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群众演员入场
3月1日，北京广西大厦的一位工作人员为迎接全国人大代表的到来精心布置大厅。新华社记者陈树根摄
3月1日，一位武警战士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执勤。随着两会的临近，参加会议的代表、委员开始陆续抵达北京，承担安保工作的人员严守岗位，确保安全。 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
3月1日，几位全国政协委员准备乘车前往驻地。当日，来自安徽的全国政协委员乘飞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
这是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 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
3月1日，一些来自辽宁的全国政协委员乘坐火车抵达北京。 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3月1日，一些来自辽宁的全国政协委员乘坐火车抵达北京。 新华社记者 赵博 摄
3月1日，一些来自辽宁的全国政协委员乘坐火车抵达北京。这是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 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3月1日，一些来自辽宁的全国政协委员乘坐火车抵达北京。 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2月28日，武警战士在擦拭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护栏，迎接即将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3月1日，一些来自湖北的全国政协委员乘坐火车抵达北京。 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3月1日，一些来自湖北的全国政协委员乘坐火车抵达北京。这是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 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3月1日，一些来自河南的全国政协委员乘坐火车抵达北京。 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3月1日，一些来自河南的全国政协委员乘坐火车抵达北京。这是全国政协委员龚立群在北京西站接受记者采访。 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中国每年两会耗资50多亿
据万维网报导，湖北省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无党派人士王福霖委员坦诚地说：“每年两会都花不少钱，警车开道，名爲庄重，实则扰民，每天的伙食费就上百元，这让我们政协委员于心不安。”
这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68岁的老教授说：“尊重、照顾政协委员已经很多，但一些做法没有必要。比如警车开道，有损委员的形象。”一次在十字路口，交警专门爲政协委员的车设置了左转通道，禁止其他车辆通行，时值下班高峰，恰好遇上大雨，很多人没有带伞，现场骂声一片，车上的委员们都坐立不安。
王教授还表示：“爲了开会，三轮摩托车不让拉客了，小生意不让做了，这断了很多人的生计，其中有不少下岗职工的生活就不好维持。不少人骂委员，骂会议，话很难听。委员还没爲老百姓做什麽事，却扰乱了百姓的生活，我心里难受。”
他疾呼应降低会议成本。他说：“会议的伙食太好，一天要100多元，没必要这样，我们也于心不安啊。”
他建议，开两会应厉行节约，减轻财政压力，不能舍本趋末，表面上提高了规格，实际上拉开了与老百姓的距离。
据湖南省华容县财政局一份资料显示，该县2003年两会直接预算金额爲48.5万元。而这个预算费用只包括会场、资料印刷的直接费用。这还不包括参加两会代表的吃、住、行费用以及补助等项，如果包括这些费用，一个县的两会耗费至少超过100万元以上。
按中国国家统计局2001年底公布的数位显示,中国共有2,86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包括1,489个县、393个县级市、116个自治县、49个旗和3个自治旗,此外还有2个县级特区、个县级林区和县级以上城市中的808个市辖区。按湖南华容县的规模计算，2,861个县一年所花费在两会上的费用就达28亿多元。
截至2001年底,中国共有265个地级市。基本上一个市管辖4－11个县、区左右，所以平均按每个地级市管辖6个县计算，265个地级市每年两会费用至少超过13亿多元。
中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按地区市两会的费用叠加，每个省级行政单位花费在两会上的费用，至少每年在2000万元以上（保守计算），除去两个特别行政区，共是32个省级行政单位，每年耗费在两会上的资金就达6.8亿以上。
北京每年爲全国召开两会投入的财力人力就更是无法计算了，吃、住、行都要制定周密的接送计划，提供跟踪服务。
另外，爲了迎接两会北京各部门又进行了全市各项大检查，市容环境，加大警力，仅会场及代表所经之路都进行了“地毯”防爆搜查多遍，使用“军犬”“探曝器”以及特地从以色列进口的防曝探测仪器等设备。
另外，北京人民大会堂爲迎接两会召开，特高薪招聘500多名年轻体貌端庄的姑娘爲大会服务。按2003年“两会”所公布的数位显示，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委员共有2186人，参加人大会议的代表共有2985名，两方加起来共有5000多人。
