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俊江用《元朗黑夜》的记录，诠释了在黑暗时代，那种依然坚持、真正勇敢的香港精神。

作者：浮蝉

中国民间档案20250721

六年前此时，也就是2019年7月21日，香港因《逃犯条例》修订而引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反送中”运动已进入第二个月。当天夜里以及次日凌晨，有数百身着白衣的人持武器在港铁元朗站内和周围，袭击普通市民。这充满暴力与血腥的一夜，让很多香港人猛然惊醒：这是要进入历史的一天——是日过后，自由的香港已危在旦夕。

柳俊江就是这样一位忧心忡忡的香港人。他也是“七二一”当晚元朗袭击事件的受害者之一。身为曾经的记者，柳俊江的著作《元朗黑夜——我的记忆和众人的记忆》（以下简称《元朗黑夜》），迄今为止，是为数不多的对“七二一”恐怖记忆较为全面的文字梳理。

1981年出生的柳俊江，年轻时即投身香港新闻界，被人称为“柳爷”。他与2002年至2010年期间，担任TVB（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记者和主播，曾驻北京和广州，采访报道过中国内地多起重大新闻。汶川大地震后，柳俊江和香港的记者同事们徒步两天，成为第一批进入震中映秀镇的境外记者。“七二一”遇袭后，柳俊江重拾记者的老本行，走访了四十多位亲历者，记录“众人的记忆”，同时为读者讲述自己的遭遇，即“我的记忆”，写成这部历史的见证——《元朗黑夜》。

记者本行：还原“七二一”元朗袭击的来龙去脉

《元朗黑夜》中记录的“七二一”元朗袭击的事实，很多已被事发过程中人们的手机镜头记录。柳俊江本人作为亲历者，加上对多名目击者的核实考证，则进一步还原了“七二一”的来龙去脉。

2019年7月21日，当数十万香港市民在港岛、九龙等多地进行和平的“反送中”游行时，几百名被指称有三合会背景、手持木棍、藤条等武器的“白衣人”（因为统一穿白色衬衫而得名），就已开始聚集在香港新界西北的元朗区。

夜幕降临后，这些白衣人两度冲入元朗港铁站攻击市民，无差别袭击一班列车上的乘客，并在元朗站周边毁坏车辆、打伤市民，共导致至少近50名香港市民受伤被送往医院。尽管已经临近午夜，袭击的消息很快传遍网络，尤其是列车内血迹斑斑，哭声、喊声此起彼伏的影像，成为了香港人的集体恐怖记忆。

然而，人们很快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黑社会单方面的暴力行动。白衣人从白天开始持械聚集到夜晚殴打市民，经过了大半天的时间。当晚，香港警方也接到了上万个报警电话。但从白衣人第一次冲击元朗港铁站到市民遇袭受伤，警察用了39分钟才到达现场，并“赶巧”与离场的白衣人擦肩而过。到了现场，警察只是与愤慨的市民对峙，看着带有血迹的地铁站台，并没有保留现场，也没有立即取证，不过多久就离开了。

午夜后，第二个“无警时分”到来，白衣人在元朗站周围袭击市民，并再次冲击港铁站，打伤多个市民。当晚，香港警察没有拘捕任何一名白衣人。

香港警方一系列极为异常的举动，让许多香港人怀疑“七二一”的暴力袭击是“警黑勾结”的结果——即香港黑社会势力受到警方、港府甚至中央政府的指使或默许，袭击香港市民，意在让香港人因恐惧自身的安危而不敢继续上街游行。（当晚有市民报警时，一个元朗警署的接线员回答：“惊，你就唔好出街！”——“怕，你就不要上街！”）

因为“七二一”第一时间的影像资料丰富，媒体报道的跟进也较为及时，所以针对“七二一”后续的采访、报道和调查，包括《元朗黑夜》本身，其实都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警黑勾结”，是否为真？

2021年7月21日，本文作者摄于港岛。

“警黑勾结”的疑问

《元朗黑夜》中“众人的记忆”，为回答人们关于“警黑勾结”的疑问，提供了许多有力的细节。这些细节，大部分与事发现场的影像资料和其他记者的调查结果吻合，也有小部分是没有影像资料记录的目击证词。

