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讷同聂元梓单独谈话的当天，井冈山红卫兵和红色造反联军的少数学生砸了由毛泽东题写报头的《新北大》校刊编辑部。聂元梓陪同李讷看了现场。据《聂元梓回忆录》记载：“李讷到窗前看了情况，表示很气愤。她对我说，你太软弱了，这是反革命行动（当晚，李讷派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调查现场，指示我们要抓人）。”（《聂元梓回忆录》第173页）次日，王力、关锋在政协礼堂小会议室接见了聂元梓、孙蓬一等人（笔者也在场），了解砸校刊编辑部情况。会议开始时王力说：“昨天晚上听了肖力讲北大砸校刊的情况。中央文革听了，很气愤，也很关心，我们今天这里开会，听听你们介绍情况。”会后，王力吩咐北大写一份简报。回校后由简报组组长杨文娴起草简报，聂元梓等看过就上报了。

关于聂元梓奉命赴上海串连之事，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王力在《王力反思录》里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小标题为：“聂元梓去上海的一段公案”——

“聂元梓的事是我经手的，我比较清楚。……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把北京的群众组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连在一起，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连，把北京同上海连成一片。江青找我，说主席的设想，组织个班子去上海，最早她想李讷（肖力）要去，聂元梓去，阮铭也去，搞个比较大的班子。聂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去负责筹备这个班子。李讷找到我，我介绍她见过聂元梓，陈伯达找到阮铭。这个北京和上海联系的组织，没有牵扯到张春桥。江青说李讷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虑，因为她正在搞农村文革的指示。后来江青又转达毛主席指示，李讷不去，阮铭也不去，班子不要那么大。聂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只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众组织，用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到上海。她不能打中央文革的旗号，完全作为北大聂元梓领导的群众组织的身份到上海去做些观察、联络工作，没有说她的任务是把上海市委打倒。我给聂元梓说时再三叮嘱这几条，说是主席、中央文革的决定。她在上海的生活安排可由上海记者站照顾。”

王力还写道：“现在历史学家、纪实文学家说聂元梓和张春桥在上海秘密见面，搞什么阴谋，聂元梓在上海的行动是张春桥策划的，他俩怎么说，作者都听见了。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张春桥对聂元梓非常反感，张春桥打电话给我，问怎么回事？聂元梓为什么打着中央文革旗号？为什么有事不同我商量？我讲了毛主席指示的几条，我说没有交代她有事去问张春桥，是因为张春桥要回来了。也没有必要，因为她只是代表北大群众组织去串联。没有叫她打着中央文革旗号。”

以上情况清楚地说明，文革初期聂元梓赴沪串连，确实大有来头：奉毛泽东之旨行事。聂元梓等人自沪返京后，中央文革办事组通知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尽快将办事组垫付的聂元梓等人赴沪的四张软卧车票款送还他们，以便结账。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回答说：这四张软卧车票是你们给买的，北大无法报销，理应由你们负责。对方很快回话，说聂元梓等四人的编制不在中央文革而在北大，只能归北大报销，并连连催促北大报销后尽快还钱。北大校文革办公室要他们写一个证明：四张软卧车票系中央文革办事组给买的，可以报销。但对方予以拒绝。此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最高领袖和江青等中央文革要人，既要派聂元梓以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上海支持当地的造反派，希图“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同上海连成一片”（见《王力反思录》第758页），又要掩盖聂元梓等人此行是奉旨行事，真可谓费尽心机。

根据当时的财务制度，只有行政13级以上的干部方能乘坐软卧。聂元梓是12级，报销不成问题。但其他三人皆为一般教师和干部，只能按硬卧报销。差额如何处理就成了问题。彼时中央文革办事组又频频催促还款，无奈，聂元梓只好自掏腰包补齐差额，还钱了事。

《记忆》2016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