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暁康20250826按：我在《雨烟雪盐》中曾写到“非毛化”论说，提及三人：余英时、林毓生、康正果，并称我视“非毛化”为中国人摆脱愚昧的标准；不料今日忽接康正果发来一诗‘高兟回国被刑拘一周年’，配有文字“去年四月，高兟夫妇携幼子前来新港，我曾陪他们畅游耶鲁校园。临别时，他告诉我即将回国处理工作室遗留事务。我当即以我当年回西安被国安拘留案例警告他，目前持绿卡身份，万勿掉以轻心，冒险回国。不久即闻他被警方拘留凶讯，至今日已一年整矣。赋诗一首，聊表关怀”：
不法危邦法网罗，
滔滔天下罪名多。
所城一出休回顾，
公竟渡河嗟奈何！
*《论语•微子》："滔滔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
**所多玛，参看《旧约•创世纪》
***汉乐府《公无渡河》
正果兄悲怀知己，乃是一位以艺术手法“去毛”、达至“毛孙”习*近*平要将他下狱的深度，中共以“诬蔑革命先烈罪”惩处“非毛化”，可知“保卫意识形态”比“巩固江山政权”更优先，是这个政权未敢忽略的秩序，也即颠覆毛则江山倾废大半，真是防口如防川，习政权危如累卵。顺便再发康正果“去毛”佳作《毛像的兴衰与高氏兄弟的"去毛"创作》，原作系艺术评论，配有多幅影画，可惜未能转来文中。】
一
偶像崇拜并不是华夏文明的国粹，至少就传世的文物来看，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前，很少有供膜拜的神祇偶像或圣贤肖像被制作出来。尧舜禹到底是什么模样，向无遗像可供我们想像。始皇陵出土了那么多兵马俑，却从未见到嬴政本人的塑像。孔子甚至强烈反对制作殉葬的陶俑；根据先秦文本的记载，连在宗庙中祭奠祖先，都是让家中的小女孩坐到祖先的位子上"扮尸"受祭，象征性地过一过那个仪式。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崇奉的焦点在于人心的诚敬与鬼神冥冥中交感，先民似乎更专注恍惚无形中的阴阳变化，因而无意将那难以形塑的情境凝冻在死板的土偶木雕身上。只是由佛教传入带来的造像运动才给非偶像崇拜的华夏传统加入了偶像崇拜的成分，但即便如此，那也仅限于烧香求神的场合，在俗世人群中，从帝王到平民，无论是死去的或活着的，都很少有画张肖像来纪念或造尊雕像去崇拜的现象。及至上世纪初，国共两党先搞联合，后搞分裂，都分别学苏俄、纳粹的样子，搞他们的革命党政教仪式，各自张贴起领袖画像，领袖像崇拜遂愈演愈烈，在后来闹到了荒谬狂热的地步。
分共后的国民党聚会中常悬挂党旗，配之以孙中山肖像，这种会场布置明显在突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继承了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路线。而随后在江西建立红色政权的中共则悬挂镰刀斧头红旗，配之以马列肖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表明他们隶属共产国际领导，是苏维埃的中华分支。（图1）这种以党旗和领袖像作为政权象征的革命党政教仪式已初露领袖像崇拜的苗头。
图1中共苏区代表大会会场布置
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后，中共根据地开始改挂青天白日国旗以及孙中山、蒋介石像，这种应景性质的会场布置意在向外界表明边区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拥护，从而也突出了边区政权受到包容的合法地位。但1940年之后，随着中共的根据地日渐扩大，国共摩擦日趋激烈，毛泽东和朱德的肖像随之与国旗及孙中山像同时出现，而蒋介石像则逐渐遭到废弃。再往后内战爆发，共军越战越占上风，作为统一战线符号的国旗也被撤除，毛泽东和朱德的肖像与中共的红旗遂整套推出，作为新政权的象征，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掩护性伪装。
