戒严部队一进驻博物馆,就在我的办公室外面安营扎寨。走道上,楼梯边全是铺盖,满楼道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听说后来还走了两回火。我偷偷地跟当兵的打听了一回,知道他们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和他们在一块儿呆着,什么活儿也干不成。闲着也是闲着,我就琢磨着出国看看,好在基金会的奖学金倒是现成的。
出国到北美之前,我还最后参加了一次文物局的专家组会议。记得讨论的一个题目是:好些农民看了《河殇》,都要蓝色文明,不要黄色文明,把长城上的砖刨走垒猪圈去了。我这人还算有自知之明,在组里我是岁数最小的,轮不到我插嘴。我来开会不是为了别的,是想再来看看那几位一辈子和中国文物打交道的老人们,也算是辞个行。汪老先生听说我要走,知道这次我拿的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一个机构的钱,便说:“这个基金不错,出去再学学也好。完了事还是赶紧回来,这儿还有多少事等着人做呐!”听到这儿,我不禁眼眶一热,倒了多少年的霉,受了多么大的委屈,从来都不抱怨一声,真是好人呐!
行前,还特意到故宫张院长家中辞行。因为他在“风波”中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而被罢了官,我这一走,也不知何时再能相见。后来到了美国,有友人给我捎来他的信,一向穷忙,也没有回他。见网络上有人说谭先生顶了他的缺,赶忙托人去打探他的下落,知道他仍然在读书做学问,不问政事。我倒是觉得这比什么都强。
快十年没有回国了,多少人劝我回去瞧瞧,我可怎么也打不起这份精神。直到前些日子,听说北京城里又开始大卸八块地拆房,我这才动起心思来了,断断续续想起上面这些拉拉杂杂的往事,想起当初汪老先生送给我“锡庆门行走”的头衔,觉着无论如何应该再去故宫瞧一回,看看护城河,看看乾清宫、太和殿,看看锡庆门。真是风水宝地哇,怨不得那么多的人都惦记着它!
珍宝馆售票处的兰大姐没准儿还在抱怨我:“那年在锡庆门站岗当巡查的那小子,要不是我给他介绍的汪老先生,他哪儿会有这么出息!也不说来看看我,整个一个白眼狼!”
说走就走,要不然明天怎么样?
(1999华夏文摘cm99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