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后，在人人自危的恐惧下，海内外社群活动减少，联系也变淡了。傅梓有时觉得，“我们在社会浪潮之下，曾经有无数人站在身边，像海浪一样裹挟着冲向体制高墙。现在浪潮退下去了，我们留在沙滩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好像被抛下了。”

共存

精神最紧绷的时期，羊艮依然在社交媒体转发公共议题，发完又很害怕。她自嘲“胆小又觉得要发声，发完就害怕，不发又做不到”。

傅梓也发现，局势根本不允许自己缩起来。“因为身边朋友一个个被找到。我们需要收集情况，我就承担收集风险、了解具体情况的工作。”

他“受够了活在恐惧中”，并做了最坏的打算——政治庇护。傅梓仔细研究所在地的政治避难法律、程序运作，还跑去难民营了解生活，评估自己是否有能力踏上这条路。“基于安全考虑，必要的时候要下决心，另一方面还是有很多牵扯、顾虑，要完全和中国切断联系还蛮遗憾的。”

但不管怎么说，下定决心这个动作给了他勇气。

“你把那个东西（恐惧）想像得比你还大，你觉得它伤害你，你解除了那个误会，或把自己变强大，恐惧会消失。”柏莉曾是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在北京工作数年，参加了在北京的白纸运动。

庞大的恐惧被拆解为细小的、可应对的解方。航星为自己打造了两个身份，普通大学生和在日活动家。大多数人认识的航星，是一位大学生，过着上学、吃吃喝喝、与教授吵架的生活。在日活动家则会组织活动，运营女权相关的 Instagram帐号，在线下办展览。航星有意识地避免合照，以防两个身份在社交媒体上相遇。

傅梓也有控制恐惧的方式。例如建立一套信任判断的标准，“看大家做的事情，哪个刑期更重。如果刑期差不多，那就可以有信任的基础。”在向不熟悉的人介绍自己时，他会优先展示不那么敏感的身份，例如先介绍自己是读者、或者向对方介绍某个平台；如果对方也是参与者，傅梓会考虑用行动者的身份介绍自己。

“你不踩线怎么知道线在哪呢？”在香港参加过白纸运动的小钱认为，红线是测出来的。“比如你看新闻和做行动就会知道，六四悼念是不行的，但是目前来看做女性（行动）还可以。”

一度徘徊在解体边缘的《莽莽》决定继续走下去。大家转移了工作平台，更加注重信息安全，日常采取信息“阅后即焚”的形式。

“我们自己也很感慨，分明是做文字的，但信息只能存在一天，24小时后就会准时删除。”傅梓说。

被恐惧缠身数月后，改变发生在六月。傅梓在英国参加六四纪念，现场不同社群的行动者们向傅梓夸赞杂志办得不错。他感受到还能在不同国家、社群之间做更多横向连结，“重新找回未来行动的可能性”。

在连结中，恐惧衍生的孤独会被切断。随着与更多NGO行动者接触，傅梓了解到伊朗、阿富汗、俄罗斯的行动者也有相似处境，孤立感随之减少。有一次，他和班上伊朗同学聊起安全问题，伊朗同学耸耸肩表示理解，然后缓缓从怀里掏出两个手机。傅梓很惊讶，也从怀里掏出两部手机。两人打开手机，都开着VPN，一人在A国、一人在B国（注：均不是所在国），二人相视苦笑。

顺财认为，与恐惧共存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白纸过后，吸纳和维系社群成为面对恐惧的缓冲地带。例如，小范围做一些“人畜无害”的事，看电影、骑车、爬山。在这些不敏感的活动中，或许能发现聊得来的可靠朋友。通过建立和维系社群，打开新的窗口，也能从中了解更多本地议题。“很多“正常”的途径（游行、集会）无法实现，个人的表达力量也很小，所以不得不去通过一个‘社群’的方式做一些事情。”顺财说。

这个秋天，为了接触到更多真实的人，《莽莽》举办了第一次线下分享会。在确定做线下活动前，尤加花了些时间了解和认识当地社群，心里有底后，才敢发布活动信息，“也没法100%感到安心，发布信息的群里有许多人不认识。”为了控制风险，尤加拒绝参与者空降活动现场，必须提前报名。

不过，恐惧仍会在不经意中现身。活动前，尤加忙碌于准备分享内容，在现场接触到读者，也一度让他将担忧抛至脑后。但中途出现了小插曲——一位走错门的人士突然开门、探进身子，尤加赶紧叫停线上成员的分享，气氛一度凝滞。后来经过交涉，才知道对方不是秘密警察，仅是一位找错地方的路人。

在上海，让羊艮紧张的警车巡逻已成了一种常态，她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害怕了。“你每次出门都可能会遇到，从恐惧慢慢变成习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