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长林 童潇竹
编者按﹕虽然自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开放阅读以来，共产党学者和国民党学者犹如“赶集”似地穿梭在大陆、台湾和美国各地，他们的阅读研究成果，更能够在大陆和台湾通行无阻。但是，这篇文章，目前无论是在大陆和台湾都不能发表。本刊囿于这一实情，决定自本期起予以连载，请海内外的读者给予关注。
前 言
在海内外已经造成很大影响的“蒋介石日记”开放阅读，已有三年。这实在不能算是太短的时间了。
然而，三年来，我们虽然至今看不到“蒋介石日记”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海外的原本出版物，但是，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几乎只有，或绝大部分，都是被派赴美国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们的阅读“成果”，并且炒作得十分地热闹。
当然，这些中共学者，不论是在六十年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他们都一律地被称为“中国著名的和权威的历史学者”，尤其是中共大陆媒体的广泛介绍和蓄意推崇，已经开放了三年的蒋介石日记的“解释权和话语权”，也就几乎、甚至是又一次被这些“中共著名的和权威的学者”所一统。
如此，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普通学者和黎民百姓，也就只能听到、读到被这些中共学者或“风卷残云” ，或“细嚼慢咽”而反刍出来的阅读成果。于是，蒋介石日记开放阅读的初衷，被存心地扭曲了；蒋介石日记的本相和相关历史真相，则被蓄意地“走形”了；一大批被迅速炮制出来的御用学术著作，和成百上千部被抢拍出来的电视连续剧，竟配合着中共学者阅读蒋介石日记的成果，掀起了一股要“公正地否定蒋介石”和要“艺术地污蔑蒋介石”的恶潮，从而使蒋介石日记的开放阅读，越来越滑向了“应该让人民借此了解历史真相”的反面。原因，就是早已被大陆民间二十余年如火如荼之历史反思，特别是对蒋介石在中国大陆愈来愈高之声望日益感到坐卧不安的中共，终于借开放阅读蒋介石日记，不仅找到了一个“必须重新统一对蒋介石认识” 的时机和楔口，而且找到了加以利用的方法和手段。
中共为利用开放蒋介石日记阅读，而再次对他的对象采用“统战法宝和挖心战术”，其在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身段之柔软，手法之灵活”，在程度上所达到的“渗透之深，撼动之巨”，在目的上所想得到的“统一思想和欺骗舆论”，可谓相当成功。特别是在近年来大陆民间的一片“颂蒋”声中，把蒋介石先生的所谓“历史罪行”，巧妙地、甚至是“公正”地再一次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不仅维系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对蒋介石的基本历史否定和重大历史栽赃，对蒋介石制造了新的侮辱；还对大陆人民二十余年的艰难历史反思及其痛苦成就，进行了全面的反扑；为正处在迅速觉醒阶段的许多国人，制造了新的思想混乱。其所行所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当然，这一切都是中共通过其御用学者们的阅读、“研究”和宣传，才达到了目的。在人民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中国大陆，还有哪一家“党的媒体”敢于公开唱反调呢？在中共的专制思想统治还在残酷地苟延残喘的今天，普通的学者和百姓又有什么能力，能够在哪一家报刊杂志甚至是在互联网上，去和中共的学者们“抗衡叫阵”呢？中国大陆已经二十余年的民间历史反思，居然因为蒋介石日记的开放阅读，而遭遇了一股“似是而非、为非称是”的巨大逆流。虽然，对历史而言，也只能与中共八十余年的欺骗和谎言一样，最终仍然也只会落得个“流水落花春去也”罢了。
蒋介石日记是中国现代历史真相的一部份，甚至是很重要的部份。但是，由中共和中共御用学者来“促成开放”（中共学者言），引导方向，恶意传播蒋介石日记，甚至为一心符合“胡锦涛同志对相关历史问题研究的指示” （中共学者言），而利用、阉割、歪曲蒋介石日记，直至大造符合中共迫切需要的舆论，所谓“因势利导”，犹其是要为“制造专制和谐社会”而卖力，这大约也是海内外很多学者不屑与之“同流合污”的原因。
为澄清“蒋介石日记”开放阅读已经造成的不幸误区，为让自己的人民知道中共利用蒋介石日记开放究竟是要干什么，干了什么，为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中共学者阅读研究蒋介石日记所造成的弊害，为使中共对蒋介石之“最后的侮辱”不能得逞，我们不得不在蒋介石日记开放三年之后，在国内媒体上选择了几篇最重要、最有影响、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阅读“成果” （包括报导和采访录），采用全篇照录，分段引用，再加以评点的方法，来和大家一起分析和探讨，以为有朝一日“蒋介石日记”能够向中国大陆人民真正开放和全面开放而聊尽其责。
我们呼吁尽快出版原本和全本“蒋介石日记”，让中国大陆人民知道蒋介石先生的本来面目和真实形象。
第一篇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 × 自序
（本文摘自× × × 着《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自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历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况很复杂。一种是因“捧”。将某一个人捧为天纵之圣，绝对正确，永远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远处于黑暗中一样。一种是因 “骂”。将某一个人骂成十恶不赦，坏事做绝，祸国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杀的天字第一号大坏蛋，仿佛一切罪恶，一切黑暗，均源于斯人。
评点﹕
道理似乎说得全对，言词似乎十分公正……。但是，历史的本相从来不会迷失。因为，本相只有一个，过去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过，今天，它在历史上依然存在着。迷失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寻找者或研究者，褒奖者或鞭鞑者，蒙蔽者或欺骗者，还有就是“别有企图”或“心怀别绪”者。关键，是我们如何去接近本相，如何才能去接近真相。找出更多和更加接近本相的历史真实来。倘能如此，那我们的研究方向，就是正确的；我们所发掘的事实，就有可能更加接近历史事实本身。
所谓非好人即坏人，非神即鬼，不是天纵英明就是天生罪人，或非善即恶、非功即罪者，也正是共产党所独有的“两分法”。因为共产党对历史人物“不是批倒批臭，就是捧红捧紫”，其惯用的手段，则是“昨日还在号召万方歌颂之，今天已经号令人人打倒之；还要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共产党的此类“史迹”，实在是多得枚不胜举。至于共产党的“欺骗史学”、“颂歌史学”，“阴谋史学”、“影射史学”和必须为其“革命”、“极权”、“暴政”服务的形形色色史学，诚如辛灏年先生所言，除却前苏联为首的“马列党族国家”――就是那个已经崩溃的“社会主义阵营”，则不论中外，便确然是史无前例。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自古就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等许多的铮言，就有许多为纪录实史而不惜掉头的史家，更留下了千千万万种敢于，或无须“敢于”，就能够据实而论，好坏兼述，美恶俱呈的史书和史籍。
所以，“非神即鬼”的史学，惟有马列中国之一代“史学”所独有，如果它还能够被称为史学的话。然而，中共学者在此却以莫须有的方式，明知只有共产党拥有此“独家史学和不伦史学”，却将之说成是仿佛与共产党无关的一般历史研究现象，作者是否有为中共“隐恶”的意图，便有些嫌疑在身。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因为无论做什么，只有“思无邪”，才能“行端正”。无邪则正，邪则不正，更不是自命“公正”便能够“公正”得了的。虽然，凡是有党派的，自觉或不自觉都要为其党派服务的学者，则是无论如何都是很难做到公正的。
自序﹕
蒋介石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大事。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北伐、清党、剿共、抗日、内战， 很长时期内担任中国党、政、军三方的最高领导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 1949后退到台湾，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在活过88年以后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被神化、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勋盛德”，“光华流泽”，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则被鬼化、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民族败类、千古罪人。两种情况，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
评点﹕
作者在“比兴”之后，终于开宗明义地说到了他的阅读研究对象――历史人物蒋介石。其所述蒋介石的重大历史经历，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其所提及的某些历史事实和说法，有的令人费解，有的则需要加以说明，有的尚需要帮助作者来“说穿”。
第一，历史上有过两次“国共合作”吗？
在大陆民间历史反思早已否定共产党的这一“历史性欺骗”之后，作者还要根据当今共产党之迫切需要，在阅读蒋介石日记的成果中，大谈“国共合作”，依旧“党云亦云”，令人匪伊所思。
历史的事实是﹕
在蒋介石的辞典里，一是1923年从苏俄归来后，就曾坚决地反对所谓的“国共合作”，反对所谓的“联俄容共”，明确指斥当时的苏俄与老沙皇及世界上的帝国主义“没有二样”，对中国的疆土，特别是我们的新疆和满蒙，甚至是本土，都充满着野心（注1）。而后来的历史也早已证明他完全正确。
二是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在共产党数度向他提出“四项保证”（注2）之前提下，蒋介石才表示接受共产党“输诚”，说得不好听，就是接受共产党“投降”。自此，中共逃亡的“落脚”地陕北，便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允许建制的陕甘宁边区；中共的两万逃亡军队，遂成了吃国民政府给养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所属第十八集团军，就是“八路军”。虽然他们不打日寇，专打国军，希望“日本人对中国的土地占得越多越好”（注3）。