5000多代表，每人每天的费用最低是伙食费100元、宾馆住宿费在150－－600元之间，按300元算，5000人每天的最低生活费爲150万元。20天的费用爲3000万元。5000人进京往返费用平均按每人1000元计算，5000人又是500万元。生活补贴20天至少每人是1000元，5000人又是500万。而北京爲迎接两会代表，增加戒备，增加警力，爲保证两会安全，两会期间上街巡逻的65万人，每人每天至少需发给30－100元的工资补助，20天下来至少是4000万元人民币。北京市爲两会直接财政支出就达1亿多元，加上爲两会的安全、通讯、交通等项投入3亿多，加上一些服务专案，整个北京两会耗资超过5亿多人民币。
将全国所花在两会资金加在一超过50多亿元人民币，这些支出都由国家财政拨款。相当于中国百姓包括老弱病残以及婴儿，每年每人需爲两会捐款4元钱。每位两会代表的在北京会议的个人花销，相当于两个中国农民全年的收入的总和。
政治演出的经济成本
作者：任不寐
中国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议制”（代替而不是代表公民“选举”）当然已经司空见惯了，甚至连国际社会也都对中国这种政治游戏习以爲常。然而这种对政治演出的普遍习惯却包含一种深刻的悲哀：羞耻感的丧失意味著这种演出不是免费的，中国甚至世界都不同程度地付出了“道德成本”。
当然，这种每年一次的政治演出最直观的问题是经济成本。人们普遍批判毛时代的个人独断，乃至党代会和人代会几被废止，但现在我们看看，人们从毛以后中国恢复了的“代议制”演出中得到了什麽好处呢？首先，民主权利仍然形同虚设，其次，每年爲“两会”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再次，这种粉饰性的“代议制”使舆论渐渐丧失了权利敏感。我当然不是 说毛时代的个人威权是好的，但显然，人们往往因爲对毛的批判而忽视了新时代“民主”政治演出的社会成本。
这个问题在道理上是很简单的。既然经过半个月之久的劳民伤财的神仙会，而其“选举结果”完全是对“内部代议”名单的赞同，那麽这样的“代表大会”还有什麽意义呢？既然没有任何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质疑和修正而仅仅是表示“深受鼓舞”之类，那麽上述这些谄媚的表演完全可以以更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
总有学者对改革“人代会”津津乐道，这种“民间议政”不过是对80年代改革派幕僚身份的某种怀恋。一个基本的政治常识是，缺乏言论自由和民间自治的基础，任何关于“代议制”改革的方案唯一的结果是导致政治演出经济成本的无限增加以及政治道德上的犬儒和僞善。一位美国的宪法学者曾说过，某些专制国家虚僞的人权政策总比赤裸裸的无视人权要好──“虚僞是邪恶对正义表示的尊重”（L-亨金《权利的时代》）。我想这句话大体是不错的，但他可能忘记了，“虚僞”不是免费的，是有成本的。恰恰是在威权国家，由于封锁了民间监督的道路，同时由于政治传统上对庆典仪式的需要和迷恋，它更可能也更需要爲虚僞的政治演出大肆铺张。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这种铺张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抢劫。我们知道，税收和国债是取之于民的，但有什麽理由让百姓爲两会这种政治演出买单呢？在这种意义上，政治虚僞就不再仅仅是“邪恶对正义表示的尊重”，而同时也是“邪恶对正义表示的蔑视”──人们丧失了政治权利的同时，经济权利同时被肆无忌惮地侵犯。
因此，以“两会”制度改革作爲民间与官方对话的中间话题是可疑的。在同等条件下，也许“宪政问题”更值得探讨。然而“宪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猜测“胡锦涛新政”中的某些对话暗示，而在于在观念上进一步告别“改革”，回归个体权利。从个体权利本位这一基本原则出发，完全可以对“两会”制度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包括率先提出“两会”必须公布经济开支明细报告等要求。当然，更爲重要的是，“民间”不能再迷恋自上而下的改革观念，而是真正从权利个案重建政治思想的起点。
2003年3月14日星期五
第二幕：民主真面目，为主角捧臭脚
全国人大力推和谐社会前行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日电（记者田雨）推进立法进程、增强监督实效、加强代表工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开展工作，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民主法制基础。
２００６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审议２４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决定的草案，通过了其中的１５件，向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目标迈出坚实步伐。
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７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监督法。这部历时２０年方才出台的法律，对于各级人大常委会增强监督实效、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同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企业破产法。这部法律确立了企业有序退出的法律制度，规范了企业破产程序，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这一修改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有利于在死刑适用上贯彻慎用死刑、少杀慎杀的方针。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９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１５５票赞成、１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决定将物权法草案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标志着中国物权立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向着实现立法目标稳步前进的同时，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原则得到充分体现。围绕物权法草案召开的座谈会超过１００次，劳动合同法草案向全社会征集到１９万条意见，越来越多的基层全国人大代表应邀列席常委会会议。
