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58年。我三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在外地工作的姥爷突然请假回家了。他嘱咐这个要听话，那个要注意身体，临走时，姥爷抱着我看了很久，突然说：“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说完他流下了眼泪。第二天妈妈接到电报，说姥爷喝卤水自杀了，死时才五十多岁。妈妈和姥姥哭成了泪人，别人说姥爷是“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原来40年代初，姥爷为养家糊口曾开过铁匠铺和器械修理厂，驻扎长春的国民党部队曾来他的工厂修过枪。50年代后，共产党实行公私合营，姥爷把自己的工厂归公了，但他的工厂曾替国民党修过枪支的历史却被人揭发出来了，于是姥爷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姥爷是个耿直内向的人，别人逼他不停的交待检讨是“如何帮助国民党杀害共产党人的”，姥爷说不出来。共产党整人的时候，就是想用暴力让人产生恐惧，最后屈从。可怜的姥爷被毒打得受不了了，但他又不愿屈从，最后被逼上了绝路。

我三四岁时赶上大饥荒。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忙着大炼钢铁，没时间照顾我，就送我上吉林医大全托寄宿幼儿园。这是一个闻名全省甚至全国的先进单位，经常上报纸、广播。先进幼儿园的孩子们既要过“丰衣足食”的生活，又要压缩粮食消费，怎么办呢？幼儿园就天天让孩子们吃面条和面汤。我和很多全托班的孩子吃到后来，就这样吃伤了，一见面条就开始反胃和大吐。最严重的时候，一提面条二字，我就有呕吐反射，害得自己经常饿肚子，实在没办法，幼儿园只好让我回家。我就此落下不敢吃面条的毛病，直到上大学，这个呕吐机制才减弱消失，逐渐恢复正常。

文革开始不久，平静的家中起了巨澜。我们一直敬重的父亲，一夜间成了历史反革命，挂上大牌子，接受隔离批判。只有八九岁的我，一下子被父亲的遭难弄晕了。父亲在工作单位和邻里乡亲中一直被大家公认是个大好人，为人认真耿直，工作上奉公守法，从不搞歪门邪道，在财务科工作多年，主管报销。由于他在原则上不退让，按章办事，不讲情面，因此得罪不少人，朋友同事送给他个绰号“王认真”。

父亲刚被隔离时，大人瞒着我们姐弟二人，我就跑到奶奶跟前问究竟。爷爷家以前很有钱，是个掌柜，爸爸小时候还请老师到家里来上私塾。后来爷爷不幸去世，家里的钱很快花光了，奶奶带着四个孩子，生活非常艰难。27岁守寡的奶奶，本想把孩子拉扯长大，自己守节从一而终，没想到50年代后，共产党强制把奶奶分给一个贫农光棍作了媳妇。那时叫“共产共妻”，娶不到媳妇的，共产党给你分一个。直到1956年，奶奶才被爸爸用钱“赎”了出来。在我记忆里，知书达理的奶奶一向是沉默寡言，拿着一本《雷锋的日记》读，更多的时候沉思不语，以泪洗面。

奶奶告诉我，父亲小时候上了一段时间私塾，由于爷爷意外死去，家里生意破产，父亲也断了学业。为了实现继续上学的愿望，他只身跑到北京西单打短工赚学费。这中间，国民党宪兵军官学校到北京招生，父亲听说报考军校不用交学费，就二话没说跨进宪兵学校的校门。按照共产党的逻辑，进过国民党军队的军校，这就是历史反革命。

被隔离天天做思想检查的父亲，不久被造反派叫去，说是给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让他为造反派双方抄写大字报。那个年代每张大字报的开头，都必须写上“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抄写时间长了人有疲劳反应，一天，父亲抄写错一个关键的字，将“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大字报被贴出14天后被发现，一时间亲朋好友都有一种黑云压顶，末日来临的感觉。果然，对父亲的迫害陡然升级，动不动就被拉去痛打一顿，很快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母亲时常被拉去陪斗。最后父亲被判到农场劳改，每天除做农活外，还接受群众的公开批判。

我和年幼的弟弟也经历许多生活磨难。父亲刚被隔离的那段时间，我天天到群众专政委员会（简称群专）给父亲送报纸，路上或其他公共场合，经常被一些半大的孩子围追着喊“反革命狗崽子”。起初我常常不知如何应对，背地里去抹眼泪。过去常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都明显冷淡了。一次，不到六岁的弟弟被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子们围殴，谩骂，为躲避挨打，吓的竟爬到树上躲避。我闻讯赶到想去解围，换来的只是讥笑，辱骂。情急中，我捡起半块砖头，向领头的砸去。孩子们一轰而散，惊恐万分的小弟下来后嚎啕大哭。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七期，2011-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