那么，“国共合作”一语从何而来？就象所谓的“新三民主义”，纯粹是在孙中山死后两年，由前苏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帮助中共捏造出来的那样，“国共合作”一语，则是列宁在1921年对苏共（布）、俄属共产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党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是因前苏联共产党在联合中国的“南北两军阀” 失败失算之后（注4），因发现在中国真正有影响、有力量的还是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列宁才指示他的“中国支部”――中国的共产党，要和中国的国民党实行“合作”。说穿了，就是其时人数尚只有百二十人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在秉承境外主子的指令，要借“国民党之怀，育共产党之胎”；就是当时戴季陶所说的，共产党是在“利用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们的共产党”；或当时的汪精卫所说的，共产党就象“猪精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那样，要打入中国国民革命阵营，以诱惑国民党，诱发中国的共产革命罢了。所谓“国共合作”一语，纯粹为列宁所创造，所指示，所命令。而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不过是前苏联的阴谋伎俩和中共的听命从事（注5）。中国大陆学者、前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所长陈锡其教授，早在1986年就已经指出，在中国国民党（不包括当下的台湾“中国”国民党）的全部文献上，非但没有出现过“国共合作”的文献，就连“联俄容共”的文字都没有出现过，它们最早都是出现在苏俄和中共的文献上（注6）。至于今日国民党不孝子孙们还在糊涂地呓语着什么“国共合作”，我们就不去说他了，说也无聊。所以，所谓国共合作，正如《谁是新中国》一书所言﹕ 前者不过是中共受命苏俄，借参加国民党为手段，而要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后者则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时，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表面投诚和虚假归顺（注7）。
第二、中共学者，也算“学者”。是学者，在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上，就不能含糊其辞，更不应该装糊涂。孔子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在中国的现代史上，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把蒋介石美化成了千古圣人？又是哪一部分人把蒋介石丑化成了万古罪人？特别是后者，这是中国大陆的几代黎民百姓都耳熟能详的事情――是共产党，才把一个曾领导了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成功，更领导了中华民族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大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丑化、恶化、妖魔化、流氓化了。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辨识新中国”之同时，还必须“还原蒋介石”（注8），便成为中国大陆民间二十余年历史反思怀有深悲巨痛的历史主题曲之一。
然而，中共学者阅读蒋介石日记的“研究和成果”，非但绝口不提大陆民间二十余年的历史反思成就，绝然不提及人民痛苦“还原蒋介石”的功绩，更是绝不提及﹕正是共产党才竭尽所能、不择手段地诬蔑了蒋介石，是共产党才极端地甚至是无耻地要将蒋介石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子”上，还要踏上无数只脚，妄图叫蒋介石世世代代不得翻身。因为，正是共产党，才联合了一切外敌和内敌即﹕中华民族的世仇大敌前苏联， “专打蒋、不打共”的日本侵略者，和大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革命的所有逆子贰臣，以及作为满清王朝遗老遗少的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才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打倒了蒋介石，篡立了中国的马列政权。避开了中共“诬蒋、打蒋”这个历史真实和现实真实，撇开了中国大陆民间二十余年还原蒋介石的艰难痛苦成就，只含糊其词地“这一部份人”，“那一部分人”；“这一极端”，“那一极端”，其与共产党不言而喻的暧昧关系，其对人民反思潮流暗相抵触的对立立场，岂非耐人寻味？如此中共学者，还要一开场就要一再地标榜公正，又如何标榜得起公正？又怎么能够公正得起来？
第三、至于把蒋介石当作神明者，有没有，有。他的一些曾与他生死与共的将帅部下，其中残留人间者，至今提到他都会老泪盈眶，甚至作文颂蒋以至于极。这只是表达了他们对蒋的感情，却不是在“作史”。它们当中岂但大多数不是什么历史学家，就算有专门肯定蒋介石一切正确的国民党御用学者，它们也从没有用过共产党对毛泽东那种令人肉麻甚至是令人恐怖的疯狂谀词，什么“红太阳”、“四个伟大”之类，如郭沫若“两个太阳”的颂歌等等。而且，他们从来不曾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上，形成过一种流派；更未在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上占有过任何地位。相反却遭遇过种种非难，有些对他们的批评也并非不对，那是因为他们以感情倾诉代替了客观陈述。
反之，就历史事实而言，当蒋介石为民族国家建功立业之初，不仅横骂他的多，而且恶打他的更多。蒋不仅在拥有着相当言论自由的大中华民国报刊杂志上天天遭人横加指骂，而且在蒋介石为了统一民国的艰难奋斗中，岁岁年年地遭遇着诬蔑、反扑、颠覆，甚至是勾结外族外敌对他进行殊死地进攻――中共首当其冲。那些不是拿枪、而是拿笔的共产派文人，不就公然地在“解放前”的报刊上责骂蒋介石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吗？甚至年复一年地破口大骂蒋介石反动、黑暗，是个“地痞流氓”吗？谁把他蒋介石当作神明了？谁把他蒋介石当作圣人了？连当时的国民党也没有。国民党内公然反蒋，甚至几度逼蒋介石下野的事实，可谓人尽皆知。就不说谁又曾把蒋介石当成“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的红太阳”，而天天都要向他作“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了――有吗？再就是，直到今天，又有谁人敢于稍稍骂两句毛泽东的“第四代接班人”呢？就连罪恶滔天的毛泽东，虽然已经死掉三十余年，可在今日中国大陆的无数报刊上，又有谁敢于对他“不恭和不敬”呢？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代表，被中共媒体和海外糊涂人捧为著名的和权威的“大家”，不是还要在他的“成果”里，对当今中共恶党之首恶胡某人“有关历史研究问题”的指示，十分用心地表示着他的“第一种忠诚”吗？还要利用阅读蒋的日记，来为胡某人提出的要与共产党极权专制“和谐” 的理论尽心尽力吗？
我们如若也要一言以蔽之，就是﹕修史者一定要做明白人。说真话，做明事，不要也搞出什么“革命的两手”来，阴一套，阳一套。倘若人人都明白的事情，你都不明白，说不明白，还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甚至让别人对你人鬼难辨，那你还有什么资格来“述史”，你的“公正”又从何而来？
第四、在中国大陆人民自己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让真实的蒋介石已经和正在回到人民的眼前之时，之所以中共学者时时刻刻都要将“公正”两个字挂在嘴边，更要利用蒋介石日记开放这一机会，由他们这些曾跟着共产党、曾帮助共产党骂够了蒋介石的人，来重新“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来否定人民已经和正在还原的蒋介石，其目的，虽然在共产党是“一以贯之”，但是其手段和说法，却有了不小的变化。说白了，就是由于时移代迁，共产党变“聪明”了，共产党的学者们也已经变“聪明”了。这是中共专制统制“被迫弱化”的结果，因为聪明了并不等于进步了。因为还要象过去那样，只简单地、公然地、重复地再把蒋介石横竖臭骂，批倒批臭，已经行不通了。因为，八十余年来，特别是共产党在中国建立马列政权以来，被共产党批倒批臭的许多人，不论文武，不论死活，其中许多人，今日早已香遍中国。不说蒋介石、胡适之这些曾被共产党批得体无完肤的人物，就是早年的许多军阀政客，后来的许多墨客文人，直至共产党的自己人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之流，凡是被共产党批过的，骂过的，斗过的，逼死的，害得家破人亡的，今日也都已经在中国大陆甚至满世界内“咸鱼翻身”，甚至“誉满中外”。特别是“北伐是蒋介石领导打赢的，抗日更是蒋介石领导战胜的”，已经在中国大陆民间成为人民的“共识”之时，了解情势的中共学者，就要在绝不提及中共曾经对蒋介石的极端批判辱骂之前提下，来学着“公正”的模样，“重新出发”，既不得不承认人民对蒋介石已有的某些“还原”，又要重新否定已经为人民“还原”的蒋介石本相；要在尽可能的情形下，推翻人民反思蒋介石的巨大成就，保住中共对蒋介石的基本否定和根本否定。其必须固守的原则就是﹕在“蒋、共关系”上，只能是共产党对，蒋介石错。共产党对国家人民有功，蒋介石对国家人民有罪。这便是他们要“公正地否定蒋介石”的真谋略和真目的。所以，中共学者们才要在表面上提出批判“两个极端”，但绝不说共产党一贯极端；一心要否定人民痛苦反思的成就，但又只好含糊其辞地将之指责成另一种极端；更要在新形势下，在行为上装作“公正”，标榜自己非但与党、与民皆不相同，而且惟有他们才超越了“两极”。如此才能达到既能够维护共产党的历史正确性――因为它们自己就是共产党；又对人民反思包藏祸心――因为它们就是要为了共产党的“政权稳定和专制和谐”，而一定要推翻和取代人民反思的“危险成就”。这当然又是中共学者的惑人招数。谓予不信，请见中共学者的后文，和我们将针对历史事实所作出的评点。
自序﹕
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有其必要；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有其必要。
点评﹕
谁都知道当今中共党魁胡某人近些年来发明了一种叫做“和谐社会”的理论，稍有知识的人也都知道，这个“和谐”理论，说到底，也就是人民必须与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和谐”；并且，人民只要稍稍敢于不“和谐”，恶党的装甲车，机关枪，由恶党豢养的武装警察，再加上为恶党所操控的黑社会流氓势力，就会一起向着我们可怜的人民扑杀过去。以至今日的中国大陆，“血案频生，大侠辈出，烈女扬威”（注9）。整个社会岂但是全然“和谐”不起来，而且一场大的社会变革眼看就要来临。当然，正因为如此，中共学者才必须忧党之所忧，急党之所急，为胡某人的“专制和谐理论”服务，为苟延中共的专制统治服务。所以，他们即便是在阅读研究蒋介石日记时，也要为本党总书记的“专制和谐理论”笔下生花，竭尽阿谀之能。如此，你又如何标榜得起“公正”？又怎么能够寻找得出真实的蒋介石来？至于在阅读蒋介石日记的时候，高谈“民族和解和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此不过也是要利用阅读研究蒋介石日记，来执行其本党对台湾的的统战谋略罢了。这个谋略，就是前评已经点到的，为中共尽可能地实现“和平解放台湾、实现专制一统”而卖力。如是，读者总该明白了“什么叫做中共学者，和谁才能被叫做中共的御用学者？”要知道，中共学者的狐狸尾巴就是这样露出来的……
自序﹕
时至今日，距离蒋氏去世已经三十多年，距离当年国共大战、生死搏斗的年代也已快到六十年，尘埃早已落定，各种恩怨都已化为历史陈迹。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左图说明）
中共御用学者在该书封面上的两行介绍文字是﹕
蒋介石的处世为人经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厚黑经”。是人治时代强权者的权谋之术和处世之道。
点评﹕
第一、何谓国共大战？
在中国人民获得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胜利之前，它是中共在中国人民的“世仇大敌”（蒋介石语）前苏联指挥下，背叛中华民族，颠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的武装叛变。共产党称之为共产革命战争，是列宁发动“世界革命以保卫苏俄”的一个部份；中华民国政府则称之为平定共党叛乱即“剿匪”。
在中国人民获得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胜利之后，在共产党，则是一场立即乘机发动的疯狂内战和血腥内战。至今，共产党都一直称之为“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华民国政府，则称之为“反共勘乱、捍卫宪政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共党胜而民国败，民主宪政被中共倾覆，中国国土被中共分裂，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中国”。