以关切亿万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合同法为例，在将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许多农民工的意见和建议受到高度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回应普通百姓的关切，对劳动合同法草案作了大幅度修改，以便通过法律手段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监督“一府两院”工作是宪法赋予人大的另一重要职责。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社会普遍关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作为监督重点，加强了对带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监督，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确保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
统计显示，一年来，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公正司法等重大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对１２部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听取和审议了“一府两院”的１１个专项工作报告。
这是一个令全国人大代表吴国龙深感欣慰的消息：他提出的对组织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的建议，受到公安部的高度重视。２００６年，公安部在全国重点地区组织开展“打击组织操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一举打掉近３００个犯罪团伙，解救未成年人近９００名！
与监督工作相呼应的，是人大代表工作的全面推进。深入基层、了解民情，聚民智、汇民愿，人大代表们围绕民生问题，提出了一批分量很重的议案、提案和建议。承办单位通过认真办理，把代表关注的热点问题列入工作重点，将代表反映集中的意见转化成行业政策，对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２００６年，全国有１８７４名代表参加了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１８３篇，直接提出闭会期间建议６９件、议案或建议线索５００余条，为酝酿、起草、提出高质量议案或建议打下了良好基础。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征途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能够继往开来，奋勇前行，继续谱写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新篇章。
第三幕：主眼演员出场
这张图片最有讽刺意义
胡锦涛为何坐在主席台下 
时间：2006/03/20 出处：南方周末
人代会主席台座席如何安排？
国家主席坐台下引出新闻
谁该坐在人代会的主席台上？虽然新闻联播每次都会播放主席台上的画面，但真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连参加了多年两会的记者代表都会卡壳。
在《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只规定了人代会的主席团坐在主席台上，那么除了主席团外，还有哪些人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团内部又是如何安排座次的呢？
国家主席为何坐在主席台下？
3月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电视观众在收看新闻联播时注意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并没有入座主席台，而是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坐在了台下。坐在主席台上的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和13位副委员长。
为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坐在主席台下呢？这一镜头顿时引起了诸多联想，但本报记者对此予以了解后，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程序安排。
这牵涉到预备会议的功能和主席团产生的程序———预备会议一般在人代会会议前举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如果是人代会第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则由上届全国人代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准备会议上提出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议程草案以及关于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由各代表团审议并提出意见。
