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杭州初见

2025年7月7日，傅国涌弟兄的突然离世，震惊全网，很多人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怀念他。江琪生先生说“这些天来，我只做一件事，就是追忆傅国涌”。

我想起，他交代的几件事，使命未达。

1999年11月，我们在关西地区一群留日学子商议创办一本中日双语文学刊物，以蔚蓝的天空，宽阔的大海、飞扬的梦想《蓝·BLUE》命名，至2006年为止，一共出版了21期。朋友和我分别负责中·日文部分主编。

2005年，吉林艺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卢雪松因在课堂放映并与学生讨论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密告，校方停止卢雪松授课权。

《蓝·BLUE》第20期的《观察中国》部分即组织了一个专辑，除了卢雪松以外，崔卫平、艾晓明、张鸣、韩牙、贺卫方、陶然、笑蜀、萧翰等自由知识人都展开了跟进式的关注与讨论，内容关于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政治告密等问题。

傅国涌以《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卢雪松老师的选择》表达了对卢老师的支持。

“因为她选择的只是灵魂的宁静、思想的自由、人格的尊严”。“一个靠英雄、先知、救世主的时代早已过去，只有普通人自由的灵魂站起来，我们才有明天”。

从那以后，我给傅国涌快递过几期《蓝·BLUE》。

2018年的寒冬，我去杭州时拜访了傅国涌。在傅家满墙壁的书柜上，我一眼看见《蓝·BLUE》，那时我们休刊已经整整十二年。

写真：2018年傅国涌家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傅国涌夫妇都在家。

我这才知道，傅国涌的笔下的“蓉儿”，有时写做“容儿”的女性就是他的妻子曹姊妹。他们相识、相知在1989年5月的天安门广场。那时“蓉儿”才十九岁，一位来自浙江富阳的北师大教育系一年级的学生，她参加了她们学校自发组织的“自由乐队”，在广场唱《五四请愿歌》，而傅国涌，也只有二十二岁，与同道者打着“温州师范学院”的旗帜也在广场。人海茫茫，却因为这面旗帜，“蓉儿”发现了同乡。

傅家客厅的一张大桌子上有一个可升降的屏幕，那时他已经身体力行，在办“国语书塾”，招收一批童子，通过母语阅读、思考、探索精神历程。“蓉儿”1988年考大学时，考分高于北大，却在填写志愿时，一连填写“北师大、华师大、浙师大”，一心想当教师的她已拥有近三十年的教学经验，办书塾可谓双壁生辉。

但我们谈得最多的是从近代中国留日史的视角观察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

早在2005年，傅国涌就写过围绕辛亥革命的《主角与配角》，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他除了自己的《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之外，前一年，也就是2010年，他不知从哪里找到具有争议的日本政治思想家北一辉撰写《支那革命外史》的复印本。他想知道其中关于辛亥革命的内容，就拜托人带给香港的翻译家阿明先生，由于北一辉“褒宋（教仁）贬孙（中山）”的立场，这本书自1945年出版中译本之后就消沉在大历史的裹挟中。

阿明先生翻译好前十章后，曾拜访中国各省大出版社，都无果。四年后由“众筹”集资，才在香港问世。

傅国涌为这本书写了一万多字的导读《北一辉与辛亥革命》，该文收入今年出版的《在东京重造中国》（读道社）一书中。2019年董先生与王敬翔合作，在台湾八旗出版全新中译本，改名为《支那革命的真相》，出版社分别请了日本与台湾学者从对近代日本的影响和中日关系的视角写《导读》，傅国涌的这篇仍收入本书。

我认识阿明先生，于是话题涉及北一辉中国革命十三年亲历记，中日两国的革命者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共同性，以及近代史上留日的足迹。

傅国涌很惋惜《蓝·BLUE》的休刊。

（二）东京再见

日本专修大学的土屋昌明教授研究中国民间自由知识人与独立电影。早在2017年就曾邀请过傅国涌到东京访问，当时他做过一场主题演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彭令昭与“星火”在精神史上的意义》，参加者多为中国研究者。

2023年2月，土屋教授在神田校园上映《寻找林昭的灵魂》之后，举办了一场小型演讲会。土屋教授邀请我上京。

这是傅国涌在东京第二次探寻林昭思想旅程的报告。

二月寒风彻骨，本就没张扬的会，来者不多。

一位发言者说，日本这类会，无论是左、是右，人都太少。傅国涌回答，这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白与黑、公义与邪恶的问题。

