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武警在中共央行总部门前巡逻。(Liu Jin/AFP)

8月1日，中共财政部时隔4个月，罕见再次曝光六期新增隐性债务案例，且资金规模合计高达1410亿元。比较而言，2024年9月财政部披露的8起案例，总共才新增隐性债务116.41亿元、化债不实0.68亿元。可见，隐性债务一边“化解”一边增加，这不仅令人怀疑当局“着力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的部署已然破防。

事实上，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共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自2010年起，每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几乎都提。2013年要求“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2014年10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提出建立考核问责机制，把政府性债务作为一个硬指标纳入政绩考核。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是年，财政部首次开启问责模式，重庆、山东、河南、湖北等地涉及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的官员被撤职、或行政记过、或警告约谈，一些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也被问责罚款。

2018年起，当局进一步把隐性债务处置作为重点。什么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中发〔2020〕27号）首次给出官方界定：“指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它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融资平台公司、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替政府举借，由政府支持偿还的债务；另一类是地方政府在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开展 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等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中长期支出事项债务。

针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2018年当局做了三件事：第一，基本构建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监管框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隐性债务认定、核算、监测、问责的政策文件）；第二，国家审计署全面开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审计工作，各地政府依规将当地截至2018年8月的隐性债务余额等数据，填报至财政部设立的地方全口径债务监测平台（但数据从未公布）；第三，计划至2028年，即10年内，隐债全部化解。

不过，2019年底疫情突起，对中国经济造成致命打击，严重冲击了中共的化债计划。虽然，2019—2022年，逐步开启了建制县化债试点、特殊再融资债券化债、“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但，根据公开数据，2019年至2022年，当局仅仅发行了约1.3万亿元政府债券来置换隐性债务。这简直是杯水车薪。债务尤其隐性债务问题越来越危险了。

于是，当局2022年起，实施新一轮隐性债务化解工作。2023年，中央出台一揽子化债方案（全省负总责、市县尽全力化债），当年安排超过2.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额度，支持地方特别是高风险地区化解存量债务风险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2024年11月，当局直接抛出五年合计12万亿元化债措施，力度空前（参见《王赫：“三支箭”化债中共中央与地方互耍流氓》）。

可问题是，当局不愿直面隐性债务现实，中央和地方博弈激烈。截止2023年末，根据各方估测，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至少在50万亿以上，但中央承认的只有14.3万亿。据此，当局宣布，截至2023年末，北京、上海、广东实现存量隐性债务清零，全国纳入政府债务信息平台的隐性债务余额较2018年摸底数减少了50%，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取得阶段性成果。

然而，债务是实实在在的，到期就得还钱。中央不承认的隐性债务，地方政府就得自己偿还。可是，中共现行的财政体制，财权上移，事权下移，政府层级越低，财政收支缺口越大，中央转移支付虽然越来越大（2024年超过10万亿，中央政府本级财政收入全部转移出去还不够，中央政府靠发行国债度日），却仍无法满足地方需求。

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政府除了发行地方债券（法定债务，有限额），仍就是继续打隐性债务的主意。因此，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滑稽的局面：一边化债一边新增。

这从中共财政部发布的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中可见一斑。

自2022年实施新一轮隐性债务化解工作以来，财政部共发布6次涉44起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其中，2022年5月、7月各披露8起；2023年11月披露8起；2024年9月披露8起；2025年4月、8月各披露6起。

就拿最新这次来说。最大的两起，一是福建省厦门市通过国有企业垫资实施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安置型商品房项目等，新增隐性债务683.96亿元。一是四川省成都市通过国有企业垫资实施城市有机更新项目、垫资建设市政道路等公益性项目以及代政府缴纳轨道交通建设发展专项资金，新增隐性债务614.08亿元。

此外，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通过国有企业垫资建设应由政府承担的建设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性项目，新增隐性债务103.85亿元。请注意，早在2023年11月的财政部通报中，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就榜上有名（见“湖北省部分地区要求省属国有企业垫资建设新增隐性债务”案例），这次再上榜，表明地方低层政府对隐性债务的依赖难断。

综上所述，当局虽然对化解地方隐性债务看得很重、政治上高压，财政部“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但是，当局的化债思路有问题，一是“鸵鸟政策”，不愿为地方背锅，只承认少部分隐性债务，大头让地方扛，但地方扛不起；二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想把问题往后拖，而不是想办法整体解决。然而，地方政府毕竟要过日子，因此“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就成了一句空话。

其实，早有经济学者建言：中央政府应该在风险尚可控的时点，尽快下决心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并对部分债务严重甚至连利息都还不起的地方及早推动财政重整。关键还在于各级政府坚决推动市场化导向的结构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企和土地改革。就国企改革而言，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需要变卖部分国企股权，取得用于还债的资金，并以此为契机，有效地打破那些行政性垄断行业，如石油、石化、钢铁、煤炭、电力、电信、交通行业的国企垄断。

不过，中共已经“脑死亡”，苟延残喘而已，怎么可能实行这样的根本性改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