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的预备会议上通过了176人的主席团名单，并产生了秘书长名单。在主席团名单通过审议前，主席台就座的只能是人大常委会正副委员长，而包括胡锦涛总书记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只是普通代表，要坐在主席台下。
主席台上怎么坐？
主席台上座次的安排看似简单，实则是一门学问。
“人大在座次排列上要体现现代社会的民主精神和平等原则。”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吴卫国说。
全体会议主席台的座次排列因十分重要而显得非常敏感。总体来说，除了主席团要在主席台上入座外，主席台上还包括非主席团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和会议特邀嘉宾等。
在全国人代会主席台上，执行主席的席位在主席台的前排，执行主席后面各排一般分为南北两区。
当人代会开幕和闭幕时，北区第一排依次安排主席团成员中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南区第一排依次安排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南区第二排依次安排不是主席团成员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北区第二排及其余各排均为主席团成员的座位。
召开开幕、闭幕以外的全体会议时，南区第一排安排主席团常务主席。北区第一排依次安排主席团成员中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南区第二排、第三排依次安排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不是主席团成员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余各排为主席团成员的座位。北区第二排及其余各排均为主席团成员的座位。
除了全体会议外，还有预备会议、主席团会议和人大常委会会议。
在人代会主席团会议或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主席团常务主席或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坐主席台。主席台座次规则与全体会议的主席台前排座次规则基本一致，惟一的区别是，主位始终处于正中间；主席团成员席或常委会委员席按成员或姓氏笔画排列座次，并定期调整前后排顺序，以体现主席团成员之间和常委会委员之间的平等。
在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上，不设主席台而是采取长方形或椭圆形会议座次形式。内圈为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和报告人，外圈为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主任在主位，身后不再设座位，背景上方设国徽。
主席台的排序
“虽然全国和地方人代会的主席台座次排定不完全相同，但重点考虑的共同要素是姓氏、级别、单位和左右顺序，以及这四个要素的先后顺序和内在顺序。”一位对主席台座次颇有研究的地方人大官员告诉记者。
主席团常务主席或嘉宾按照行政级别高低分区域排位，高者在前，低者在后；同一级别同一单位的，除任职文件另有规定外，按任职先后排序；同一级别不同单位的，按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军队排序。
人员的先后顺序确定后，在排位的技术层面上，先确定主位1号，距离主位越近的席次和席位越高，距主位越远的席次和席位越低，座次按左右依次排列。按照面向代表席的方向，如果人数为单数，中间为1，左为2，右为3，左右顺排；如果人数是双数，则以中为准，其左为1，右为2，左右顺排，有时为了突出1号，特别将其排在中间，右边的最后空一位。
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可能有不同的级别，如果不是正副主席或者特定的级别———例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按照姓氏笔画，以左右左右排位。
主席台规则中的座次排列体现了身份的象征，也是为了保证会议正常进行的一种秩序安排。在国外的议会也有前排议员和后排议员之分，前排是资深和担任要职的议员，后排是资历较浅或担任一般职务的议员。在这一点上，中外皆有相通之处。（录入：陈利明）
作者: 记者戴敦峰
温家宝文章里面的含义 
中国人大、政协会议将于三月初召开，总理温家宝到时会提交政府工作报告。
二月二十六日新华社发表了温家宝的一篇文章，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基本思路，但是，更重要的在于，这篇文章宣示了胡温体制的整体施政思路的理论化成果，它更像是胡锦涛将在中共十七大做的政治报告的预告版。
温家宝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它的第一部分集中阐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这也是这篇文章最令人关注的部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生产力”是近几届党代会政治报告中不可或缺的概念，但是胡温执政四年来发表的文件，却很少就这方面的问题展开全面的阐述。由此可见，温家宝此文并非仅仅为即将召开的两会定调子，而是为年底召开十七大打基础。
文章说：“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当然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因此，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但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由此，文章提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