会后，大家一起去了居酒屋，途中我赶回大阪，跟傅国涌约好，关西见。

（三）大阪三见，留下两本未出版的书稿

半年后接到傅国涌的微信，说“见面谈”。同年10月23日，他与张小蛇、大吕三人一早乘坐新干线来了大阪。

那时，傅国涌似乎雄心壮志，除了出版、办刊、讲座之外，还准备了几个课题。

其中之一是打算做油管访谈视频，先逮著机会拍。

自从《蓝·BLUE》之后，我已习惯于一个人一支游击队，更羞于上镜。

但傅国涌天生具有很强的“四力”，即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和亲和力，周围的人，都被他火一般的热情点燃。我不好意思当面浇他冷水，就约好第二天到寒舍拍摄。

他如获至宝地发现了全套《蓝·BLUE》，爱不释手，并声情并茂地朗读《蓝·BLUE》的《创刊词》：“正如《蓝》所启示我们的，反对任何意义上的语言霸权，主张文学及其精神的全面宽容和建设”。

那时，已经有暨南大学、大阪大学的博士生在研究《蓝·BLUE》，但是研究的视角仅从海外华人文学，但因为《蓝·BLUE》尤其是日文部分的“地下文学”、“流亡文学”，无法“脱敏”，最终都无疾而终。

而傅国涌最看重的是本刊独立思想的核心价值以及大陆刊物不能刊载的这些部分。

对于独立研究中国近代言论史和知识人史的傅国涌来说，拥有全套是必须的。我手上仅存两套，万般不舍，但是决定赠送一套给他，保存在他手里，是《蓝·BLUE》求仁得仁最好的归属。

后来他在东京的书斋命名为“蓝书房”，还请人写了一幅“蓝”字，挂在书房里，拍了照片发在微信朋友圈里，但我当时没有截图。

这次与其说访谈我，还不如说我们都在倾听他侃侃而谈。

如何从一位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偏僻地区的青年人追求并践行自由，以政治为志业而身陷囹圄，然而多年无望的抗争，终于使他看清了一个事实-专制在任何土壤里都可以生长，而民主却是一颗需要时间来精心培育的种子--多年之后成为一位以独立学问和私塾教育为志业的民间学者。

傅国涌“见面谈”的第二件是交给我一个USB，里面有两本未出版的书：一本是《林昭：中国的复仇女神》。我打印出来装订成A4上下两大开本，本书在《后记》写道：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全杀之时，我在雁荡山已一岁三个月又19天，正在摇摇晃晃地学步”。

结尾：“通过十八年来的上穷碧落下黄泉，我终于可以拿出这四十六万六千多个象形文字，以告慰这个世界只以肉身形式存在了不足三十六年的女子，不仅是为了存史实，更是要彰公义。

当我在西子湖畔撰写和修改这部书稿时，眼中常含泪水，为她，更为这个不幸的民族，西湖是她的旧游之地，也是她所敬慕的秋瑾埋骨之所。

呜呼，呜呼如天理犹存，人心不死，则林昭便永存在人间”。

傅国涌说，燕子，你不仅曾翻译过林昭的诗文，写过研究，而且对中文的历史语境，思想认识与精神契合的理解方面，你是这本书最合适的日文翻译者。

但我当时正在修改博论《不死的流亡者》，准备日文版，而且手上还有几本书未完成，唯色的《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日文增补修订版，整整四、五年都未能找到出版机会。

在日本翻译出版关于中国问题的正经书籍，不容易。

日本并没有职业的翻译家，译者也大都是研究者。

大概有三类：一是大学正式教员。需要教学、研究、教务，开各种大、小会，译书也不算研究成绩，他（她）们也许能找到一点科研经费来做，但日本正在砍文科研究费。翻译“敏感”的书，大都会退缩，近年，日本有好几位学者入境之后都被当局关照，当代中国研究界貌似风声鹤唳；而没获得正式教职的学者，需为五斗米折腰。

这些年，我离职某大学，获得的“自由”便是靠在几所大学当兼职教师的微收入来维持独立写作、翻译和研究。曾腰椎间盘突出卧床不起，且出版后需要自己购买一部分，已踵决肘现。我看了他的《林昭》，加上原注、译注，个人之力的话，大概需要一个奥林匹克的四年时间。

我当即表示希望与土屋教授合作，这样时间上、精力上减半。

土屋教授开始游说出版社的“营业活动”，写一个出版计划，包括书的内容梗概，出版的意义、商业的可读性。找了东京一家比较有名的出版社，编辑虽有意，但高层并未点头。

我又找了曾合作过的一位老学者，他曾翻译过章诒和、王力雄等人的作品。老先生看过之后，表示作品很好，但自己年事已高，有心无力。

第二本书是傅国涌人生阶段性的一本自传《一代人（1988-1998）》。

1990年6月25日，在山西大同，“取保候审”的傅国涌，从短波收音机中听到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驻华大使馆，飞往英国剑桥大学的消息，在《日记》中写道：“看来已放松对民运人物的处理。无论如何。中共允许方出去，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

