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好像变成了一个敏感词。”尤加说。恐惧一度溢出，传染到其他社群的海外行动者。一些社群原本有定期的线下聚会，也因《莽莽》的安全事件取消。

白纸运动促使政治站队变得大胆而公开，大家在看到彼此的同时，亦加剧了恐惧和警觉。缺乏安全感的交流，也难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真实的连结。身处美国的行动者胖丁说，以前大家参加活动还愿意添加彼此的微信，现在都用 Signal、Telegram或 Whatsapp等相对更安全的社交软件。线上群组中，也更倾向使用匿名。胖丁在海外参与运动已有四五年，关注女权、种族、社会动员等议题。四通桥事件后，纽约在地组织“不粉红”成立，胖丁加入其中做志愿者。

“我不觉得在海外就安全，家人还在国内。我知道他们（政权）会做什么，如果暴露了，一定会牵连到家人。”航星20多岁，正在日本留学。曾将政权视为“慈祥的父亲”的她，少时使用母亲的VPN翻墙出去，了解到六四的历史：“原来慈父不仅家暴、还会撒谎。”

刚到日本时，她不信任身边所有中国人，甚至假设所有人都和秘密警察有关系，自己随时可能被举报。“秘密警察算是我最大的恐惧。我不知道话说到什么份上是不可以的，不知道在哪里说有可能会被听见。”

为了参加在日华人组织的白纸运动，航星做足了伪装。除了口罩，她也戴上帽子包住染成亮蓝色的头发，连耳朵也不落下，并专门购入优衣库当季热销衣装——穿得愈普通愈安心。背上日常使用的背包时，航星也会取下挂饰、徽章。2022年参加港人在日本举办的六四集会时，航星甚至戴了两层口罩，因为担心现场有冲突，会被人扯下口罩。

恐惧是“鸡生蛋、蛋生鸡”。“特别是在简中媒体上，过度渲染海外游行的冲突、抗议者的暴力破坏。让大家害怕暴乱、肢体冲突、警察抓人等，也就降低了出去参加身边事情的动力。”胖丁观察到，这种恐惧被一定程度放大，有参与者要求组织者创造一个绝对的安全空间，比如英国的女权脱口秀要求“全女环境”。

港区国安法落地后，顺财认定，在政府时常担忧“剿匪不力”的“新香港”，做行动要建立比“打压已相对制度化”的大陆更严格的自我保护，比如，保持匿名和使用安全的手机软件。顺财也在日常人际关系中练习区分人——哪些人不会举报我？哪些人的安全措施做得够好？

“2019年之后，大家都知道安全水平线大概在什么地方。又经过2020年，看了那么多的case（法庭案件），知道怎么去做区分。”顺财20岁出头，她一度以为自己能踩住安全线。

但这套区分系统被现实击得粉碎。年中，在港大陆学生曾雨璇被控煽动罪。曾雨璇2022年来港后参加白纸运动，又于2023年1月和6月两次被捕，第一次涉及悼念2021年“七一刺警案”的涉案者梁健辉，被保释后，又因试图于六四前夕进行纪念活动再度被捕。曾雨璇认罪后被判刑6个月，是第一位被判“煽动罪”罪成的港漂。她刑满后被香港政府遣返中国，随后音讯全无。

曾雨璇案披露的证据包括：她与八九民运人士、传媒记者、朋友等人的对话记录，以及手机备忘录写下的注意事项和紧急联络人等。相关证据被法官接纳，写入判词。

旁听曾雨璇案后，顺财的恐惧被推至最高点：“感觉距离很近。好像你和朋友之间的聊天就可以被定罪。”她开始失眠，脾气变得暴躁，“无差别攻击”亲近的人，有一两次甚至在公共场合崩溃大哭。顺财忍不住想洗白自己，把国安法讲座转发到微信朋友圈，清理社交媒体帐号里的行动相片，退出活动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