此后，中华民国在两蒋时代苦守台湾以待变，并逐步走上经济繁荣和还政于民，民生和民权的发展相得益彰。中国大陆则变成了“马列党族”的国家，而非中华民族的中国，人民陷入和平条件下共产党的血腥统治，于毫无外患内忧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被共产党杀死、逼死、害死、饿死几八千万，是日本十四年侵华战争杀死杀伤我同胞的“四倍”，无数知识分子被经年累月地浸泡在“盐水、卤水和血水”之中……（注10）。
这确实是一场“生死搏斗”，是一场“中华民族要生存”与“马列子孙要屠族”的生死搏斗，是一场民主追求和专制复辟的生死搏斗，是自辛亥革命始，要“走向共和”的中国人民，与中共“马列残暴统治”的生死搏斗……。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委实是在有意地将这一“生死搏斗”抽象化、虚无化、无罪化和“没有是非化”了……。这就叫做“公正”吗？
第二、反观一部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人民的反思者看到的是﹕历史尘埃远未落定，人民反思正在发展，中共欺骗正在变招，民族出路正在寻找……。因为，只要历史的大是大非没有弄清楚，现实之路的方向就还在混沌不明之中，人民就仍然在和仍可能在历史造成的苦难之河里沉浮――中国的现实正是如此。今日，欠下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无数血债的中国共产党，闭口不谈历史和现实的大是大非，开口就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等等。其原因，无非是一谈是非，他就非但理屈词穷，而且必然要被历史和人民所否定、所抛弃，甚至是被推翻和被埋葬。而不谈是非，只谈消除恩怨，就能在无形中消泯了大是大非，就能在谋略中“化非为是” 或“化是为非”，就能永远地维系共产党在刺刀森严的一言堂上“只准言其是、不准指其非”的专制淫威。如是，历史的沉冤非但得不到洗雪，现实的痛苦也同样得不到解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也就只能继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吹嘘和“专制和谐”的欲望之下，在中国马列子孙集团的持续黑暗统治下，永无出头求新之日。
（左图说明）
中共御用学者在该书封面上介绍说﹕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样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
有人说“蒋介石是中国诡道集大成者”，还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拿破仑”，李宗仁说得更贴切，他说﹕“蒋介石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低能，但使用权谋，运用诈术则天下第一。”
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对彼党的心思，捉摸、把握得何其之深，何其之准，且是何等地卖力。
第三、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的所有文史研究学者们，已经真正地能够获得全面查阅各种资料的可能；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已经真正地获得了思想和出版的自由；那么，对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和评价，就会真正地走向客观、真实和全面了。
但是，现实的悲剧却是，中共专制统治下的人民，非但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甚至连查阅历史资料的自由，仍然在被层层地限制着和剥夺着。太多的资料仍然被中共封锁着，甚至在销毁着和窜改着。只能在美国开放阅读的蒋介石日记，非但绝不容许在中国大陆按照其本来面貌出版，让人民一睹真相，却正在加速地被中共学者们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着，扭曲着、侮辱着……。
自蒋介石日记为中共学者“推动”开放，并首先向他们开放以来，短短的三年间，中共的出版界已经出版了数十部煌煌大着，犹如全面反攻似地大肆诬蔑和辱骂蒋介石。中共层层文艺界更象是“大跃进”似地，受命拍摄了几百部历史连续剧，“全面侮辱蒋介石，放声歌颂共产党”，并美其名为“我们要用艺术的方式来阐述历史” ，再加上他们在电视剧中着意配合的“诬蔑性旁白”，便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达到了他们要对人民，特别是新一代，进行虚假历史之“再教育”的罪恶目的。面对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民间对蒋介石进行勇敢反思和艰难反思的巨大成就，中共学者们受命要“公正地否定蒋介石”，中共的御用文人们受命要“艺术地窜改现代史”，着实“成果辉煌”。虽然“人民反思在前，中共反扑在后”，其最后迎来的，无疑将是人民更加广阔的反思和更高层次的觉醒。
这些都是中国大陆学者们人所共知的现实，是许多有知识有见地的读者和观众们声称“根本不看这些学术著作和电视连续剧”的原因，也是海内外所有关心中国进步者都知道的实情。因此，中共学者在此侈谈“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如若不是痴人说梦，便是欺世大言。
历史和现状都在告诉我们﹕只有在中国人民推翻专制制度，实行民主自由之后，才有可能真实地、客观地评价蒋介石和中国现代史上所有的历史人物，包括中共自己的洋祖宗――马恩列斯，中国的历代马列子孙集团，及其罪恶的一伙。
第四、人所共知的是，一位曾领导北伐、打倒军阀、统一过进步中国，特别是在那一场长期的和血腥的反侵略战争中，保护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大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先生，至今还没有入土为安，还不能归葬自己的故土，还在遭遇着分裂者的侮辱和背叛者的糟踏。遭遇了六十年共产专制极权荼毒的中国大陆普通人民，至今还陷身在茫茫的专制苦海之中，还远不能走向真正共和的彼岸，还在为争取起码的“民权”，而与残暴的“专权”苦苦地抗争着。我们中国的台湾，至今还陷在“分裂”和“投共”这两个极端的政治旋涡中震荡，台湾的民主正在遭遇日见其多的中共专制飞弹的威胁，而今日的国民党上层投共势力却走在北京的“红地毯”上，宁享中共的胯下之“荣”……。此时此刻，中共学者们却要利用蒋介石日记开放阅读，迫不及待地要给蒋介石“盖棺论定”，试问，盖棺何处？论由谁定？如此急切的中共学者，无非是急着要利用蒋介石，以便迅速统战台湾，以求尽可能快地“和平解放台湾”，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根本谋略之下，为窃取中共权利的历史合法性，苟延其专制统治的性命，尽心卖力罢了……。
自序﹕
我从上一世纪70年代起，投身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开始研究孙中山，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蒋介石。第一步，在海内外广泛收集资料，第二步，选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上一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将他的部分日记和手稿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我曾以这批资料为主撰写了一批论文。 2002年，结集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多次到台湾，研读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大量档案，特别是根据其日记所编写的《困勉记》、《省克记》、《学记》、《事略稿本》等资料，写成又一批论文。 2006年3月，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开放，我有幸受邀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 2007年，胡佛研究院继续开放日记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访问该所。
日记，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其特殊价值。蒋的日记，长达五十余年，大有助与人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当然，只看日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反复比较、勘核，同时，将蒋的所思、所行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实的蒋介石来。
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鼓励。 1988年，我的《中山舰之谜》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多次在谈话中称赞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当面对我说：“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2001年，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完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得到“华夏英才基金”资助，于2002年出版。
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过若干困难。 2003年，有少数几个人化名给中央领导和有关机构写信。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我的书，就张冠李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吹捧蒋为“民族英雄”，要求对我加以惩处。幸赖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我的书和我的研究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坚持和继续。
评点﹕
第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敢于研究中华民国这个“共产党划定的历史研究禁区”，已经算得是中共史学界的一条好汉。只要不是“御命”的，只要还能够多少讲几句真话，也就算作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勇士了。是否如此，那就还是要看其研究成果是否仍然在“和我党保持一致”。但就其三十年后蒋介石日记阅读研究的成果来看，完全可能还是“吾学一以贯之也”！我们暂不评论。
第二、“开始研究孙中山，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蒋介石”这句话，倒是说得有道理。孙为现代中国的开创者，在中国搞的是“要民族、要民权、要民生”的三民主义，和志在结束两千年帝制，推翻满清贵族专制统治的国民革命，创建的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蒋则是忠实于孙中山的主义，推翻过专制复辟，结束过军阀混战，两次统一过正在艰难中走向进步的大中华民国，领导全民族（中共除外）战胜了日本帝国的长期侵华战争，却又因日本侵略，和共产党在前苏联命令下“闹革命、打天下、复辟专制”而惨遭失败。所以，肯定孙中山，就必定要肯定蒋介石；否定孙中山，就必定要否定蒋介石；利用孙中山也就必定要利用蒋介石；诬蔑孙中山就必定要诬蔑蒋介石。虽然，孙、蒋也各有对错，各有对历史应付的责任，但是，他们都是有错没有罪，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都曾功德彪炳。但是，反观近年以来，中共却在一面利用孙中山，企图继续劫夺权力的历史合法性，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民主建国事业的“忠实”接班人；一面则数度横波恶浪地诬蔑孙中山和否定辛亥革命，企图在“专制改良”救不了命的时候，扑灭正在中国蔓延的孙中山革命思想。蒋介石日记开放不久，在海内批判、海外高喊要“鞭尸孙中山”的又一波狂潮（注11），其代表人物就是国内的中共学者和海外的特殊民运文化人。由此而想到另一些中共学者也受命要及时地抓住机遇，利用阅读蒋介石日记，而对蒋介石进行再侮辱和再否定，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中共一盘黑棋中的两颗“巧设”的棋子呢？