这一时期在正式场合张贴的毛像尚未突出独尊到领袖像崇拜的地步，似乎是为了与国民党方面树立蒋介石的威权唱对台戏，针对那边大挂蒋介石像的场面，这边的毛像悬挂才上升为党内思想统一的象征，逐渐被推向中心。但比较而言，国民政府方面单一突出的蒋介石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像副其实的，也就是说，颇具希特勒或斯大林军事权威的委员长确实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统帅，肖像上的蒋介石和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若合符契，他站在他的肖像前号召将士们精诚报国，驱除日寇，像与人二者在那种场合中并不显得分裂。那肖像不过一平板的肖像而已，并未放射出超乎他本人权力的魔力。它就单纯地挂在那里，顶多在那个人不在场时起到他似乎仍在场的作用。它不管被制作了多少，被悬挂得多么普遍，基本上都出现在官方的正式场合或公共场所，并未侵入老百姓的私人生活。反观毛像与毛本人的关系，情况就比较复杂，需要作一点溯源的考察。
1936年到1937年斯诺采访毛泽东之际，毛虽在很多委员会里担任委员，但按照斯诺的观察，那时候还没有任何共产党人把毛视为他们的"伟大领袖"，也没有任何人把他的名字"当作中国人民的同义语"。那时候，红军将领和党内高层多忙于各自的专职工作，相对来说较闲散的毛泽东便成为斯诺采访的重点人物。偶然碰巧会了面，接着有意无意地靠拢起来，就这样促成了后来那本广为传阅的革命佳话，记者与受访者在他们互动的接近中赢得了互利的效果。正是经斯诺的拍摄，毛那张窑洞前头戴红星八角帽的照片始登上媒体，向外界首次亮出了他作为红军首领的形象。（图2）该相片与《西行漫记》的出版无疑提高了毛的国际知名度，尽管他当时尚在党内的人事摩擦中摸索著向前拼刺。
图2斯诺1936年摄于陕北窑洞前
那张首发的特写照充其量只是一张照片，与领袖像的制作性质上显然有别。据Daniel Leese的研究，只是在1937年6月23日，毛泽东木刻头像登上了延安《解放周刊》，那一幅毛像才初步显露出领袖像崇拜的特色。该头像的面容姿态明显出自斯诺的那张摄影，但背后的土窑洞不复存在，被换成了"向着东方曙光进军的队列，而那曙光则来自毛头顶微薄的光环。"两周后该刊也登出红军司令朱德的头像，却并未被描绘出像毛像那样的英雄崇拜特征。由此可看出，与正式场合作为中共领导和朱德像同时挂出的毛像相比，此类经延安艺术家之手创作出来的毛像便显出了微妙的差异。（图3）
在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忙于带兵打仗或从事边区政府建设之际，毛泽东最喜欢偷闲与投奔延安的文艺界人士接触。他那时已插手军事决策，抓到不少操控枪杆子的权力，但要独揽笔杆子的大权，尚需费一番周折。与希特勒或斯大林相比，毛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修养，具有绘画功底的希特勒常亲自动手设计宣传海报，斯大林则以特别欣赏肖斯塔科维奇交响乐的素养为世所知，大概就因有这样的底子，在纳粹和苏俄那里，领袖像崇拜还都算搞得比较威严和庄重，至少未闹到媚俗的地步。毛泽东后来的反人类罪行绝不次于他那两个前辈，但要论文艺鉴赏力，却远远落在他们身后。对各路文化人从大城市带到延安的洋玩意，他显然欣赏不了，因而也就很难有兴趣了解。面对高与低之间的差距，毛一贯采取往下拉平的手段，他在文艺政策上推行的所谓"普及"，并无向优美和典雅提高的动向，而是把一切让他有可能产生相形见绌感的东西都踹到"普及"的脚下，以"我是粗俗我怕谁"的口气推广粗俗的价值。比如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就要求受过专业美术训练的艺术家向放羊娃学习，去搞那种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宣传艺术。他特别看中木刻、绘画等视觉艺术的潜力，因为对不识字的大众来说，画出来的领袖像肯定比写出来的领袖颂更直接，更易接受。在这一透视点上，搞毛像崇拜便与佛教弘法或教会传教的造像运作有了不谋而合之处。就这样，在力主拿艺术作宣传工具的同时，毛已在有意无意间把他自己的肖像推上工具化的方向。经过整风和文艺座谈会的集训，文艺被强加了为政治服务的任务，随之便出现了王朝文的毛泽东塑像等一系列作俑领袖像崇拜的毛像制作。
