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例子，无数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和他一样，在诱导说服乃至威胁之下，对自己痛加贬损，被迫承认过去所犯的无根无据的错误，宣誓效忠于人民。之后，他们才被允许加入新公民（人民）的行列。

传记作家的慨叹也是读者的慨叹。时代的悲剧性无疑是这代人的共同宿命，回望从历史深处走过来的这代中国人，无不带有这悲怆的遗迹。那些载入新中国史册的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很少没有被摧残过的。以前我们以为丰子恺先生是中国艺文界的异数，作为诗僧合一的江南才子李叔同先生的亲授弟子，他深受恩师影响，长期浸润儒释道的思想，心性淡泊，窃以为丰子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演进中是独立于时潮世风的。然而事实上丰子恺也只是延续了此前知识分子普遍有过的悲剧。没有人能逃离红色风暴狂袭下的悲剧性命运，丰子恺也不能。

三

传记是第一次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完整描写丰子恺，也许因为它的作者是外国人——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文化批评家，也因为他是跨领域的电影制作人，《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在思想上显示出其开阔的视野，对历史的呈现真实而中正，不为尊者讳，其中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叙述详尽而深入，对知识分子受到精神迫害及肉体摧残多有细节描述。

东西方知识分子的表现及命运是我关注的，艺术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一脉，他们的心灵史及精神境况映照出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展现了丰子恺的成长史，他的出生环境，学养的培植，师承关系，学术成就，艺术造诣。这都是我们通常在艺术家传记中看到的叙述，一代诗僧李叔同与丰子恺的师生关系，已成艺坛佳话。每个艺术家的成长道路都是独特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包括时代背景和社会演进的图景也都是熟悉的。不同的是传记对传主的内心呈现和精神分析。我们看到一个艺术家的内心矛盾，他的独立的内心世界，他在社会的进退，与权力者的关系，这是隐秘的鏖战。这或许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精神历程，个人智识的觉醒与现实的磨难共生。

传记作者引述匈牙利作家杰克▪哈拉兹提的话说：

艺术家被训练得不能创作任何不得出版的作品……任何形式的公开抵抗都被视为专业不过关的表现。国家是仁慈的，艺术家尽量不去冒犯它，服从者将获得自上而下的慷慨对待。人类个体命运的波动和摧折笼罩在国家在历史和时间的演进中。

阅读《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前后，我也在阅读苏珊▪桑特格。随笔集《重点所在》、《同时》，谈话录《我幻想着粉碎一切》、《苏珊·桑塔格谈话录》。杰出头脑，卓越心灵，正直人格，这些优良质量集于一身。2004年苏珊去世时我做她的纪念专题，苏珊的友人——诗人杨炼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论及她的逝去是“世界失去了一个评估的尺度。”

除了艺术造诣和学术成就，我更关注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与公共表现。在阅读《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时，我的注意力不断被吸引到桑塔格那里，以她作标尺衡量中国知识分子。我以为，苏珊▪桑塔格是现代的，更符合文明世界，同时也是普世性的，她代表欧美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即：关注公共事务，以批判为己任，对权力说真话。

1967年2月28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联合发表抗议“文革”的宣言，但很少有中国作家抗议这种极端的文化恐怖主义。中国知识分子除了自杀，只有依附和服从可以选择。除了自杀，属于那代知识分子的还有牛棚，很多作家和艺术家回忆过他们被关在牛棚的经历。劳改营也是知识分子的去处，比如甘肃的夹边沟劳改农场，当年关押过很多人。

阅读丰子恺时候则感受到弥漫在书页间的中国印迹，权力的意志和政治性对人的肆意压迫、改造和摧残，对批评者的整肃使个人精神的独立完全丧失，即使在知识分子群体之间，在艺术家群落也罕有拥有独立意志，所有在现实中沉浮的个人都必须忠顺于权力的意志，依附于体制和组织。艺术家的人生运行如鸵鸟只能在规定的政治沙漠里逡巡，即使以隐士姿态行世的丰子恺也如是。他在政治运动中写下的那些自我批判，自我检查，无不显现出个人的脆弱以及政治环境的严酷险恶。

晚年的丰子恺除了绘画技艺日臻纯熟，他的人生经验愈益练达。对佛教的皈依使他性情趋于淡泊和出世。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除了作出必要的社会应对，丰子恺选择的基本人生策略是隐逸，尽管做隐士很难。应该说，传记的题名“艺术的逃难”对丰子恺的概述是准确的。比较他的好友们，比起那些罹难者，丰子恺确实是个异数。他在经历过惨烈的浩劫之后幸存下来，即使在政治迫害中也保全着生命的赤诚，保全着人格的尊严。在残酷岁月中太多的人沦为牺牲品，太多的人在历史洪流中遗留可耻的印迹，而丰子恺选择的隐逸般的生活道路使他基本避开了魔鬼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