第三、自中共对外开放，尤其是近年以来，用一些朋友的话来说，因中共这位“导演”的需要，少数中共学者走海外，游台湾，简直就象是“赶集”那样。其中更有人能够象变戏法似的，一人身兼各种“人士”的身份，用喜笑怒骂的方式，岂但都胜利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而且其名气和形象还因此而一再看涨。当然时间一长，表演得太多，他们当中也就有一些被看穿了。
然而，在中国，又有哪些人和多少学者才能够“到海外广泛搜集资料”呢？这些有权利、有方便、有条件“到海外广泛搜集资料”的人，究竟都是些什么人，特别是他们以各种身份，“赶集”似地到了海外――西方的一些主要国家之后，它们究竟表演了什么？又干了些什么，千万不要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因为只要看你的成果为谁所需要，看你在国外是怎么“装骂”――或小骂大帮忙，或大骂大帮忙，或装着国共一起骂，或干脆把“孙、蒋、毛一锅煮”，就是将他们个个都骂成“枭雄”。但是，回国之后，非但不会倒霉，还被中共的媒体捧如星月，岂非令人一目了然？因为共产党从来都不是吃素的，从来都是反对不得、睚眦必报的。该有多少人只因在海外失言，或真有反对言行，不是被他拦在国门之外，就是被他指使长期潜伏在海外的“第五纵队”横批恶骂，甚至是设陷井，下圈套，直至跟踪、绑架……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至于说到被邀请，在西方国家甚至是台湾，都有所谓“交换学者”。但在中国，交换的背后怕更有些被派遣者。这些特殊的公派学者，甚至是公派的特殊留学生，已经在美国拿了多少科技情报回去汇报“成果”了，海外报纸上已经不是新鲜事――因为近年来美国已经抓了、判了一个又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当然抓不出来，但还是嗅得出来，特别是对与共产党“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大陆人来说，共产党的名堂，中共学者的弯弯饶，别人看不懂，我们一看就明白。当今那些去美国看日记就象是“赶集”似的人，又有几人不是中共学者，不是特殊的中共学者？不是在海内外网站上“骂孙诬蒋”的闯将？不是中共倚重和吹捧的著名学者、权威学者和御用学者？他们虽然学问不大、不真，但却名声不小。
第四、说日记有价值，不能一概而论；说日记有特殊价值，更不能泛泛而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日记，在共产党长期统治下更有会招致杀头、坐牢的日记。当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有因日记而发迹的、走红的和红得发紫的，要全国人民必须天天学、月月学、年年学的，比如“雷锋日记”。本文笔者之一在“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死后多年，曾有幸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见到过“雷锋日记的作者”──另一位“解放”军军官，真是令人“跌破眼镜”。就不说，自从共产党“解放”了中国人民以来，还有多少人为了“要求进步”，该写了多少假日记，为了害人又写了多少“黑日记”。日记这东西，到了红彤彤的共产党时代，它的名堂和作用，也太大、太吓人了！
当然，古往今来，不是属于上述特殊共产时代的写日记者，应该说，绝大多都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为了记事的。但即便如此，也绝不能将日记看成是“在历史文献中具有特殊价值者”。因为有价值，但不特殊，更不能依靠，不能作根据。即便写日记者是一个有品性的人，其一个人的经历，一个的好恶，一个人的思考，一个人的看法，一个人的感情，即便全然都是真的，都仍然会与历史真实存在着距离，或是偏差。大多数人都喜欢看传记，特别是名人自传，且不说自己写传记，几乎都是自己对，别人不对；要是由亲人、后人或好朋友写下的传记，就更是自己的亲人朋友事事正确伟大，别人则事事错误渺小，特别是对那些有分歧、有矛盾、有怨有仇的“对立者们”。最典型的，莫过于黄花岗起义的破坏者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叛徒陈炯明的儿子，他为其父翻案的著作――《一宗现代历史的大翻案》，就把自己叛徒父亲说成了一朵花，而把孙中山说成了一个“头顶长疮、脚底淌浓”头号大坏人。虽然他得到了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更使得中共的御用学者们如获至宝。但凡今日要“鞭尸孙中山”者，其“历史资料”，无一不出于此。虽然这些资料，又几乎都是叛贼陈炯明当年在香港办的报纸专门骂出来的，或是为从来就不想中国人好的英国殖民者们雇佣“写手”们写的。因为，当年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实曾使它们感到“芒刺在背”。 （注12）
所以，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既要珍惜历史人物的日记所提供的事实资料，参考他的观点看法，又要极其严谨、审慎地去寻找其他的证明，甚至是相反的证明，这样，日记的史料价值才能体现得出来。就象辛灏年先生在讲演中所说的那样﹕“我之所以不用台湾和海外的资料，就是因为半个世纪的分裂和隔膜，几乎使我们两岸的人民都不能相信对方的一切。如果我用国民党说自己是怎么抗战的，来证明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领导抗战的，我们大陆的读者会相信吗？如果书是这样写出来的，不说别人怎么想，有些人怕是连看也不要看了。所以，我引证的几乎都是大陆的资料、中共的文件、毛泽东的著作和大陆学者反思的成果，然后我再加以辨析和判断，用它们来证明国民党抗战，特别是共产党不抗战，看共产党可有话说？”辛先生的著作和讲演之所以能够被很多人接受，特别为国内普通民众和海外留学生、新华侨所接受，这确实是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为了利用蒋介石日记，而片面宣传蒋介石日记的特殊历史文献价值，一方面，透露了蒋的日记的真实、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却为了“假肯定和大否定”留下了张本。近几年来，中共御用学者利用蒋介石日记来大骂蒋介石的“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够风起云涌地“问世”，就是证明。至于蒋介石日记究竟如何，那是我们另外要论及的问题。
第五、序文的精彩之处，就在他终于说出了，或者还是要忍不住地说出了，他是从哪里得到了“许多鼓励的”。也就是他从事此种历史研究的动力、源泉之所由来。
这位中共学者1988年就出版了《中山舰之谜》这样一本研究著作。好坏真假，是否还是与我党保持一致，或大的方面当然要保持一致，小的细节可以少保持些一致，我们暂且不论。要评的却是，为什么一个学者对于中共领袖的夸奖如此重视呢？ “胡乔木多次在谈话中称赞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当面对我说：’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这些话，要是说在八十年代前，还情有可原。二、三十年后的今天，还要以“党恩高官”为励，甚至以此来彰显自己已经被党的领导褒奖有“世界水平”，如若不是一个在感情上和行为上浸透了中共御用学者之深重气息者，便不可思议了。何况什么又是历史研究的“世界水平”呢？它的标准是什么？什么又是“对的路子”？还“要坚持下去”？共产党领袖指出的路子，又有哪一条是对的？难道从那年起，这位中共学者，就坚定了党在历史研究上所规定、所鼓励的“新路子”了吗？看来事实正是如此。
至于中共学者自己说的，“2001年，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完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得到《华夏英才基金》资助，于2002年出版。”
对于这一番颇有夸耀性的自白，这一句中共学者感谢“龙恩”的话，我们还需要再作什么评论吗？在中国大陆学界，这早已是一句令人闻之生厌的话，真的不用再说了。要说，那就只能说，这位中共学者的“学术著作”，是经过专制恶党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和资助的，是经过共产党的策划和批准，并且是共产党用“党费民膏”支持他研究、写作和出版的。在中国，在海内外，在所有多少还有点正派意识的人心中，“中共中央统战部”是个什么东西，还用得着再解释吗？他曾让多少人鬼迷心窍，家破人亡？当然，一个学者，一旦被列入中共统战大业的旗下，他自然就能够跑海外、走台湾就象是“赶集”一样了；而一个被统战部派赴美国阅读蒋介石日记的学者，他当然就要为着恶党的统战事业，来统战与蒋介石日记相关的一切人和事了。而统战的要害，就是“革命的两手”，就是“当面喊哥哥，背后掏家伙”。在学术上干这两手的人，还象个“学者”，还是一个学者吗？
且把它看作一位中共御用学者的活灵活现的“自白”吧。
第六、这位中共学者也叹了一段苦经。说﹕“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我的书，就张冠李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吹捧蒋为’民族英雄’，要求对我加以惩处。”
这要是不了解中国大陆学界状态和社会情势的人，不用说，是要对他一掬同情之泪的，尤其是那些没有吃过共产党种种苦头的“呆胞”们，海外的亲共人士，和已经或正在被共产党统战得浑身舒服，早已经“忘国忘家”的国民党高门子弟们，以及对共产党满脑袋浆糊的台湾某些国民党学者。
可是，六十年来，在从来就是夜黑风高、水恶流深的共产党内部，“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的事，从来就有。那些背后向党告这位得宠学者黑状的人，除掉一些人是对该学者象“赶集”似地跑海外、走台湾而心有不快，和一些正派人不屑他为中共统战奔走以外，还有，就是那些会让该中共学者胆寒的党内极左派官僚和所谓的极左派学者们，即文革后凡事还要按照毛泽东那一套做的人，如邓立群之流及其门下。这种人，到今天也不缺少，是所谓共产党内的死硬派，也是中共改革开放即“专制改良”的反对者，借用共产党的话语来说，都是一些真正的极端反动者和无知僵化者。他们不识时务，不知变通，更不知道如何用新的手段来维系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总想象过去一样，对人民、对知识分子照样来“硬”的。这种人，当然无药可救；这种人，当然也看不上那些身段灵活的中共新一类学者们；这种人，当然事先也并不知道，被他们告状的中共学者，乃是中共统战部“旗下”的人物。因为，只要是这面旗下的，就要会“革命的两手”。为了本党对台湾的统战大业，有时候就不得不对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软话，甚至是好话，承认一些无关紧要的历史事实，有时对大势已成的历史认知，也不得不将就着予以承认，只要不致撼动共产党的根本就行。就象是为了攻占一大片树林，而不得不先砍了挡路的几片枯草，几根朽木一样。此其一。
其二、这位中共学者，却是“革命的两手”使用得很稔熟，很巧妙，很停当。因为，他此时揭开彼时曾告他状的同党，实际上是要告诉别人﹕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告状人是“张冠李戴”，是对我的毫无根据的指责。有两手之能的中共学者，在此不过是借诉说自己党人因误会了自己的背景和立场才诬告他，是错误的，而且“将错用错”地告诉大家﹕我从来也没有，而且也根本不会认为“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不可能是我说的。我对共产党的忠诚从来就没有变过，对蒋介石的立场更从来就与共产党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请党、请党内的同仁们放宽心就好了！
果不其然的是，这位中共学者，马上笔锋一转，便说﹕“幸赖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我的书和我的研究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坚持和继续。”