同一天，温州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对他劳动教养两年。理由是傅国涌于1988年11月首发起成立“中国一代人青年学术群体”（简称“一代人”）的“非法组织”，策划“一代人”的“非法刊物”。

“一代人”，这三个象形文字。这三个只有八个笔画的字，不仅包含我青春十年的苦难，甚至包含了我一生的命运。我的人生就是从这三个简单的象形文字出发，走进波诡云谲的大时代，也跌入一个深不可测的历史陷阱中。”

1989年4月底，中学教师的傅国涌和同道者背着刚刚印出来的《一代人》创刊号；背着“一代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文化与民主启蒙，白字黑布，撞进了北京。

“5月4日下午，在潮水般的人群中，我们将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醒目直幅高高地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面”。

“从1988年11月，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举起‘一代人’的旗帜到1998年10月底离开太原劳教所，整整十年，从21岁到31岁。耗尽了全部的青春，期间五度入牢门，一度被软禁，六进六出，一次次失去自由，在看守所、收审所、劳教所消磨了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五年”。

读这部书稿，最令人心疼的，一是淡淡地笔调写“蓉儿”。

傅国涌与“蓉儿”于1993年结婚。1995年，因派出所查暂住证，两人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几乎陷入绝境，找到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平房，不漏雨，接上电。当局随时可能收网，生活似乎茫然无望。

一天晚上，“蓉儿”黯然地说一句：“夜里看不到电视塔上的灯光心里就会很难受”。这句话，令傅国涌肝肠寸断，铭心刻骨。“我想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仿佛看到了西伯利亚漫天风雪中那些纤弱的背影”。

“蓉儿”带三岁的儿子探“笼”，一家三口蹲在地上吃方便面，因为那里连张板凳都没有。

二是逃亡、监狱、饥饿、寒冷、露宿街头、天冷时在“笼子”里被迫光脚、穿凉鞋、肚子疼、肠胃不好，咽不下硬邦邦的冷馒头……像“狗一样到处流浪，但仍在寻求精神上的同道者，苦苦地寻找这个古老的民族的转机和希望”。

虽然傅国涌劫后余生，但是曾经的“笼子”生活，损伤了他的健康。

最近这两年，他儿子给他下载了一个LINE，有时我写信给他，却等不到他回信，原来傅国涌不会翻墙。他在日本期间我们才能联系，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语音需要双方都打开通话机能。摸清之后，记得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话痨许久，因为我和他同属“一代人”，长歌当哭。

那时我正在向京大一位物理教授求旁证方励之先生的一段话：暗物质不发光，但是主导主导成分。宇宙中的星体形成靠它们的引力，重子物质，是少数。……宇宙因为这些一小撮重子物质的不同的动力学而有了光，有了人类，有了人类创造。

这段话是方励之夫妇于2010年去参加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在奥斯陆大学的演讲。京大教授从专业的角度再证了“发光的少数”的重物质与暗物质的关系，那次聊到方励之、汉娜·阿伦特的“黑暗时代”，从天体物理学，政治哲学的血脉相通，在特定时代保持独立思考和道德勇气的人属于“重子物质”。

但书的事就一直耽搁下来。我对傅国涌表示歉意，但他安慰我，哪有那么容易，不急，再等机会。又说，“蓉儿”只有两年就退休了，到时可能两人都会来东京住一段时间。自己身体不好，越发不大出门，手机也看得少，在服中药。

日本式的礼貌，让我没细问下去。

日本已经成为全球最长寿的国家，我们至少应该可以活到平均寿命，我总以为时间还有一大把。

（四）关注流亡知识人

傅国涌记忆力极好，过目不忘，在我的书架上看到一排“六四”流亡者的书籍和资料，热情地向小蛇和大吕推荐郑义先生的《神树》。

他认为《神树》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之一，是唯一。这句话，他也晒在微信朋友圈内。

郑义先生自1989年6月“狂飙突起”的风暴，“作为一个内涵远大于作家的中国人，别无选择地扑向那个痛苦的百年大梦”。大搜捕中，在中国大地潜伏近三年之后，终于与北明会合，为了不再给隐匿自己的朋友们添麻烦，于1993年1月经香港流亡美国。当时随身携带的只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与百万字小说原稿，开始另外一种写作，但“象形文字是我的谁也无法夺走的永远的祖国。我背负这文字流亡，便是背负着祖国和她苦难的史诗流亡”。《神树》带他回到梦魂萦绕的太行山。中文版1996年在台湾出版，日文版1999年出版。

我将傅国涌的原话转告郑义先生，他问：国涌从哪儿读到的《神树》呢。

傅国涌去香港时买的。在1996年进“笼子”时，他在旧杂志上，读到了您的小说《远山》，也曾在许良英先生家的书架上，看到《历史的一部分》、《红色纪念碑》以及北明的《告别阳光》。那次进“笼子”，也是北明进过的那个太原臭名昭著的“笼子”。我答。

