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苏联是刀切豆腐两面光，朝鲜是“功劳是自己的，过错是别人的”，而中共与志愿军呢？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羞于启齿吧？！可事情越是羞于启齿，有时还越要掩饰。我们为“同志加兄弟”付出了巨大牺牲，为“鲜血凝成的友谊”还要每年“输血”给朝鲜，为“利用”朝鲜，还得为金家朝鲜“保家卫国”！胸绝对闷吧？！ 其实，胸闷的只是恍然大悟却又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众多“主人”。那些个“主人”不能辞退不能改换的公“仆”，却是十二分的聪明，经常聪明到“主人”无法理解的境界和高度。

傅连璋是个医生，当年投奔中共时，将一所医院及全部家当都献给了中共。在几十年行医生涯中，他不仅救过毛泽东的命，还救过许多中共级干部的命。但是，在毛发动的文革中，他却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在秦城监狱被活活折磨致死。 为什么？傅连璋至死可能都不明白。 所幸，2004年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将谜底揭开：中共是以一个“假、恶、斗、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为本质特征的邪灵、邪教。

二十六年前，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清晨，北京府右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但却共同询问着一个地址：国务院信访办。他们默默地站在道路的一侧，并不妨碍过往的行人与车辆。在四月二十四日晚上，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有警察朋友托人转告：把嫂子绑在家里，锁在家里，也不能...

两年前，曾写过一篇题为《江姐带给另一个女人的痛苦》的文章，文章提到中共宣扬的鼎鼎有名的革命烈士江姐是个不折不扣的第三者，她带给另外一个名叫谭正伦的女人的是深深的痛苦。事实上，无论是小说《红岩》还是电影《烈火中永生》关于江姐都有一些虚构的情节，比如被钉竹签、绣红旗等。本文要说的就是...

我的同学贾菊红大我一岁，她有个弟弟，叫贾晓红，小我一岁，从小我们两家就住邻居。文革期间，她家因是地主，她的爷爷每天被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戴上一顶用钢筋做骨架、白纸糊的一尺多高的高帽子，上写打到地主分子贾XX，拉到村里狭窄的街巷游斗。街巷墙壁上贴满红纸、白纸标语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

我家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样样俱全，但个个都是冤案。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每当读到被极左势力所伤害的受难者的冤情时，总会联想起我家的冤情来，心里暗暗流泪。旁及我耳闻目睹，许许多多普通受难者的冤情，并将其与大背景大人物联系一起思考，又每每使我难以入眠。说说我家冤情，我倒也不担心...

前些年章诒和女士笔下揭示的著名文化人在政治运动中“告密”、“卧底”的现象，而徐铸成的这段特殊经历，恰好构成进一步认识和剖析这种现象的重要参照。当整个社会处在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双重控制下，每个单位里的人大都身不由己，基本上没有选择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的权利，何况像徐铸成这样“右派”帽子虽摘而帽痕犹存，一旦掌握其命运的干部以为党而做的名义提出某种要求，“在人屋檐下”的他几乎没有拒绝的可能。

1966年文革爆发后，傅连璋被冠以“卫生部头号走资派”、“三反分子”、“天主教会间谍”等罪名，遭到红卫兵的残酷批斗。9月3日，他给毛写了封求救信，明言“我在长汀、瑞金救给您的命，现在请您也救我一命”。9月5日，他被红卫兵打断了肋骨。毛不仅没救他，还任江青在1968年将其投入监狱。 可叹的是，傅连暲到死都在要求见被自己多次救过性命的毛，但毛却对自己的恩公置若罔闻。不知在临死前的那一刻，他是否意识到当初自己的选择真的是大错特错了。

1949年，许世友在进攻长山列岛的前沿指挥阵地上。（图片来源：公有领域）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许世友一直想不通。传说许世友不服毛泽东，准备带兵离队等等。对此，许世友曾说：我敢带兵出逃？我们党是什么样的党？军队就归你个人所有？许世友谙练中共官场生活许世友虽然出身行伍，但并不是大老粗，...

　张春桥的思想与行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是极左路线的笔杆子，写下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极具煽动性的文章；另一方面，他又能够冷静分析政治形势和权力走向。简直是政治表现上的表里不一，矛盾体的典型。 张春桥在文革上蹿下跳揭批“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势力”，但在私下里却显示预见到文革可能的失败。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反映了张春桥复杂的政治心理，也暗示了他在政治光谱上的特殊位置。 从默默无闻的文人到权倾一时的政治局常委，再到阶下囚，张春桥的命运转折背后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残酷现实。

1968年3月2日深夜，刘善本被专案组抄了家，押到空军学院办公大楼西头二层的一个套间里进行审讯。在被折磨了几天后，刘善本于3月10日死去，终年53岁。不知临死那一刻，他是否明白，自己当初相信的不过是中共画出的民主大饼，自己的选择真的错了。

各省农民退休金对比

战无不胜的城管和满脸是血的小贩

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接触和了解渐渐增多。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不同，在中国没有租界，两国之间没有发生过一对一的战事，美国对中国也没有过领土占领。美国在中国的存在主要是基督教传教团所办的医院、学校和慈善机构。

发人深省的白卷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刚小学毕业。全国所有学校都停课了，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升中学的程序自然也中止了。经过近两年的斗、批、改和抄家、串联、武斗，1968年初，学校被要求复课闹革命，我们也直接被分配成了中学生。虽然是复课了，但主要是闹革命，绝大部分...

反右派斗争中，他发表了“党天下”的言论，定为极右分子，并且与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等并列为八个只摘帽不改正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自杀未果，后又失踪，寻找多年，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