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记载受难者的努力一直在持续。有一个年轻人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DimaYurasov生于1964年，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当局不提过去的政策，使他们对斯大林时代的历史一无所知。他在高中时偶然读到关于迫害杀戮以及斯大林死后的“平反”。但是当时正是新斯大林主义气氛笼罩的时候，连他的母亲也不跟他谈过去的事情。他立志学习历史。他成绩优异，却没有去考名牌大学，而是进了历史档案馆，查找事实记录。后来他被征兵，他写的历史小说手稿被人告发了，手稿被没收，他被迫“检讨”。离开军队后他考入最高法院当了一名职员。他设计了一张关于受难者的标准表格，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死亡时间，民族，党派，社会背景，最后的工作地点和被捕前的身份，被逮捕和迫害的事实，平反状况。在18个月里，他做出了十万张受难者的卡片。此事被上司发现后，他被开除。后来他当了卡车司机。
1987年，在作家中心的一个集会上，开始的发言者们都只是用一些隐喻和拐弯抹角的话来谈论过去。老一代的人惯于用这种方式说话，他们最直接的抱怨仅仅是得不到信息。Dima产生了受挫感。在散会之前，这个23岁的年轻人走上台去，描述了他做的工作，他说他已经收集了123，000张受难者卡片。他告诉听众，他看到了最高法院院长给赫鲁晓夫的机密信件，从1953年到1957年，60万人得到了平反，从1963到1967年，又有61万2千5百人得到了平反。听众被深深震动。主持会的一位年老的历史学者，激动地说：“这个年轻人知道得比我们都多。我对他非常感激。”
在这12万3千名字之后，名字继续增加。2000年，发行了上面有60万个受难者的光碟。然后，经过努力，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一倍。
去年在美国出版的一部近700页的英文书《古拉格：一个历史》，对整个迫害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载。这本书的作者AnneApplebaum是美国人，她没有俄国人的亲身经历，但她做了29个采访，阅读了大量的俄文原材料，包括档案资料和发表物。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有一个以上的引文，关于材料出处的注解就有49页，引用过的文章有三百多篇。这本书写得扎实，细致，清楚，条理分明，是一本优秀的著作。今年看到这本书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报道，我开玩笑说：好像我在评奖委员会里面似的。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这本书的基础的材料，显然是来自俄国人已经完成的大量的有关工作。
“种族灭绝”,“大宗谋杀”，这些词语现在被用来描述二十世纪发生的反人类罪行。到底“种族”“大宗”有多大？不是几百，不是几千，也不是几万。这两张光碟提供的，是一百三十四万多个人。而且，这不是全部受难者，只是有记录的经过法庭审讯的人。光碟制作者说，受难者总数有十倍于此。他们还在继续作。
谁是做这项受难者名字工程的人？报纸介绍说是一个很小的但是非常有奉献精神的群体。光碟发行时，他们的一名发言人说，作这项工程是为了记录历史真相，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的道德自救。
关于最后一点，我想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典范。这不是一项由政府支持的工程，人力物力都不宽裕，工作量如此巨大，工作中接触的材料只有令人悲伤的内容。长年累月致力于此，必需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和软弱。只有在很强烈的道德力量支持下才能坚持。
阅读斯大林时代的故事，对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会有双重的痛苦：既为俄国人的悲惨遭遇，也为在中国发生过的极其类似的事情：迫害的规模、性质和手段，甚至一些细节。
在斯大林时代发生过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也发生过。中国也有过最高领导人签名大批逮捕关押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过为红卫兵打死数千老百姓欢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过指导如何进行“群众专政”、召开“斗争会”和建立“牛棚”的各种高层指示。最主要的是，中国也有过千千万万的政治恐怖的受难者，人数不会少于俄国。