中共十五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是这样表述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
两者相对照可以发现，温家宝文章的核心就是强调施政的价值观，就是用经济增长解决民生问题，最终实现社会公义。理论上的这种认知，对实践有着深刻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中国经济持续地高速增长，同时也不断地积累并深化了社会矛盾。用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今年一月十二日的话说，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太大。胡温政府执政以来所干的事，实际上就是一件：纠偏。对中国二十余年来单方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的检讨，就是“和谐社会”理念的产生基础。
“和谐社会”理念的推行，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中共的执政思想和执政手段需要转型。制定新的执政纲领的任务，就是十七大的任务。
在十七大召开之前，中共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准备。可以看出来，温家宝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反映了这些理论准备的成果。
这些成果首先就在文字的表述上体现出来。温家宝的文章修正了以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的定义，不仅加入了“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且将之与“发展生产力”并列齐观，将单一的“根本任务”改变为“两大任务”。
“两大任务”的说法，源于“和谐社会”理念，却又高于“和谐社会”理念。它已经使“和谐社会”理念不局限于政策纠偏的范围，而是摆上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或者说，“和谐社会”理念上升到“两大任务”的时候，中共朝着它所说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虽然中共早已提出“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显然还没有定见。按照中共的说法，类似的认识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加深的。而从根本上说，这种认识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再到现在提出的“两大任务”。每一个新的阶段，都意味着中共执政纲领的一次重大转变。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正是基于这个目的，社会主义理想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但是当社会公义仅作为目的的时候，发展生产力就只能是惟一的实现手段。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温家宝发表的这篇文章就不仅非常重要，而且非常适时。它认为“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统一的整体，“并且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的长久进程中”。也就是说，“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
“两大任务”为中共执政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可见，未来中国的发展将会出现新的变化。（本网评论员 徐祎珉）
第四场：高潮，记者招待会：
忽悠全世界也自我忽悠的政治表演
附几张两会表情
最后这些图片是对两会民主最精彩写照
第五幕：场外
两会前的北京访民陆续被软禁
2007.02.28
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即将召开，除反腐成为网民在两会的共同心声外，能够沉冤昭雪成为广大进京访民的共同期盼，但是，近日，北京访民们已陆续被软禁，外地访民们也在四处的躲藏，以免被公安大搜捕而遣返原籍。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新华网星期三报道说，中央的铁腕反腐已成为该网07年全国‘两会’大型系列专题调查中网民的共同心声。而早前有报道说：民生问题也将成为两会的主要议题，有访民表示，带着对中央满腔的信心与希望，他们赶在两会之际进京上访，但是，各地截访的在四处抓捕上访者。
曾因申请游行被当局判刑一年半的新疆上访人士李小成星期三对本台表示;就在星期一，他亲眼目睹了三起截访人员抓捕上访人士的情况，他说：二十六号在我住的附近我亲眼看到了三起抓人的事情，一起是上海的便衣警察抓了三个上访者，当天在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抓了两个人，第三起是在我住的小巷子里，有几个截访团的人在这里跑着抓人，好像是跑掉了。
湖南访民黄建荣表示，到处抓人，访民到处躲，听说今天上午又抓了几车人，现在公安部也抓人，一车车的拉到马家楼，被当地接回家。我们今天到人大信访办，截访人员就把我们押着，不让我们去。
现在来得不少，可以说比以前多了六，七倍。记者：是否都是冲着两会来的？郑大靖：对！对！对！老百姓都是想有机会靠近人大代表，把材料递上去
访民郑大靖
访民郑大靖星期三表示访民们都想把材料交到人大代表手中。他说：现在来得不少，可以说比以前多了六，七倍。记者：是否都是冲着两会来的？郑大靖：对！对！对！老百姓都是想有机会靠近人大代表，把材料递上去。
但是，他表示，就要有大清查了，他说;今天晚上有一个大搜捕，这些访民们有的地方管得松一点就可以到处走一走，象多次被抓回去，管得严的，他就不敢出去了。
