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锡庆门行走”任上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开了眼。原来常人哪儿能瞧见那么多皇上家用的东西哇？珍宝馆、绘画馆，钟表馆，还有内东路里头的各个展室，由着你随便瞧。后来在西欧和北美，我也走了大小不少个博物馆，看了人家搜罗的中国文物，尽管也算是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但总觉得不是一个味儿，赶不上我当年在故宫夹杂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看得过瘾。这还不算，游人到不了的地方，什么慈宁宫里的万佛楼，御花园里的小戏台，“推出午门斩首”之前拖着犯人走过的“断魂桥”，还包括太监入宫的必修功课“净身”用的“刀儿房”，尽管真实性大有可疑，但我都借警卫巡查之便看了个够。
别说看见了文物，到故宫上班没多久，居然还让我赶上一回故宫分文物的好事：全院的大小员工人人分到一份宫里八旗仪仗队的披挂。据说是这种服装宫里太多，又是纺织品，不好保存，就索性分给大家拿回去改个椅垫子什么的吧，算是作了废的“过期文物”。我排了半天队，好容易领回来一个包袱皮儿，打开一看，黄、白、蓝、红，颜色鲜明，手工做得可真精细，绝对在今日阿曼尼、皮尔卡丹之流这些洋人的玩艺儿之上。而且，上面一颗颗铜铆钉上据说还都镀着金。我不忍心把这么好的衣服拆了，想带回家去保存起来，以后也算是个念想。可是上头规定了，必须把衣服上的铜铆钉砸下来，交给国家去炼铜（当然是先把上面的金子回收了之后）。
费了半天劲，总算把铜铆钉给砸下来了，可是那些绸子、缎子做的衣服哪儿禁得住这一通儿糟贱，也都成了要不得的碎布头了。我的太太对服装裁剪情有独钟，听我一个劲儿地夸奖大清国裁缝的好手艺，不免想学上两招。等我拿回家去这些麻袋片子似的碎布头，她不禁大失所望。倒是我的朋友雅曼佛医生见了连声称好，尤其见到不少布料上还依稀可见“乾隆××年，江宁织造”的印记，便不免想跟我讨上一块，说是带回他们德国去，可以丰富他自己古代纺织品的收藏。我知道八十年以上就算文物，怕犯法，没敢答应他。
后来，这些故宫过期文物有一大块挂在我家厕所的窗户上挡太阳，还有几块象点儿样的做成自行车的座垫子。其余小块的，等我儿子出生之后，就让照看他的王妈做成了屁股帘子，挂在儿子身后，冬天挡风。
在“锡庆门行走”的任上，我不但见着了故宫的好东西，还结识了一群故宫的好心人。
比如就说老牛吧，四十好几，识几个字，小时候从京东某县来北京混事由。早先在隆福寺庙会上给人看过车。原来我还以为当初就有自行车的存车处，觉得那时候也挺有秩序的。
他说：“不介，那时候哪有怎么多自行车哇，我是只看一辆车。要是哪个阔家主儿的少爷骑车来买东西，看我闲着，就吆喝一声：‘过来，看着我的车，我回头给你钱。’我就守着这辆车，等少爷回来了，给我俩钱儿，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
我说：“那你要是把车推走了呢？”
“那不能够，”他很肯定地说，“咱不能干那缺德事儿。再说，你看我象是有那三枪、凤头车的主儿吗？”说完还憨憨一笑。
老牛解放前不干缺德事儿，解放后也不干缺德事儿。有件事我还真得谢谢他。
记得毛泽东过世的当天，原本我约好同队的小苗在下午清场关门的时候上御花园的假山上转转，那时正在重阳前后，我建议登高望望落日。
刚好下午我不值班，就先回家看一趟。看了两眼街上的禁书，正在打盹，突然听到大院里头人声鼎沸，象是出了什么大事。出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毛过世了，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我想，这回故宫大概会关门，下午御花园登高的雅兴算是泡汤了，心里懊丧得很，也就没有按时回故宫去会小苗。