他在这里不失时机地立马歌颂了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时代，捧出了中央领导同志和社科院领导对他的肯定和支持。一个受了某些同党、也是同行们小小委屈、忌妒和不理解的中共御用学者，在这里实在是将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共产党政治需要的关系，将一个正在得宠的中共御用学者，而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独立学者与“当朝权势”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这样一位中共学者来说，还是共产党当年教我们唱出来的歌儿对﹕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样的学者，不说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能够流传得下来的学者中殊为少见，就是在当今的世界上，也只有在共产党这样的现代专制极权国家才“多多益恶”。不过，这样的学者，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已经愈来愈少了。即便是在党内，还有多少人会象他这样，真心铁意地向着共产党呢？难怪中共中央的领导、中共中央统战部、“马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们都要肯定他，支持他，资助他，还要党的所有媒体都称赞他是中国“最著名和最权威”的蒋介石研究专家。
自序﹕
本书是我多年来所写关于蒋介石研究专题文章的一个选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陆和台北的蒋介石日记仿抄本或类抄本写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开放的日记手稿复印本写成（本书注释简称为“手稿本”）。由于类抄本经过不同程度的删削、改动，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访问，又利用日记手稿的复印本对各文所引日记进行核对，并作了少量增补或修订。
2005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阅读蒋介石日记时，新华社有一位记者要求我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定性”，我曾说过三句话。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 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同年在香港凤凰卫视演讲时，我曾对此作过比较详细的阐述：大陆时期，蒋介石反清、反袁（世凯）、反陈（炯明）、创立黄埔军校，是功；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 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台湾时期，实行土改，反对台独，是功；白色恐怖，是过。我至今仍坚持这 样的看法。也许有读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这是正常的。见仁见智，说三说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学术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斯所 祷也。
看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恢复其本来面目，正确评述其功过是非，给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其事有相当难度，其时将不会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过长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道路解决。本书根据蒋介石的日记论述蒋介石生平的若干问题，故副题《蒋介石日记解读》，但是，本书远不足以概括蒋丰富、复杂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现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故以后会有续集、三集的出版。
感谢蒋方智怡女士开放蒋介石日记的无私而勇敢的决定。感谢胡佛研究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多年来给与的阅读便利。感谢马若孟（Myers 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斯为序，并期待海内外广大专家、读者的批评。
著者×××，2007年7月15日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之Blackwelder Court，时为第四次访问胡佛研究院也。
中共学者终于貌似公正地大致说出了他阅读蒋介石日记的关键成果，或曰主要成果了。当然也就更加明确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从必须维护“本共产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公正”地否定蒋介石了。
第一、中共学者明言﹕“本书是我多年来所写关于蒋介石研究专题文章的一个选本……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访问，又利用日记手稿的复印本对各文所引日记进行核对，并作了少量增补或修订。”也就是说，本书作者即这位中共学者，已经声明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他最后的资料来源和成书过程，依据的都是在美国胡佛研究所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因此，以他这本书的自序来判断他对蒋介石，特别是对蒋介石和共产党关系看法的基本立场，凸显他阅读蒋介石日记的成果，应当不会错。
第二、众所周知，中共的新华社是中共官方的新闻通讯社，又是直属中共中央的“东厂”式特务机构。而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就是在美国胡佛研究所要求这位中共学者“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进行’定性’的”。
顺便说几句。在中共的特有话语系统里，“定性”一词是十分严肃和严重的，任何个人或组织，一旦被共产党“定性”，就足能够造成其生死荣辱的天上地下之别。一九四九年后，有多少党内党外的无辜之人，盖因为被共产党定了“地、富、反、坏、右，或反动党团、反动组织的’性’”，而冤沉海底，命丧黄泉，祸及一门，诛连“十族”，连马列中国的主席刘少奇都是因为被定性为“叛徒、工贼、内奸”而受尽摧残、一命呜呼的。
面对着中共新华社记者要求对蒋介石“定性”，这位中共学者说他只说了三句话﹕“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 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请留心，这是他在海外这个特殊环境下说的话，他只说蒋介石有“大过”，而不象后来那样，说蒋介石有“大罪”。
我们的点评是﹕
第一句话显然是废话。因为谁都知道，不论蒋介石是好是坏，他都是一个极重要的历史人物，用不着万里迢迢跑到美国来阅读研究蒋介石日记才知道。
第二句话也是废话却是铺垫。说是废话，是因为人人皆知，蒋介石的一生岂但复杂，而且惊涛骇浪，上天入地，成败一身，且与鬼神共之。所以，同样不必要只为这一句话，便花去共产党那许多的官费和人民许多的血汗钱，上美国去读蒋介石日记。说是铺垫，是因为这是中共学者的“伏笔”。此处暂且不表，只需看他的下文和我们后面的评点便知。
第三句话虽然含糊其辞，却算得是初步地给蒋介石“定性”了，因为他点出了蒋介石“既有大功、又有大过”，看上去也显得十分的“公正”――人总是有过的嘛？何况“学者”在前面早已说过，蒋介石是人不是神。
但该中共学者之所以这样回答新华社记者，原因是此时他正在美国胡佛研究所，这位新华社的记者也在美国。作为中共著名学者，是要有“学术风度”的；但新华社记者却必须是界限分明、爱恨明确。所以，他只有先表达自己的“公正”，并让共产党的新华社记者将他的“公正”传播开去，才好为自己不久以后“指斥蒋介石的三大罪行”铺路。不必马上胡说八道开来，更不必于海外再生风波，为新华社、更为本党招致海外的“汹汹物议”。何况他早已有过一手。就是他在胡佛研究所第一次接受海外最大亲共报纸采访时，开口就说蒋介石在日记里明白记下了自己“年轻时嫖妓的故事”，结果海外所有中文报纸都以“蒋介石年轻时浮浪、嫖妓”为标题作大报导，国内中共的报刊网站更是如获至宝，大肆喧扬，后来，《南方人物周刊》就赫然以“×××：看清蒋介石真面目的人――蒋早年好色孤僻”这一耸人标题，来作为该刊采访录的大标题，从而使“蒋介石年轻嫖妓成为中共学者远赴美国阅读研究蒋介石日记所获得的第一个“重大成果”，该中共学者也就成了有史以来海内外第一个“看清蒋介石真面目的人”。这件事，曾引出海外知情者一片愤怒，引得国内明白人摇头叹息，害得一位国民党学者不得不马上也接受同一家亲共报纸采访，以正视听。就不说“人情已在”，国民党世家后人既好酒好饭待之，国民党糊涂学者则亲之奉之，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共现状一脑袋浆糊的西方教授们则认之信之，如此情境之下，人犹在胡佛，就当面使出“革命的两手”，已然不是“为人”之道，就不说什么“学者”之道了。因为，“学者”这件外衣是万万丢不得的。否则，一切的欺骗性，所有的统战伎俩，将会荡然无存。
中共学者的嘴巴严谨起来了。
毕竟，他有的是机会。
第三、果不其然。很快机会就来了。不，是“早已安排好的机会终于出现”了。中共学者自己说﹕“同年在香港凤凰卫视演讲时，我曾对此作过比较详细的阐述。”
凤凰电视，店属谁家？知情人当然都知道。就不说它是为胡锦涛所直接管控的了。
那么，这位中共学者究竟是怎样十分“公正”地、高度概括地和立场分明地表达出了他的蒋介石日记阅读成果呢？
就十分“公正”而言，他说﹕“大陆时期，蒋介石反清、反袁（世凯）、反陈（炯明）、创立黄埔军校，是功；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台湾时期，实行土改，反对台独，是功……”。
对此，我们必须点明的是﹕
一是在1949年前的大陆，蒋介石的上述功劳，中国大陆民众是谁都知道的，谁都承认的――除掉要打倒蒋介石的共产党例外。
二是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不论近年以来分裂势力为脱离中国而反蒋，已经到了何等走火入魔的程度，他们也没有否定过蒋介石在台湾土改的功劳。历史早已记录在案的是，蒋介石是根据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和一九三零年四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纲领》，结合当时台湾的农村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和平土地改革”，一个人都没有杀，并且得到好处的大都是台湾本地人。不象中共以所谓土改来“夺地、劫财”，更曾以“杀害二百万地主富农”来厉行对中国农民的恐吓和专政。此所谓人人皆知。
三是如前所述，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迄今的中国大陆，人民已经靠自己的艰难痛苦反思，早已知道北伐是蒋介石领导成功的，抗战是蒋介石领导胜利的。中国大陆民间如今称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者，已然比比皆是。歌颂蒋介石领导抗日的电影“血战台尔庄”，一九八六年就在大陆上演了，虽然几度被禁。无数带着假面具和尽可能不带着假面具以歌颂蒋介石领导北伐，特别是歌颂他领导浴血抗战的勇敢著述，更如江河决堤一般，或公开、或暗中漫流在中国的民间和网上，成了人民和年轻人最喜爱、也是最令人辛酸的历史读物。一位大陆作家怀着十年秘密研究的辛酸和痛苦，不得已才跑到海外出版的《谁是新中国》（1999）一书，也早就为蒋介石还了“原形”。此书虽然持续遭遇“共、国、独”之长期联合围剿，但其影响在大陆之日渐变大，迫使共产党已经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在扩大着对该书的批判和谩骂，对作者的恐吓和威胁。另一位抗战史研究家，虽然至今在大陆都不敢暴露其真实姓名和身份，连海外的稿费和奖金也不敢认领，但他以“孙挺信”为名所写的《蒋介石领导浴血抗战纪实》一书，自从在黄花岗杂志长期连载，并为海内外太多的网站转载之后，如今也已经誉满大陆民间……