柳俊江的调查证实，白衣人第一次冲击车站时，车站有两名警员值班，但他们袖手旁观，没有做出任何化解冲突的举动，也没有及时叫来更多警力帮助维持秩序。还有证据显示，警方在案发时关闭元朗周边的警署，让市民无法亲自报警。

另外，有目击者称，警察第一次到达现场时，虽然看到了离开站台的大量白衣人，但只是做出让白衣人尽快离开的手势，并没有向白衣人询问情况，也没有试图拘捕白衣人。

《元朗黑夜》中的一位目击者，称在元朗车站外没有媒体和镜头记录的时候，竟然听到警察对几个白衣人说：“你们没事就好！”另外也有目击者称看到几位警员撞见持械的白衣人，其中一位年轻的警员反应激烈，本能地做出自卫的动作，却被身边的警员阻止。

随着更多的记者赶到现场，媒体也捕捉到了两名警员与两名白衣人平静交谈的画面。后来警察为白衣人的车辆让道，让几百名白衣人撤离，也被媒体拍摄记录下来。

事后，香港官方对“七二一”的解释澄清中，试图反驳“警黑勾结”的指控，但在逻辑和事实层面都无法说通。面对警察迟迟不到场的指责，官方最初的解释是，当天因为游行，大批警力被调度到其它区域；而当被问及为何警察对报警没有及时反应，官方的回应则是，大量的报警电话，被当作滥用报警的骚扰电话处理。

而这些回应均无法解释，为何车站值班警察看到大批持械叫嚣的白衣人却无动于衷，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警署面对市民求助却选择关闭，更无法解释在暴力发生后，警察对待市民态度恶劣，既没有调查现场，也没有拘捕任何白衣人。

官方对记者调查的打压也接踵而来。前香港电台记者蔡玉玲在事发近一年后的铿锵集节目“721谁主真相”中，调查白衣人的车辆，试图确定白衣人的身份。节目播出后，蔡玉玲却遭到警方控告。警方指控蔡玉玲向政府提交查车牌的申请时，做出了虚假陈述，因为在填写查车牌的用途时，蔡玉玲选择了“其它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蔡玉玲初审罪成，被判罚款，二审上诉被驳回，直至上诉到终审法院，蔡玉玲才免于罪责。虽然蔡玉玲最终胜诉，但是官方无端地检控记者，难免被公众认为是对调查“七二一”真相的阻挠。

此外，在起诉几十名白衣人的同时，香港警方也起诉了多名与白衣人对峙的香港市民。这其中包括当时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林卓廷“七二一”当晚得知白衣人持械聚集，赶到元朗站试图制止冲突，结果反被控暴动罪成。随着另外几名无辜市民被定罪，香港官方对“七二一”事实认定的态度已很清楚，那就是白衣人与市民（黑衣人）两方打架斗殴，势均力敌，双方均有责任。

“七二一”当晚，警察未拘捕任何持械的白衣人。

挑战被官方重塑的事实

无论香港官方给出怎样的结论，读过《元朗黑夜》，人们可以知道，“七二一”是一边倒的袭击事件，官方对事实的重塑并不能成立。而一些香港市民在危急时刻面对白衣人的反应，绝不是与白衣人对等的“暴动”，而是体现了香港人互帮互助、热爱正义的精神。

在柳俊江的记录中，得知白衣人持械聚集后，一些香港市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逃离，而是上前支援受到威胁的市民。先是有市民在元朗站为当天参与过游行的人们提供不同颜色的衬衫——由于游行的人们大多穿黑衫，容易成为黑社会白衣人的目标，换上别的颜色，可以降低被袭击的风险。再后来，有包括林卓廷在内的更多市民，走到车站付费区，与付费区外的白衣人对峙。这种对峙显然是不对等的：白衣人手持木棍、藤条等武器，而市民们最多只有雨伞防身。

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记者，是后来被港人称作“立场姐姐”的何桂蓝。原本路过元朗站去往港岛的何桂蓝，听说白衣人聚集在元朗，便下车打开了《立场新闻》的Facebook直播。当何桂蓝举着手机走出元朗站付费区时，一个白衣男子突然对她进行袭击。整个袭击的过程，被全程直播。当时已近午夜，一些香港市民通过网络看到元朗站的暴力场面，决定前往元朗支援，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却也被警方检控暴动。