谁知小苗在巡查值班，并没有人通知他毛的死讯。他按时到了假山上，左右等我不至，看着徐徐落下的日头，不禁兴头大发，放声高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唱到高兴处还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时迟，那时快，警卫队中一帮得知毛死讯的人一拥而上，将他按倒，拖回警卫队。小苗一路上不知就里，还在嘻皮笑脸地高叫。
晚上小苗到锡庆门的宿舍来，好一通数落我，怨我为什么也不来通知一声，要不是警卫队的弟兄们仗义，他险些遇害。后来又扯了一回老王的儿子今天从乡下来看他，老王心里特高兴，晚饭吃了七个窝头的趣闻，说罢我们就抚掌大笑。谁知隔墙有耳，门外有故宫过路的人汇报到领导上，说是锡庆门警卫队有人在治丧期间大笑，并且有门外警卫队值班者可以作证。值班的就是老牛，他一听说要他作证，就连忙找到我们俩，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晚天黑，他也没有瞅清楚那人的眉眼。既然事已至此，要我们就一口咬定，那晚我们是在哭，而不是在笑。可能过于悲痛，声音有些反常。大概领导上也是悲痛已极，另外也根本不相信在这个时候会有人大笑，就放过了我们一马。时至今日，尽管现在我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想怎么笑就怎么笑，但每每想起二十多年前的这桩往事，脑袋后头还不禁冒起阵阵凉风。也不知道如今老牛“下岗”了没有，不过象他这样的人，玄！
再说锡庆门外这排房的北头上是珍宝馆的售票处，售票处的兰大姐也是个好心肠，待人热情，直来直去。有时候他们的火炉子灭了，没法子烧开水，就到我们宿舍来讨碗开水沏茶，一来二去也就熟了。她见我爱读个书，就主动要帮我介绍文物专家汪老先生。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我得告诉你，汪老先生现在还没落实政策。可你别瞧，人家是大专家，大伙儿不是都说，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吗？”
兰大姐见众人低头无语，便转了话头对我道：“有句话可得说在头里，你小子今后要是成了专家，可别忘了你兰大姐！”
“哪儿能呢，那不成了白眼狼了么！”我赶紧接过话头。锡庆门警卫队的众弟兄也赶紧打圆场儿，说我不是那号人。
从兰大姐嘴里知道了点儿汪老先生的经历。
以往洛克菲勒基金是每年拨款资助给故宫修缮古建筑，到了临解放的前两年，洛克菲勒基金也看出来政府要玩儿完，修得再好也白搭，于是就建议马衡院长改用这项费用派人到美国学习博物馆管理。汪老先生当年是马衡院长一手挑来的青年才俊，燕京大学毕业，英文流利，文物是家学，功底深厚。汪老先生也吃得苦，后来他本人跟我说过，说那时候年轻，身体也好，每天早上不用等看库房的人开大门，身上拴上条麻绳就能翻过宫里的院墙，每天一干就是十几个钟头。此项计划马衡院长派遣汪老先生去，当然是不作第二人想。
等到汪老先生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到美国去考察文物管理，这边厢傅作义将军就献了城，北平改回了名字叫北京。汪老先生惦记着故宫的文物，怕有个闪失，在美国一完了事就赶紧回中国。在天津口岸一上岸就让他发现了美国人罗弗尔趁乱要偷出境外的几箱文物，到底给截了回来。不承想，文物是截回来了，新政府却怀疑他是和罗弗尔一伙的，要不然怎么那么清楚？又是刚从美国回来，抓起来审一审再说。于是就先暂时定了个文物走私罪，关了起来。罗弗尔倒给放了，后来这个家伙仗着已经运出去的文物，成了中国文物专家，还出了几大本书，不管是故宫、历史博物馆，还是考古所，都象是宝贝似地供着他的书，奉为圭臬。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