四是中共的学者们大多都知道，中华民国叛将李宗仁于1964年投共后曾立即要求中共继续清算批判蒋介石，为此，毛泽东曾说﹕“……恩来啊，这就叫卖主求荣！……蛙蛙们怎么骂他，我们不管，但写到历史上，就不能不慎重。他老蒋在北伐和抗战中的地位还是无法动摇的，所以我们每次的宣传材料都回避这两件事，打嘴巴官司是什么都可以说的……在重大问题上还是得尊重历史，我们不能干这样的蠢事。哎，想不到堂堂皇皇的李代总统怎么会这么蠢……。”（注13）毛泽东当然是因为鄙视李宗仁这位逆子贰臣，才在背后为蒋介石说了几句公道话，但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心里和在背后，对蒋介石领导北伐和抗战的不得不承认。这当然与他和中共对外的宣传大相径庭。
五是中共学者没有丝毫的进步。
前文已述，中共至今没有进步，所谓的进步，只是专制统治的“被迫弱化”而已。而只要中共一天没有真正的进步，中共的学者们也就不可能真正地进步得起来。
事实胜于雄辩。
十九年前即一九九一年，也就是距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开放十六年前，中国杭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扬树标教授，曾在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蒋介石传》。这部《蒋传》，虽然在内容标题上对蒋介石“坏话说尽”，但在整本书的内容里面，竟一反中共现代史研究著述的“铁”的规矩，对蒋介石“好话说了不少”，因而在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潮流中，占有着先驱的和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扬教授在这本书后面写的一篇附文“怎样评价蒋介石？” 居然与十九年后读了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们对蒋介石的评价高度一致，甚至完全一致。因为，他给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居然也是“蒋有功有过，领导北伐、抗战是功，反共、打内战是过。”也就是说，在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对立关系上，蒋介石一定是错误的，有罪的；而共产党一定是正确的，有功的。一九九一年，虽然杨教授说话写作还相当谨慎，但是，他对蒋一生的概括性评价，确实与赴美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在这篇序文里说的一模一样（杨文附后） 。
真的不必要再说下去了，还有什么能够比上述的事实更能证明中共学者们没有进步呢？还有什么能够证明，中共学者十六年后赴美阅读蒋介石日记根本就没有必要呢？何况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又如何能够读得出“蒋介石承认自己反共反人民是大过”的文字来？甚至看得到蒋介石承认“是他才发动了那一场内战”的记录呢？
因为，中共学者四次赴美国阅读蒋介石研究的“巨大”成果之一，就是由他来承认的蒋介石的功劳，1949年前的中国人民早就知道了；1949年后的大陆人民，也痛苦地、日渐地知道二十余年了。 《谁是新中国》作者，《蒋介石领导浴血抗战纪实》的作者，以及成千上万的大陆学者、作家、记者们，已经为蒋氏之历史功勋耗费了无尽的心血，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就不说三十五年前连毛泽东都在天安门上“对内”承认过了，还用得着这位中共学者把他当作阅读蒋介石日记的重大成就来宣布吗？当然，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当这位中共学者有了毛的话作后台，他还怕谁？ “最高指示”都有了，就是不解统战“剧情”的党内极左派们，又能够奈他如何？
总而言之，这位中共学者对蒋介石所谓大功的承认，无非是不得已的承认，和策略上的必须承认而已。因为人尽皆知，不承认已经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如果连这两三份功劳都不承认，对台湾国民党的统战、收买和对台湾的“和平解放欲望”，又如何能够得逞呢？其不过是“我欲夺之、必先舍之”罢了，民间所谓“舍不得兔子打不了鹰”。承认，还是为了否定。就不说，中共为了“取大舍小”，虽然指使他的学者在学术上所谓地承认了蒋氏的“功劳”，却转脸又指使他的其他御用学者出版了几十部专事骂蒋的“学术著作”，指使他的文艺界大拍了几百部电视连续剧来“艺术地辱骂蒋介石”，企图将中共学者在所谓学术上已经承认的蒋介石功劳，重新统统归于“乌有”呢？
第四、必须明确的是﹕中共学者就是中共学者，御用文人就是御用文人。当这位中共学者和御用文人为了实现其在学术上为共产党担负的统战使命，并成功完成这一使命；为了不在大陆学界和民间社会引发众怒，以不利于共产党“稳定压倒一切”的救命党策；在他不得不“概括地、大致地”承认了蒋介石的历史功劳之后，他就立即具体地、明确地、毫不犹疑地把蒋介石的“大过”，也就是他在后面所指斥的蒋介石的历史“罪行”，宣布了出来。这才是他真正的使命，是今日中共为自救，更为了保有其专制权力的历史合法性，所必须维系的对蒋介石所谓历史罪恶的“定性”。因为否定了中共学者所指斥的蒋介石有大过，就等于否定了共产党自吹的“光荣革命历史”，就把共产党卖国、夺权和一再发动内战的历史公之于众了！这才是至关至切的要害之处。
那么，在这位中共学者的嘴上和笔下，究竟什么才是蒋介石的历史大过，即他后来所指责的历史罪行呢？
他说﹕“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蒋介石在“台湾时期……白色恐怖，是过。”
对此。我们有必要分门别类地点评如下﹕
其一、按照这位中共学者的评断﹕自蒋介石一九二七年清共到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的这十年，共产党在苏联命令和指挥下，在中国发动世界共产革命以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破坏北伐，倒戈北伐，公然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直至篡立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即前苏联在别人国家境内所篡立的“第三个俄属苏维埃共和国”（注14），以分裂中国，亟欲颠覆亚洲第一共和国――大中华民国，非但是“革命”的，而且是“大功”了？反之，蒋介石领导大中华民国抵御外侮，平息内乱，维护国家的安宁和统一，进步和发展，倒反而是“大罪”，是“大过”？
中共赴美阅读蒋介石日记的著名学者，为了完成党交给你的光荣统战使命，你是不是也太不“历史”了一点呢？你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是不是也太无情了一点呢？你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是不是对那个专制恶党也过于“情有独钟”了呢？
其二、按照这位中共学者的评断， 194“6”―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蒋介石的大过”。
这位中共学者之所以如此指斥蒋介石，是因为他在阅读了蒋介石日记之后，仍然认为， 194“6”－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蒋介石发动的，是一场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战争。他在后面和其他的叙述里，曾一再地明确了他的这一立场。
然而，他显然没有忘记，我们也没有忘记，指斥蒋介石发动了这一场内战，是共产党一贯的说法，一贯的立场，也是一贯地栽赃嫁祸。所以，我们也可以首先指斥说，该中共学者在阅读了蒋介石日记之后，仍然坚持与“我党”保持一致，仍然诬蔑是蒋介石发动了内战，而绝然不敢承认是共产党发动了内战，不仅是在公然地违背历史事实，也是在公然地违背着一个历史学者起码的“良知和史德”。
其次，我们想追问和证明的是，究竟是谁才是194“5”-1949中国内战的发动者？
历史的事实，曾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内战一定是也只可能是共产党发动的。对此，我们只需象该学者所说的那样，“用学术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就完全可以证明了。
因为，一是全世界共产党的理论追求和实践追求，都是要“发动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这才是共产党要在任何一个国家发动革命夺权的根本出发点。据此，凡是发生过共产革命的国家，无一不是由共产党发动革命、造反，就是发动内战，来“革命、夺权、打天下”的。从前苏联、东欧直至中国、外蒙、朝鲜、越南，柬埔寨，无不如此。
二是周恩来的一句名言即“我们自建党的第一天起，就决心夺取全国政权”。而中共作为中国的马列子孙集团，因同样迷信“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发动武装斗争，就成了他们革命的原则和行径。由此，我们便可以说，自中共被前苏共制造出来的那一天起，中共就是决心要发动内战来推翻大中华民国的。
三是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 1926年，在中国国民革命军胜利北伐伊始，中共即在前苏联的命令下，曾一再地制造过北伐军的内乱，以企图破坏北伐（注15）；而在中国国民革命军已经胜利地解放了南半个中国之时，中共又在斯大林“五月训令”的直接命令下，发动了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以及其后的一百多场暴动。国共内战，也就是由中共一手所发动的内战，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此后的所谓国共十年内战，俱因此而起。并且都是在前苏联的命令之下，不仅利用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的大好时机，在中国的江西瑞金篡立了“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且在前苏联派人直接指挥下，将内战的烽火，一直延烧到陕北，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才终于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保证”，暂时停止了发动内战（注16）。此后，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之中，“只有后方、没有前方，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的共产党，则不论是在华北还是江南，为争夺地盘，都曾对正在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发动过无数次小规模的“内战”（注17）。所谓的皖南事变，就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了国民党的揍”（注18）。
四是194“5”－1949，而不是194“6”-1949的国共内战，当然是共产党发动的。
因为，打了十四年全面抗日战争，打赢了，也打惨了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自上而下，都有着很深的厌战情绪，都不想再打战了，特别是内战。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国民政府最终兵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诚如国民党叛将傅作义在投共前所说过的那样﹕“我们是真的不想打，但是人家要打，你怎么办？”（注19）
相反，正是因为八年“只有后方，没有前方”；“游而不击，夺地扩张”；只“躲在深山练兵”，为的是“将来打蒋介石才需要打运动战”，中共才有了八年的发展和壮大。也才为他们八年后，就是在日本投降当日，犹如猛虎下山般地发动内战打天下，作了太充分的准备。所以，从动机而言，从谋略而言，从手段而言，从在洛川会议就决心要“日蒋火并”而言，和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号召共产党“要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发动革命夺取全国政权”而言，内战是谁要打的，谁早在抗日时期就在准备着“打内战夺天下”，和谁才是发动这一场内战的原凶，还需要我们再废唇舌吗？