此时郑义先生已经去国三十多年，早在他“失踪”之际，有传言，说在中缅边境发现了一具尸体。

郑义先生的文字和身体，再也回不去他的读者面前。他“不是斗士，仅仅是不忍死难者受屈，由我的手再杀他们一刀。也不愿凶手们误会，以为时间会洗去两手鲜血”。

后来几次给傅国涌快递过书和复印资料。包括安琪的《痛苦的民主》等，他会告诉我，要什么书，在我的书架第几排，靠哪边。

他那么地关切海外流亡知识人的生命历程和命运，不仅是因为他研究知识人与社会角色的需要，也不仅仅因为八十年代的读书与启蒙，更是因他自己就是一位“内在的流亡者”，身在境内，但是知识人的超越体制、阶层的“非依附性”、“业余性”，只能是一位“流亡者”。

2024年元月，我短期赴美。

此时张小蛇的“读道社”已经出版了他的两本书：《去留之间-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一报一馆一大学》。

他又托我办三件事：一是他分别签名送给苏晓康和傅莉夫妇、郑义和北明夫妇，陈奎德先生。小蛇快递过来。

二是找苏晓康先生复印《河殇》续集-夭折的《五四》解说词手稿。

1989年5月，傅国涌进京时，曾在北师大的学生宿舍无意中发现过《北京青年报》上刊载过《五四》的解说词。电视片虽然流产，但解说词先出来了一部分。

凛冽的寒风中，苏先生一个人来的华盛顿DC，结果中途遇到工人修路，小火车开到一半，乘客自行设法。他又转公共汽车，多拐了几条弯路，总算找到了我的旅馆，我交给他傅国涌手写的书信和书籍。但苏先生说《五四》解说词只有几百张卡片，尚未形成最终完整的文字，而且部分行李已经打包，正在准备搬家到加州儿子的附近。

傅国涌去世的第二天，苏先生在脸书上发了一段文字纪念他的“学究与赤诚”《天地闭间一沙鸥》：“他才五十九岁，一位当下中国及其罕见的“武训式”的人物，也曾是八九热血青年，坐牢后看穿政治，又探求民国史，然后就在底层乡间办学，不对今世抱任何幻想，一如当年胡适‘要教出一个新文明’……念国涌而思胡适。”苏先生找出1988年写的《胡适故居中堂上》贴上。

二是寻找1996年8月号的《北京之春》纸面版。

旅途后期，我已生病。郑义先生马上打电话找胡平先生，但是《北春》早在2010年改成网刊，没找到这期纸版刊。

后来胡平先生发来了1996年4月号和8月号电子刊，分别刊载有傅国涌的《从我做起：和平抵抗》与《民主阶段论》。这些文章是他第五次入“笼子”三年的主要“罪证”，《劳教决定书》上定板的“反革命煽动罪”。

离美前，坐着郑义先生的旧车，去了一趟阿灵顿国家公墓，在无名战士纪念碑前的石阶，默默地坐了良久。

郑义先生抄给我这段文字，“Here rests in Honored glory an American soldier known to God”。口译为：这里埋葬著一位美国大兵，无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上帝知道。

托我捎给傅国涌一句话：“流亡者，不死”。

空港离别时，郑义先生交给我一个北明准备的网兜，洗干净的西红柿和黄瓜。他们甚至来不及去买礼物。我还开玩笑说，1989年傅国涌们乘坐绿皮火车进京，大概带这些充饥吧。

本来跟傅国涌约好二月京都见，但我回日本后沉疴不起，失之交臂。

（五）一代人，使命未达

最后一次见面是2024年9月17日，阿古智子教授在东大举办了一场“林培瑞教授80岁纪念演讲”，我的拙著出版了，也被邀请去凑热闹。会后阿古教授在家准备了寿司等，大家小聚。

席间谈及“流亡”。

傅国涌说，我不“流亡”，一来年纪大了，新学一门外语的话，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二是我的肠胃不适合吃这些生冷的东西。

那天夜色已深，我和他坐朋友招呼的出租车先离开。

偌大的东京，我担心他两眼一抹黑，找不到回家的路，但他更担心我这个山顶洞人，坚决要司机先送我回旅馆，自己在途中先下车了。

车上，我交还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二十万日元。他曾转给一位朋友一万元人民币，朋友换成日元给我的。他说他不直接认识唯色，但认同我苦苦做的事，算是对《杀劫》日文版的支持。但这本书有了部分“众筹”。我退还他，他坚决不肯。他只收了我的一盒“京果子”，说，燕子，你做的事，我懂，非常不容易，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以后用在你的别的书上。

我希望，用在傅国涌未来出版的这两本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