图3刊登于《解放周刊》，1937年
毛像的制作及其悬挂于是被推广到正式场合之外，那幅早期木刻头像上微薄的光环被发扬光大，翻身农民把批量印行的毛像供入了家中的神龛。据有关学者发掘的资料所显示，从1944年开始，在太行、太岳根据地及后来的其他华北解放区，"毛泽东像以向英雄、模范们颁发、销售的形式被带到各地。这一时期，正值该根据地依靠贫雇农发动群众运动的阶段，悬挂毛泽东像开始逐渐取代民间敬神的风俗并在农村日益普及化。"这种普及是"以农民撕毁常年祈祷也没有带来幸福生活的神像(灶爷、财神等)，换成带来富裕生活的恩人毛主席像的方式来进行的。"共产党干部号召土改中翻身的农民不要再敬灶爷、财神之类的死神，而敬毛主席这位活神，甚至在土地庙内供起毛像，庆贺土改的胜利果实。有些地区，连在结婚仪式中都"把传统的拜天地改为向毛泽东像敬礼。"共产党在发动和利用农民的同时，也为农民所同化，山沟里变种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即渗透了浓厚的农民意识。"东方红"的颂歌从此四处传播，毛泽东这个被党宣扬为"人民大救星"的神话形象不但遮蔽了他的历史形象，也从现实中的他这个人身上分裂出去，最终被搞成土气十足的玩偶，充当了党的"伟光正"代表。那还是在共军仍被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视为"土八路"的内战时期，要充当国家、政权的尊严象征，毛像尚不够格，它仅可在有限范围内顺着水往低处流的走势融入农民的固有心性，在烧香求神的迷信柴草上纵其妖火。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只图拿毛像的圣像（icon）化为党大造声势，包括毛本人在内，几乎没有谁感到，这种新造神运动对自诩持唯物史观的共产党人来说是多么讽刺。
二
毛泽东一直在利用党内派别斗争的动力助长他高升和夺权，但这股动力在把他作为代表往高捧的过程中也工具化了他的公共形象，使他在党内集体领导制的掣肘下感到颇为别扭。中共建国后，随着党政事务逐步规范化，毛仍沿用的那一套战时动员做法便不再有效，他的威望看似如日中天，在党政事务的具体处理上却碰到了新的挑战。中央对毛像的制作及其悬挂均作出严格的明文规定：比如1950年，按照"七一"纪念节党报上刊登领袖像的指示，除毛像外尚有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三人的相片与之并列；1952年，有关游行队列中领袖像排列的通知规定，毛像与孙中山像排在最前列，第二列则为刘、周、朱的肖像。按严格标准制作的毛泽东画像每年也只是逢"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才挂上天安门城楼。特别是中共八大之后，从苏联刮来的反斯大林之风也引起了中共内部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检讨，毛像的中心地位并未动摇，但也仅止于形式化地摆出来撑个门面。在某些模仿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模式创作的大型革命史诗绘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毛像多呈现为与刘、周、朱等同僚聚集在一起的构图。Daniel Leese认为，"只要毛的地位和政治目标没被动摇，他就会对个人崇拜的外在形式持藐视的态度，称它为上层建筑中的'封建残余'。但一碰到危机时刻，他便转而靠他的公共威望，去发动群众打破他的同僚们所设置的体制性限制，为此他甚至不惜毁党。"其实就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毛那句藐视个人崇拜的言论，与其说反映了他地位稳定的现状，不如说是他受到党内规范制度约束的结果，是他在八大前后反个人崇拜的大势所趋下一种言不由衷的表态，甚至是对他那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处境的自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