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 1945年，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夜，毛泽东就在他延安的窑洞里，于夜间两点钟至第二天下午两点钟的十二个小时内，曾连续地发出了七道命令，命令他八年来一直“藏在深山人未识”的二十万大军，冲出大山，冲向平原，以抢夺“授降权”为名义，既大肆消灭根据国际条约只能向国民政府军投降、而不能向共产党军队投降的日军；又横马拦刀地对前来受降的国民政府军大开杀诫，其中一次就消灭了抗日英雄马占山前去受降的国军三万多人；还直扑京汉、津浦两大南北铁路动脉，挖路基，翻铁轨，意在阻绝国民政府军不能北上受降。至于在日本投降后短短的半个多月时间里，中共就从日本军队和中国政府军那里，夺取了二百多个城镇的“辉煌战果”，不用说曾使中国内战的发动者毛泽东有多么地兴奋……。
历史证明了，中共是在日本宣布向中国人民投降之后，才开始“抗日”的。但是，中国的内战却也是在日本投降的当夜，就被中共“发动”起来了。伺后，由中共点燃、扩大的内战烽烟，终于燃烧成又一次内战的烽火。它不仅烧毁了中国人民伟大抗日卫国战争的成果，烧毁了国民政府和各党派（不包括中共）一心要“制宪”和“行宪”的“两个国民代表大会”，烧毁了那一部被胡适之先生称之为“比美国宪法还要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如列宁在1918年的俄国所干的一模一样（注20）；而且，更烧毁了全国人民希望和平的愿望，直至将一个领导了全中国艰苦抗战十四年，并且是正在勉力“走向共和”的真正“国民”政府，烧毁在俄式内战的毒焰之中。
五是我们只要稍稍地回顾一下共产党发动内战的“成果”，就是中国大陆人民的悲惨遭遇，和台湾人民的侥幸命运；回首惨死在共产党手中的八千万冤魂，和台湾人民终于获得的民权、民生进步；如果我们还要来指斥是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是大过，是大罪，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肝何在？就不说一个堂而皇之的“学者”到底还有没有心肝了……
至于这场内战，究竟是被发动在194“6”-1949，还是被发动在194“5”-1949，这绝不是所谓“仁者见人、智者见智”的问题，而是中共的学者有心要将共产党发动内战的真实时间和最早时间一笔勾销罢了。辛灏年先生的《谁是新中国》一书，还有许多民间反思那一场内战的的著述，都早已有力地证明了“究竟是谁发动了1945-1949的中国内战”，和“正是共产党才发动了1945-1949的中国内战。中共学者倘使“公正”尚存，愿意一读，怕是要汗颜的。
其三、所谓蒋介石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是“过”。
首先，中共学者指骂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就是在与中共“保持一致”。因为，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共历史教科书里，中共御用文人从来就是大骂一九四九年前的蒋介石曾实行白色恐怖，至今如此，绝无更改。
其次，中共学者绝不够资格指骂蒋介石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因为，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所实行的“红色恐怖”，不仅为蒋介石在台湾实行的所谓白色恐怖不能相比于万一，同样为一九四九年前的蒋介石所谓白色恐怖所不敢想象。正因为如此，经过了二十余年历史反思的中国大陆民间，只因身受共产党红色恐怖统治半个多世纪，才萌生了要“恢复中华，驱除马列，重建我大中华民国……”的历史愿望。今日中国大陆稍有一点真历史知识者对于“民国四月天” 的种种反思、怀念、愧疚甚至是向往之心，已足以证明这一愿望正是来自人民对蒋介石时代的重新认识。
再者，什么是蒋介石在台湾的白色恐怖？谁指斥蒋介石在台湾实行了白色恐怖？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白的，就是“究竟什么才是蒋介石在台湾的所谓威权统治？怎样理解蒋介石的所谓威权民主政治？”
2005年，辛灏年先生在他于澳洲悉尼讲演之后，曾有一段名闻遐迩的的即席答问，在这个后来被命题为“五胎说李敖”的答问中，他对所谓蒋介石的威权统治，作过如下的解释，他说﹕
“……四九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在1950年就开始在台湾实行县长的选举，后来连台北市的市长都是选出来的，而且不是国民党的党员。共产党在大陆，四十多年后才开始搞非政府性质的「村选举」，还没搞好，甚至是假选。选的人不合共产党的意，或者不是共产党的人，就要废选，甚至抓人，比如最近广东的太石村选举事件。
“可是，五十年代以后的台湾，面对的最大威胁是共产党天天在喊着要’解放’它。所以，安全，对于台湾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一个政权，面对着共产党的持续干扰、颠覆和威胁，面对着曾在三、四十年代大陆泛滥过的红色思潮又企图卷土重来，面对着自己又必须坚持从来就有的基本民主理念，那么，台湾怎样才能保得住？台湾怎样才能走向民主和富强？于是，蒋介石吸取了他49年前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教训，在一九四六年已经建成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恢复训政”。所谓训政，就是一边推动地方自治，一边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国民政府。前者是为训练人民用权，后者则是为防止形形色色的外患内忧，特别是专制的公然复辟和变相复辟。这就是所谓的’威权政治’，但却是’威权民主政治’，也是蒋介石’威权统治’的由来。因为它的目的，还是要’走向民主宪政’，而不是’走回专制’（引按﹕台湾的历史之路就是这样走下来的。）虽然，超越了训政的范围就是专制，越过了威权的限度就是独裁。但是，早在三十年代，共产派、自由派都骂他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却也说明了他虽然推行训政，实行威权民主政治，却没有’过界、超限’而成为专制独裁……
“所以，49年后，台湾一批号称’自由派’的知识份子，当他们依然要像在大陆一样穷追猛打地批判，否定，直至要与大陆的共产党’里应外合’，意在推翻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时，那个正在实行威权民主政治的国民党蒋介石就要对他们实行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你想骂，我也可以给你骂，但你们也不要骂得、闹得太过份。雷震的那个《自由中国》杂志，出版了27期，期期都骂蒋介石国民党，直到第27期，实在是骂得太过份了，国民党蒋介石认为已经对台湾的安全和安宁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了，才把他抓了起来，把杂志停掉了。这在大陆是不可思议的事，连一期也出不来。能够让他出版27期，骂27期，已经表现了这个政权本身确实尚拥有一个基本的民主理念，尚提供了一个起码的言论自由环境。把雷震抓起来，停了他的杂志，是为了台湾的安全，是为了不再重蹈被共产党颠覆的失败命运。因为共产党还在天天喊着要解放台湾，对岸的大炮还在天天瞄准着台湾岛……
“大家都知道储安平在1947年说过这样几句话，“我们今天在骂国民政府，在骂老蒋，我们是嫌他给我们的自由还不够多，我们想要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他给骂倒了，真的是共产党掌了权，恐怕我们就连想骂一句话的可能都没有了……”。是的，49年以后他再也不敢骂了，也没有机会给他骂了，先是打了右派，被送去劳教放羊去了，最后死在红卫兵的乱棍之下（也有资料说他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些曾经骂蒋介石骂上了瘾的所谓自由派知识份子，只要稍稍正派一点的，哪一个有好下场？没有一个。就是不正派的，也几乎没有过好下场……”
如果我们两相比较，自然就能明白，什么是共产党残暴马列专制？什么才是蒋介石的威权民主政治？什么叫做恐怖？谁才称得上恐怖？蒋介石在台湾有所谓的白色恐怖吗？退一万步说，就是有，他的白色恐怖能够与共产党的红色恐怖相比吗？所以，我们要说共产党的学者不够资格指骂“蒋介石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是过”。
最后，我们还想一问的是，究竟是谁才骂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
第一自然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自一九二七年开始骂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于今已经骂了整整八十三年，并且还在骂，不仅在教科书上骂，学术著作里骂，而且在电影电视上骂，就是这位被国民党的后人第一个邀请到美国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也还在骂，并且是利用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而进行“总结式”的骂，所谓“公正”地骂。
第二就是台独势力。因为，台独人士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在共产党的策划和领导下，骂蒋介石是白色恐怖了；一九四九年之后，就更是年年骂、月月骂、天天骂，一直骂到今天还在骂。殊不知，著名的“红胎、怪胎、毒胎、坏胎和死胎”李敖，之所以被蒋介石“白色恐怖”了，恰恰不是因为他骂了蒋介石――因为他就是呆在蒋介石的监狱里，还可以继续写书骂蒋介石，而是由于他发表了四九年后“第一份宣布台湾独立的宣言”。就不说，不骂“蒋介石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形形色色分裂势力就失去了追求台湾独立建国的理由。这也是近年以来，台湾舆论以辱骂“蒋介石白色恐怖”为时髦的关键所在。然而，最近海外媒体纷纷报导说，也正是李敖，才不打自招地公开说，“两蒋时代，一共只有一个台独分子被处决”。
第三是国民党内的台独势力。自李登辉当权始，为了使台湾走出中国，为了与共产党一样消灭中华民国，消解中国国民党，国民党的李登辉们，采取的便是“架民主之桥，以求台独之路”。从此，不仅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台联党在骂蒋介石白色恐怖；而且，国民党里面的“暗独”势力，甚至是“明独”势力，也一直在骂蒋介石白色恐怖；以至今日的国民党新政府，也不得不常常把“蒋介石白色恐怖”挂在嘴上，以向分裂势力“讨好买安”。因为，不能在台湾彻底地否定已死的蒋介石，骂倒已死的蒋介石，就不能割断台湾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和政治关系。这才是台湾分裂势力和形形色色暧昧势力，之所以要栽赃“蒋介石白色恐怖”的根本原由。
第四是人骂亦骂者。
至于还有一些人，也人骂亦骂地跟着骂“蒋介石白色恐怖”，那是因为﹕台湾的历史至今还没有得到澄清；台湾至今还没有人在良心和良知的驱使下，决心去勇敢地澄清这一段历史；台湾还有许多的历史事件被尘封，被扭曲――诸如﹕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他与当时日本皇民遗留势力及共产党台独势力的关系，特别是他与当年延安共产党的直接关系，至今在台湾都鲜有人敢于作历史的取证、调查和研究。
所谓的孙立人案。可以说，孙立人被软禁四十年，蒋介石就被海内外的舆论足足骂了四十年，它是蒋介石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的“重大罪证”之一。但是，孙立人案发生五十年后，美国国务院已经公布了当年的档案，承认孙立人确实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和支持下企图发动军事政变的事实，也就是在没有遭受冤枉的孙立人已经享受了五十年的同情，和确实遭遇了冤枉的蒋介石已经为他而被这个世界骂了五十年之后，整个台湾岛竟然是静悄悄的，催不起一丝一毫“为蒋平冤” 的风浪，但反蒋和诬蒋，却依然在一浪高过一浪……。
第五就是被蒋介石“白色恐怖”了的受害者们。他们虽然为数不多，影响不小，但是，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当中有多少是没有被冤枉的，他们当年“被白色恐怖”的真相究竟如何，至今仍然都是一笔糊涂帐。然而，为此而斥骂蒋介石白色恐怖的，为此而岁岁年年要为他们鸣冤叫屈的，为此而年复一年向他们赔礼道歉和加以抚恤的，借此而要证明台湾必须走出中国而独立建国的，却绵绵难绝……
我们还需要再说下去吗？
