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编辑部从事《政法研究》杂志的编辑工作。杂志停刊后，由于我是地地道道的逍遥派，不积极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革命群众叫我参加批斗会，我也去。尽量坐在后排，只看热闹，不发一言，更不动手。看不下去时，就偷偷溜走。例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以陷害无辜为职业的三个魔头最终也都被自己效力的政权吞噬了，这是他们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必然下场。 前苏联的那段恐怖历史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当时被认为是绝密的东西如今多已大白于天下。那些当时《真理报》上宣扬的“真理”已被证明是不折不扣的谬误，对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影响巨大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竟是谎言与邪恶的大杂烩，当时的“人民公敌”原来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竟是十足的阴谋家、流氓、恶棍……

张重一，民国时期北平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1949年后任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在文革期间被折磨致死，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中共的二号人物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曾在辅仁大学就读过——尽管二人并不熟悉。那二者之就究竟有着怎样的牵连呢？目前，不少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已达...

每每看到帮闲文人把那个时代里阶级斗争的对象、被动方，和阶级斗争的主体、进攻方颠倒；把文革1967年的几个月说成是文革的全部；把文革描绘成牛鬼蛇神专了共产党员人的政；“把文革中受尽迫害的人和在个人迷信大骗局中受骗的人作为攻击批判的对象，像隔岸观火似的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大悲剧毫无关心”——（巴金随想录），我的心感到彻骨的冷。为何故意要国人集体记忆失忆，为何要造成历史缺失。因为不能触动毛泽东，不愿承认文革罪错是国家罪错，更不愿承认文革是人治体制的产物。

“四•二五”和平上访是惊天壮举。其之所以伟大，在于它发自人的内心，在于它源于人的佛性，它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觉醒。“四•二五”铸就的道德丰碑，将和日月同辉，因为它维护的是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因为它符合了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

冯爷还在世，现在就回忆他，似嫌过早。可我又不得不赶紧回忆他，怕时候久了，他的好些有意思的事儿被我忘了。前两天，我还打电话回国给他，知道他还在，就是声音更哑了，有气无力的。我要挂电话，他一个劲儿的说：回来瞧瞧吧，回来瞧瞧吧。我这儿半年也来不了一个人，安个电话，也没人给我打，算是白安...

1970年，张学思病情恶化，虽然周恩来下令全力抢救，但由于其长期被折磨，并且加重，于当年6月29日含恨离开了人世。临死前，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可惜，他和哥哥张学良的后悔的确是晚矣！

朝鲜战争，苏联是刀切豆腐两面光，朝鲜是“功劳是自己的，过错是别人的”，而中共与志愿军呢？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羞于启齿吧？！可事情越是羞于启齿，有时还越要掩饰。我们为“同志加兄弟”付出了巨大牺牲，为“鲜血凝成的友谊”还要每年“输血”给朝鲜，为“利用”朝鲜，还得为金家朝鲜“保家卫国”！胸绝对闷吧？！ 其实，胸闷的只是恍然大悟却又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众多“主人”。那些个“主人”不能辞退不能改换的公“仆”，却是十二分的聪明，经常聪明到“主人”无法理解的境界和高度。

傅连璋是个医生，当年投奔中共时，将一所医院及全部家当都献给了中共。在几十年行医生涯中，他不仅救过毛泽东的命，还救过许多中共级干部的命。但是，在毛发动的文革中，他却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在秦城监狱被活活折磨致死。 为什么？傅连璋至死可能都不明白。 所幸，2004年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将谜底揭开：中共是以一个“假、恶、斗、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为本质特征的邪灵、邪教。

二十六年前，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清晨，北京府右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但却共同询问着一个地址：国务院信访办。他们默默地站在道路的一侧，并不妨碍过往的行人与车辆。在四月二十四日晚上，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有警察朋友托人转告：把嫂子绑在家里，锁在家里，也不能...

两年前，曾写过一篇题为《江姐带给另一个女人的痛苦》的文章，文章提到中共宣扬的鼎鼎有名的革命烈士江姐是个不折不扣的第三者，她带给另外一个名叫谭正伦的女人的是深深的痛苦。事实上，无论是小说《红岩》还是电影《烈火中永生》关于江姐都有一些虚构的情节，比如被钉竹签、绣红旗等。本文要说的就是...

我的同学贾菊红大我一岁，她有个弟弟，叫贾晓红，小我一岁，从小我们两家就住邻居。文革期间，她家因是地主，她的爷爷每天被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戴上一顶用钢筋做骨架、白纸糊的一尺多高的高帽子，上写打到地主分子贾XX，拉到村里狭窄的街巷游斗。街巷墙壁上贴满红纸、白纸标语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

我家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样样俱全，但个个都是冤案。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每当读到被极左势力所伤害的受难者的冤情时，总会联想起我家的冤情来，心里暗暗流泪。旁及我耳闻目睹，许许多多普通受难者的冤情，并将其与大背景大人物联系一起思考，又每每使我难以入眠。说说我家冤情，我倒也不担心...

前些年章诒和女士笔下揭示的著名文化人在政治运动中“告密”、“卧底”的现象，而徐铸成的这段特殊经历，恰好构成进一步认识和剖析这种现象的重要参照。当整个社会处在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双重控制下，每个单位里的人大都身不由己，基本上没有选择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的权利，何况像徐铸成这样“右派”帽子虽摘而帽痕犹存，一旦掌握其命运的干部以为党而做的名义提出某种要求，“在人屋檐下”的他几乎没有拒绝的可能。

1966年文革爆发后，傅连璋被冠以“卫生部头号走资派”、“三反分子”、“天主教会间谍”等罪名，遭到红卫兵的残酷批斗。9月3日，他给毛写了封求救信，明言“我在长汀、瑞金救给您的命，现在请您也救我一命”。9月5日，他被红卫兵打断了肋骨。毛不仅没救他，还任江青在1968年将其投入监狱。 可叹的是，傅连暲到死都在要求见被自己多次救过性命的毛，但毛却对自己的恩公置若罔闻。不知在临死前的那一刻，他是否意识到当初自己的选择真的是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