北京访民周莉星期一到过上访村，她也表示上访村近期来了很多上访的，但是为防备大搜捕，访民们正在找地方躲藏，她说;有很多很多上访的，有福建的，东北的，还碰到很多熟人，估计有一两千人，全是冲着两会来的，但是这两天很紧，正想办法给找地方呢，先分散着住，那边快抄了。
访民黄建荣表示，每年两会期间都有一个大清查的，都要把这些冤民赶回家，因为全国人大开这个会都是各个省的贪官都下来了，就怕我们这些人告他。
此外，北京本地的访民们也已被不同程度的软禁起来，访民刘安军说：张桂军，李海珍，李兰英等都已被软禁。
而被判入狱的北京民主党人士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也被公安通知要软禁，贾建英星期三对本台表示：因为他们昨天开会了，前天西城国保的找我谈话的时候说今年挺严重，怕我去静坐。记者：如果要看着的话就是你上班他们在那里等着。贾建英：对！然后下班接走，去年两会的时候把我带到郊区去了，不让我上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一组相关评论
给两会提意见：少读报告防瞌睡
全国两会即将于农历年后召开，在这之前，各地的“两会”开得如火如荼，然而“年年两会年年睡，两会年年人不同！”以山西省政协第九届五次会议为例，媒体报道称，个别政协委员竟然在庄严的会议上酣然而睡，就连激烈的会场鼓掌声也没能唤醒他们的沉睡。并评价说“人大代表的职能是为民代言，在庄严的会场上睡觉，等于是主动放弃了这个权利”。
台上读报告代表睡大觉
事实上，除了睡觉外，请假或缺席的事在人大或政协会议上时有发生，不提交议案和放弃发言的代表或委员也不在少数。虽然这显示部分人大代表不具备代表民意的资格，少有责任意识，但问题不仅是人大代表自身的原因，而是会议的表达机制不对称和对话管道不顺畅所致，更直接地说，是现有的会议制度设计并未有效地调动起大多数代表的参政热情。
为什么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酣睡？得先看看两会的制度设计。目前两会会议实行的是一种政府报告、代表倾听模式，只有在分组讨论中，某些代表才能获得有限的发言机会。而且，会议内容乏善可陈。每年人大会的重头戏就是审议透过政府工作报告，这个由省长市长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一般要长达两三万字，一讲就两三个小时。报告的套路、模式年年一个样，听起来不让人昏昏欲睡才怪呢。
虽然按照程序是代表们审议工作报告，但报告又多为歌功颂德。在审议过程中，就是歌功颂德的优先权也让各级官员夺走了。先是大官员说，后是中官员说，再后就是小官员说。其实小官员说话的机会也不多，那些连官员身份都没有的代表就只有聆听的权利了。所以所谓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完全是走了样的。正因为事不关己，对许多代表来说，剩下的只有画圈举手了，或者干脆闭目养神睡大觉。据观察，代表睡大觉的现象也多发生在这种场合。
其实，在有限的会议时间内，会议议程设置应该缩短政府报告时间，而增加更多政府官员与普通代表的对话机会，否则代表特别是基层代表就很容易有被边缘化和无所作为的感觉。
官员名人抢占人大代表
不过，从目前的人大代表成员的构成看，即使解决了读报告的问题，两会依然“乏善可陈”。虽然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宪法规定的民众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大代表很大程度上成了许多人的某种荣誉，特别是在地方权力机关，其参政议政的能力根本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目前的人大政协代表中，绝大部分是官员、劳模和名人。有数据显示，中国将近三千名人大代表里，有近70%的代表，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官员。加上劳模、名人代表，这三类代表可能占到80%甚至90%以上。
有学者即提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然应该有较高的名望，有较显著的业务成果，否则没有民众威信。而且光有这些还不够，行使管理国家权力和参政议政的能力应该是主要标准。人大、政协会议不是官员聚会，不是官员的表功会、演讲会，不是表彰劳模和照顾名人的大会。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分委员很早就曾提出人大代表职业化方案。
所谓人大代表职业化，就是让人大代表成为一种职业，专门从事参政议政的工作。试想一个代表既要听选民的声音，还要同其他代表进行提议整合，最后要把它转化为立法。这是一个非常繁重和创新的过程，没有职业化、专业化做到是很难的。
职业化使人大代表可以专心致志，将议政作为自己的职业，听取民意，反映民情，审议法案，而不是忙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将参加人大会议作为一种学习甚至是休息。人大代表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组成成员，是代表全体公民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制定国家法律。而完成这一工作，仅靠各地代表匆匆从天南地北地赶来，听听专家委员会的汇报是远远不够的，且各地代表知识背景差极大，决策难免流于形式。
官员当代表 政府监督政府
从人大代表职业化这一命题还必然可以导出人大代表的非官僚化，即人大代表不得由一府两院的官员充任。作为国家的公职人员，不能同时充任两项公职，负责两项相互不同，甚至相互突的职责。而且，地方政府官员本身就是被监督的对象，如果“官员代表”过多，不利于发挥人大的监督职能。
现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各级政府官员或“两院”工作人员。但是如前所述，有近70%的代表是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官员。代表作为监督者，政府官员作为被监督者，两者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互不兼容的。将双重身份集于一体，怎么能够很好地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如果提出种种不满意，那不是等于说自己作为政府官员没有把工作做好？再者，即使官员代表有意承担代表的责任，下级官员又怎么能够审议上级的工作报告？