是的，还必须说出的，一是中共学者在阅读了蒋介石的日记之后，还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斥蒋介石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是“过”，这样的学者，无非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永远要与共产党及所有的反蒋者保持完全的一致性，这也才是共产党御用学者的本相和本质所在。
二是中共学者并没有忘记今日指骂蒋介石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之最剧烈者，就是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而中共学者绝不敢稍稍忘怀的则是﹕中共虽是昔日台独的制造者（注21），今日却成了台独的激烈“反对”者。虽然中共今日“反台独”，也不过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但是，中共今日反台独的“宣传”却是坚定不移的。那么，中共学者为何又偏要与台湾分裂主义者们，在指斥蒋介石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的问题上，保持如此高度的一致呢？这又怎能够有助于中共对台湾国民党的统战呢？倘若一言以揭之，就是“否定蒋介石乃是中共交付给他的核心使命和当前大任”。所以，与台湾分裂势力在反对蒋介石的问题上保持一致，还是出于中共要对整个台湾实行统战的需要，更是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大战略。对此，中共的御用学者能不与中共高度地保持一致吗？
其四、我们实在不能理解的是，时至今日，这位中共学者，居然还要将大陆学界和民间，当做小孩子来耍，还要学舌中共，说什么要“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恢复其本来面目，正确评述其功过是非，给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只有群策群力，通过长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道路解决。”
我们姑且不说，这位中共学者信笔至此，显然已经忘记了，就在这一篇短短的自序前面，他曾十分肯定地说过，“时至今日，距离蒋氏去世已经三十多年，距离当年国共大战、生死搏斗的年代也已快到六十年，尘埃早已落定，各种恩怨都已化为历史陈迹。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姑且不说这位共产党学者的不能“自圆其说”，何况我们在前面已经对他的这一段话作过了点评。我们要说的是，中共学者就是中共的学者，因为，中共的一切理论、手段和说假话的本领，他都予以了完全的继承，并且“活学活用”到对蒋介石日记阅读的成果上来了。
因为，人民没有忘记，中国人也绝对不应该忘记的是，正是“中共的大救星和中国人民的大灾星”毛泽东，才于一九五七年曾甜腻腻地告诉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说，共产党主张在学术和文艺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而才引诱了千万不知就里的知识分子向党“表忠心，提意见”。然而，时不足数月，毛泽东就公开地变脸说，他无非是要“引蛇出洞”。于是，一场史无前例地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立即恶浪横空，致使当时总共只有四百万知识分子的中国，转眼间，就被打了117万右派分子（注22）。共产党对他们毫不容情地批的批，斗的斗；抓的抓，关的关；劳教的劳教，劳改的劳改；由此而夫妻离异，家破人亡者遍于中国。中国的知识界，终于完全成了共产党宣传机器上的一颗低贱的螺丝钉；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全体一致地成了中共的“党奴和知奴”。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曾绵延了数千年的思想、学术和文艺的自由景象，就此竟被残酷地寿终正寝了……
此后五十余年，直至今日，虽然作恶万端的共产党，其专制的淫威已然在被迫“弱化”，就是胡锦涛想要复辟毛泽东时代，那毕竟也只是妄想而已。但是，中共对于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钳制、收买和对其中稍有异议者的迫害，又何尝有了根本的变化。在今日中国，百花齐放何在？百家争鸣又何在？遍中国又有谁敢于公开揭穿共产党的谎言和恶行？普天下依然是中共的一言堂――报纸还是中共的报纸，杂志还是中共的杂志，互联网上中共豢养的五十万“五毛党”，更是在“飞扬跋扈为共雄”，被派赴海外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还在与中共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其目的就是要继续维系和统一中共对蒋介石的“历史定性”，而不是要当今的中国人都来为反思蒋介石而“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时代，必将会在中国重现。但是，那一定是在中共的专制统治彻底覆亡之后，中国的国民，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才有可能真正“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得起来，蒋介石的历史定位也才能在真正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中，为历史和人民所重新肯定，而不是为任何一家政党及其“党用”的学者们想肯定就肯定，要否定就否定，想栽赃就继续栽赃……
毫无疑问的是，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都在渴望着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应该明确的是，对外“承认蒋介石领导北伐和抗战”，是“专制统治被迫弱化”的共产党，对于二十余年人民反思历史的不得已“让步”，更是共产党要对台湾国民党进行统战和赤化的“需要”，是“和平解放台湾大战略”的一个部份。但是，在“反共和发动内战”这样一个事关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共产党非但寸步不让，而且一定要维护他们从来就对蒋介石的“定性”，甚至必须大书特书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历史罪行，而绝不容许他的御用学者们越雷池一步。如同邓小平决心在北京屠城时所说的一样，“若是让了一步，我们就将亡党亡国！”
至于由中共学者对外，特别是对台湾和今日的那个台湾国民党承认“蒋介石领导了北伐和抗战”，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对内绝不能承认“蒋介石反共是正确的，内战从来都是共产党发动的”。只要保住了这个底线，就算是对内已经不得不承认蒋介石领导了北伐和抗战，共产党不是还能够再发动一次批判、否定和谩骂蒋介石的“学术大跃进和文艺大跃进”吗？就象胡锦涛政权及其御用的学者和文人在此三年间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那样。
赴美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之所以看了那么多的日记，在对蒋介石的评价上也没有丝毫的进步，还是那一句话，他必须与本党保持一致。这才是要害之所在。至于他口口声声所说的“公正”一语，便实在是骗取人的鬼话罢了。虽然，对于今日的台湾国民党人，他确实骗得如鱼得水。
蒋方智怡女士决定开放蒋介石日记，确实是一个无私而勇敢的决定。虽然中共的学者利用了她的无私和勇敢，但是蒋介石日记的开放，毕竟让我们进一步地识破了中共专制统治是被迫弱化，而不是进步，犹让我们更深和更快地识破了中共在历史问题上的冥顽不化。由此而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中共是不会“改好和学好”的，中共的御用学者们自然也是“学不好和改不好”的。 （待 续）
注释﹕
1、蒋介石于１９２４年３月给廖仲恺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对俄）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之言也。……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成者，决无此道。……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2、中共在西安事变后即1937年3月和7月，两次向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作过“四项保证”，谓﹕“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我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
3、李锐﹕《毛泽东庐山回忆回忆录》。
4、南北两军阀指北方吴佩孚和南方的陈炯明。
5、参阅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三章兼论“何为新三民主义？何谓国共合作？”和李玉贞译著《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前苏联解密档案之一。
6、参见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三章“兼论”和讲演录《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四大关系》（2007年11月于多伦多大学讲演时题为﹕“孙中山与共产党”），黄花岗杂志2006年第4期，总第19期。
7、同5。
8、参阅史可航﹕“辨识新中国、还原蒋介石”一文，黄花岗杂志2004年第2期，总第9期）
9、大侠指杀警的杨佳，烈女指杀淫官之邓玉皎，均为人民所极力推崇。
10、张贤亮长篇小说﹕《绿化树》
11、2008年9月，中共在海外一些身份不明的网站上又发动了一次要“鞭尸孙中山”和“彻底否定辛革命”的恶潮，时间持续半年之久，文章发表数百篇，跟帖短文上千。与此同时，中共在国内的党媒，也对之作了相对谨慎的呼应。这是中共自1989以来在海外发动的第三大波辱骂孙文和否定辛亥革命的逆流，却为海外不多的志士仁人采取就网文而跟帖批判的方法所击退。相信随着中共要公开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大戏，还会继续使出革命的两手，将掀起又一波谩骂孙文和否定辛亥革命的恶浪，目前显然已见端倪。
12、请参阅黄花岗杂志第5期谢幼田文﹕“评中共学者捍卫军阀诬蔑孙中山文”和刘京一文﹕“军阀割据和联省自治――评军阀子孙企图制造历史大翻案”。
13、《108名战犯的归宿》第56页。晓冲编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出版
14、第一个是1919年篡立的“俄属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二个是同年在德国篡立的“俄属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俱遭失败；惟“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获得成功即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5、“中共企图破坏北伐”，请参阅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一章第四节。
16、同2。
17、请参阅中共内部发行的前苏联和第三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特派员彼得、佛拉基米诺夫的《延安日记》。
18、请参阅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四章第三节﹕“中共持续分裂和破坏抗战阵营的理论、谋略和行径”。
19、“1945年谁先挑起了内战? 读傅作义的一封公开信”《阿波罗网》2009年9月21日。
20、辛灏年﹕《俄罗斯共和国七十四年史略》，《黄花岗网站》历史文化选刊。
21、辛灏年讲演录﹕“民主统一为中华”，《黄花岗杂志》2005年第2期总第13期。
22、由于中共档案还没有到解密的时候，目前对1957年共产党究竟打了多少右派，各家说法不一。本文根据的是1979年民政部予摘帽右派重新安排工作的数字。请读者查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