而这里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俄国人已经把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书写出来了。他们没有觉得名单太长、没有人会感兴趣。他们坚持努力，不但为受难者平反，也记载他们的名字和遭遇。他们坚持要还给死者名字和尊严，实际上也是为生者的存在作肯定。他们所完成的，是他们个人的努力成果，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的伟大人文传统。
写于2004年9月
附记：
这篇短文写完不久以后，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的样子，二十来岁，穿牛仔裤和体恤衫，只是说英文有口音。他是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读了本科后，到芝加哥大学来读研究生。他对中文这样一种和英文、俄文大不相同的语言感到非常好奇，于是查到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来谈谈中文是怎样一种语言。我很高兴和这样一个聪明而有求知心的学生谈话。谈了一阵语言问题，我拿出了这两张光碟。我说我的俄文知识非常有限，所以希望他帮助解释一些东西，另外，我也很想知道俄国人怎么看这样的历史。
他说：听说我的曾祖父就是那时候被杀害的。
我说：那我们就到光碟上搜索吧。光碟上有“搜索”功能小窗口。
他在我的电脑前坐下来操作，一边却犹豫着说：我怕会有拼写错误。
我想了一下，就明白了。他所说的“曾祖父”，实际上是他的妈妈那一边的，而且是他的母亲的母亲的父亲。尽管都是父系社会，孩子们都用父亲的姓，但是英语亲属称呼不区分是父亲的还是母亲的父辈和祖辈，不像中文把母亲的父母称为“外公外婆”以示区别。因为这个原因，他有点把握不定他的外婆的父亲的姓名。
但是他很快就找到了。他看了光碟上的文字，说：不会错。是他。
光碟上有死者的居住地和职务。他说，那是他外婆外公的老家所在地，他的曾外公是那里的一个矿上的视察员。那是一个小地方，不会有同名者。
我读了光碟上的文字：1937年12月被逮捕，1938年2月处决，根据法律58条之二和之四。
我在索尔仁尼琴的三卷大书《古拉格群岛》书里读到过这个法律“58条”。这是关于所谓“反苏维埃罪”的法律条文，其中有14个分条。第十分条“包括号召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获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索尔仁尼琴支出，这个条目的但书只规定了在和平时期的最低刑（不能低于！不轻于！），而最高刑罚则是没有限制的。
这名数学研究生说：“这个人的女儿，是我妈妈的妈妈，她还活着。”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在说，这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也不是太久以前，跟活着的人依然紧密相关。
于是，我建议他复制光碟，寄给他的妈妈和妈妈的妈妈。我们马上就动手复制。应该说，这也正是光碟的制作者的愿望。后来，我也给别的人复制过这两张光碟。
我受到的震动至少是在两个层面上的。一个是俄国受难者的广度和密度。自从收到这两个光碟之后，我只和仅仅一个从俄国来的人谈起这个事情，他的妈妈的外公就在其中。这当然有偶然性，但是想想总人口和受难者的比例，就知道这是规模非常大的杀戮。第二是关于判处死刑的法律依据的。索尔仁尼琴多次指出这个“58条”的荒谬和残忍，犯上这一条的，至少都是十年徒刑。如这名研究生的曾外公，就被判处了死刑。
不过还应该看到，在我收集到的文革中的判刑书中，有比斯大林更残酷的。
一份写于1967年的死刑判决书写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特判决如下：判处反革命犯XXX死刑，立即执行。”在一份写于1968年的15年的判决书中，只写了“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判处现行反革命罪犯XXX有期徒刑十五年”。在一份写于1970年的判处13人死刑的判决书里，写的是“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显然，从文革的第三年开始，判决书不再引用法律条文。
又过了一些时间，俄国人把受难者的名字列在了电脑网上，网址是www.memo.ru。他们的标志是一支燃烧的蜡烛，意思是燃烛纪念。他们也建立了一个组织，名为“纪念”。他们搜集关于受难者的资料和物品如日记、书信等。历史学者可以使用他们收集保存的资料写现代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