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坐的消亡，使中国人的性格发生了变化

跪坐作为一个文化重要的符号标志，随着椅子的舶来，慢慢消亡在中华的文明中，随之消亡的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很多优良传统。

例如，朋友之间再也不可能“促膝谈心”了，夫妻之间也无法“举案齐眉”了……想想看，古人跪坐在席上，双膝相依四目相对，身体距离与心理距离都离得很近，很容易坦诚相待相互交心。

若是放到今天，两个人面对面坐在椅子上再“促膝”在一起，不但两个人自己觉得别扭，旁人看来也必觉得不伦不类。人与人原来诚挚地正面相对，变成了坐在椅子上侧身相顾，或是隔着桌子拉开了距离，坦诚、信任的品格从此渐失……

正因为在历史上摈弃了跪坐(正坐)的礼俗，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也变了——端正平稳变成了歪斜不定，原本的典雅变成了渐沾市侩粗俗与慵懒散漫之气。

而席居生活，实为一种“大起大落”的生活——坐卧得低，突然站起便显得高，因为中间落差的距离很大。这种“大起大落”天生就是“四平八稳”的反义词，容易形成一种果敢、锐利和具爆发力的性格。

而当中国人普遍都在高桌高椅高床上生活了以后，由于坐卧站立的距离落差小了，“大起大落”的感觉便没有了。奇妙的是，这时候中国人的性格也走向了四平八稳，并且用“中庸”来解释自己四平八稳的合理性，把古人的哲学概念也拖进庸俗的境地。

跪坐的消亡，固定了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

现在，已经有人在医学的角度上，发觉正坐对中国古人思维的影响了。不少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冥思苦想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走动，这时候，脑中灵光一闪……医学上的解释大意是从地上跪坐的状态突然站起，由于距离落差大，体内“气血”上冲，刺激脑部神经，使大脑思维功能瞬间加强，这种情况下更容易诱发灵感的迸发。

古代文人在思考、写作的时候，由于思绪翻飞，难免会围绕着案几站站坐坐(没有椅凳羁绊，站站坐坐很容易)，多少哲思的火花，便在那许多次站起后的瞬间闪现。

我不敢武断地说这种“站站坐坐”就等于在提高智力，但古人一会儿贴着地面思考，一会儿又凌空思考，这种大落差的转换或许会带来心理上的变化体验，从而影响到思想的性格特点，以至影响、形成一个民族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和文化心理。

中国文明最大部分的智慧成果也正是产生在那个席地跪坐的时代，尤其在正坐习俗最盛的周、秦、汉、魏、晋时代，是中国人最具灵性的时代，全面固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特征。

跪坐的消亡，减弱了中国人的优势思维

纯粹的华夏哲学精神就是跪于天地之间思考，这是典型的东方思维修炼，讲究的是顿悟，是灵光的闪现，是一瞬间就使思维达到终点。

与之对应的西方人思维，反倒是一种四平八稳的思维，它不讲究顿悟，不需要太灵光，重视的是过程，重视老老实实地推论，所以西方人的逻辑演绎能力强于中国人。客观地说，这两种思维各有优长，由于文化背景各异，很难兼而优之，但是，要俱失之却并不难!

也许是巧合，自中国人普遍地从地上站起坐到椅子上去以后，中国人的思维从此走向僵化，曾经有过先秦的深邃、魏晋的灵睿、盛唐的飞扬，而自宋以后，则渐趋僵死、老迈、枯燥、压抑。

中国人一贯擅长的东方思维能力亦步亦趋地下降，只有在禅学中还得到了几许继承，而逻辑思维更是自古以来的弱项，从此以后，中华文化呈萎缩不前之势，盖因中国人的优势思维正在减弱，而劣势思维也未能增强之故。

跪坐的消亡，丢失了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

其实正坐的优处还不只如此，它真正的意义是吻合中国古人的哲学思维和对待天地的态度。坐于地，表达了对大自然的亲近，而采取跪坐，则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畏，这正是华夏文明的原道精神;与之相对的是西方人“凌空而起”的“立体”起居，象征着疏远自然、不敬天地，故西方人热衷改造自然。

当中国人全部习惯坐椅子的时候，这时的日本人突然又模仿起中国古人的跪坐了(朝鲜人更习惯盘腿坐，也即胡坐)。因此今天我们不要鄙夷日本人喜欢跪坐，他们是我们的学生，只不过作为老师，我们自己后来弄丢了最珍贵的坐姿。

这一丢失不要紧，整个民族的阳刚之气也慢慢丢失了!所以自宋以后，中国在外族面前屡受屈辱，不复当年华夏之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