如果不摆正这些关系，人大只能受控于政府意志。而长期存在的形式主义更在一些地方两会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枯燥、乏味、程序化的官派表达，其中并无对国计民生的深层关注，而是大玩空话套话，无法调动起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参政热情，只能是“年年两会年年睡”。
侨报 大陆“两会”议政的客套之举
来源：美国《侨报》
眼下，大陆各地正纷纷召开地方“两会”（人大会与政协会），商讨地方发展大计，研议民声民意。透过大陆媒体每天的报道来看，“参政、议政”的热烈场景颇让人感慨。
较之于过去，如今大陆地方“两会”虽已打破“一言堂”局面，但与西方世界甚至周边地区议事时的意见交锋之激烈、甚至动辄拳脚相加相比，大陆各地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议事时又显得过于“客套”。
代表们开篇讲话时先清清嗓子，唤声“尊敬的领导”，然后眉飞色舞、对政府工作的成绩侃侃而谈，尽显褒赞之辞；最后惜字如金、言简意赅点评问题，且谦逊地说“提一点小小的建议”之类不绝于口。
事实上，有上述“客套之举”者，其功力还只能算是一般般；功力上乘者可做到代而不表、坐而不言之地步，当然更有登峰造极者，比如大陆媒体提前的1月23日辽宁的人代会上，就有在激烈的会场掌声中依旧酣然而睡的代表们。
按照大陆法律，地方人大代表是参与制定地方发展规划、监督地方政府施政的人民代言人。如今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历练，人大代表的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程度不断提高，其观念的跟进，以及对自身角色的把握与责任的担当应更为准确到位。
重庆市一位年逾八旬的政协委员最近在一次咨询会上对一名官员的官腔“呛声”，尤其让百姓为之称快。
不过，大陆多数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第一身份或是“党政官员”，或是“国企高管”、或是“行业劳模” 等），却不类那位老专家。作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他们在转换角色时遭遇尴尬。如何置评上峰或同僚的政绩，因袭“无过便是功”的官场传统便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大陆社会结构变化甚大，各种利益矛盾交织，政府施政需要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倾听不同声音。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代表民意说话本是应担职责，又何须客套呢？
依惯例，大陆各省区的“两会”结束后，下个月初全国“两会”将召开，那将是举世关注的时刻，届时代表和委员们千万别再“客套”了。
代表、委员是主人，客套什么，跟谁客套呢？客套并不代表和谐。
华盛顿邮报 中共警告中国的改革者
2月27日，共产党警告中国越来越没有耐心的改革者和知识分子：尽管过去二十年经济改革步伐很快，但政治自由化和民主之路仍然漫长。
两会将至，中国的政治辩论正沸腾，总理温家宝的这个警告成为中共对这种辩论的第一回应。
这种辩论多数仍然是闭门进行的，保持了该党的神秘传统。但最近有著名人物发表两篇文章，公开提议胡锦涛政府加快有助于市场经济顺利转型的政治改革。
一篇出自《人民日报》前编辑周瑞军（音译，Zhou Ruijun）。文章认为要化解日趋紧张的、可能导致不稳定的贫富差距，更民主开放是必要的。另一篇出自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Xie Tao），他建议中国应该加快迈向斯堪的纳维亚式（Scandinavian-like）的社会福利民主。
据报道，最近负责准备十七大领袖政纲的温家宝用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词汇辩称中国还没有为这样的民主做好准备，但它仍然是党所希望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遥远目标。同时，他表示社会主义体系和民主并不矛盾。
温家宝的言论被视为胡锦涛十七大政纲的预示，呼吁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但没有大胆的政治尝试。这和胡锦涛的谨慎一致。
分析家认为十七大是胡锦涛的关键时刻，他将巩固自己的领导。
政治异见人士和作家刘晓波（音译，Liu Xiaobo）认为胡温将努力营造一个没有麻烦的十七大，尝试游走于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一方面，对毛泽东建立的意识形态的日益偏离让保守派不满；另一方面，改革者对邓小平自80年代开始的自由化仍然主要着眼于经济改革感到挫败。
刘晓波认为，外界许多人为中国的经济成就欢呼，但那些真正了解中国的人知道，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根本还没有受到触动。
近年来，政府拥有的数百大企业倒闭，因为它们损失了大量的金钱，仅靠岌岌可危的贷款生存。国有企业倒闭的结果使成千上万工人的下岗。有学者抱怨无情的私有化进程加大了贫富差距，威胁社会稳定。
党内官员类似的反对意见，让胡锦涛政府收回去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递交的保障私有财产（包括前国有企业的）的法律。
这种反对意见的基础是，许多思想传统的党员不愿意放弃长期的国家拥有所有土地的社会主义原则。他们反对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的斗争，已经变成反对邓小平改革以来大规模抛弃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后抵抗。（作者 Edward Co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