当晚最具戏剧性的介入，莫过于《元朗黑夜》的作者、“七二一”伤势最重的受害者之一——柳俊江。柳俊江在书中写到，自己那天本来决心整天陪家人，不关注新闻，临睡前不看手机，做一天的“港猪”（指不关心政治的香港人）。不过，到了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因为妻子看到元朗的新闻和暴力场面并告诉了他，柳俊江当即决定开半个多小时车，从大埔到元朗帮助疏散被困的市民，载他们回家。

柳俊江到达元朗站后，先是看到警察与市民对峙，然后开车送四名市民回家。当他再次回到元朗站时，正好赶上白衣人掀开本已关闭的闸门，杀入站内。柳俊江本可以逃跑，但在一个市民被白衣人追上后，他本能地转身去救助那位被打的市民。结果，柳俊江遭到多名白衣人持械围殴，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他受伤的照片，顿时在网上疯传，亲友短时间发来几百条信息。

事后，为了写这本书，柳俊江顶着心理创伤，回到事发现场，走访亲历者、目击者，试图为后人将真相还原。他在书的后记中写道：

“书写《元朗黑夜——我的记忆和众人的记忆》，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许多个深夜，我重复又重复地，审视721当晚的直播和新闻片段，我开始心悸、手震、呼吸不畅。而为了还原真相，为了达到我心中的理念，我匍匐前进，克服种种心魔，克服了创伤压力后遗症。在痛苦中锻炼出更强大的心志，是编写这本书的意外收获。”

柳俊江

保留黑暗时代真正勇敢的香港精神

作为一名有长期在中国内地报道重大新闻经验的记者，柳俊江在“七二一”之夜的经历让他很快意识到：颠倒黑白，甚至“原告变被告”的事情很有可能发生。所以他没有选择报警，甚至当晚满身是伤的他原本已经上了公立医院的救护车，却决定下车，自行开车到私立医院疗伤。后来，警方也始终没有来找他调查案情。

柳俊江虽然是受害者，但在“七二一”后，不敢声张，并且要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倍加担忧。他的遭遇，足以反映官方对“七二一”的处理态度。这也说明，为什幺元朗“七二一”袭击对香港警民互信造成了不可逆的毁灭性打击。这也是为什么香港的抗争运动，在“七二一”之后越发暴力的原因之一——当警方放弃了保护市民的基本职责，信任就会转为敌意。

“七二一”后，这种敌意明显增强，集中表现在抗争者中“勇武派”的壮大。虽然外界对“勇武派”的暴力行为有着负面的评判，认为“勇武派”示威者突破了文明社会的某种底线，但是大部分香港的“和理非”支持者却选择了“和勇不分”、“不割席”。因为很多经历过香港2019年抗争的人们心里都清楚，这可能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

在很多香港人看来，最先突破底线的，是中国政府拒绝实行真普选，是香港政府忽略民意一意孤行，是香港警察纵容黑社会袭击市民。“勇武派”采取暴力抗争的行动，有法律和国家的暴力机器可以制衡。而政权屡屡突破底线，带来的就是如今香港灾难性的衰败。

“七二一”，也有人将其比作香港的“六四”。从伤亡人数和影响范围来看，两个事件大概不可比（“七二一”并未导致任何人死亡）。但从国家政权撕毁社会契约的角度来看，“七二一”与“六四”有类似之处。

“六四”之所以被禁止讨论，正是因为一旦人们知道共产党曾经对手无寸铁、和平示威的中国年轻人大开杀戒，那么共产党“伟光正”的形象就会崩塌，其政权合法性就会瓦解，民众对其的基本信任也会消失。

同样的，当香港人目睹了“七二一”后正义的缺失，他们对香港警方、香港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信任也一去不复返。正如“六四”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共产意识形态破产的高压时代，“七二一”标志着香港的官民矛盾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收尾。

尽管没有了公义，港人尚有记忆。有记忆，就保存了伸张正义的可能性。柳俊江在书的前言中写道：“遗忘，不一定是自然现象。因为时间，记忆消退。因为创伤，选择忘记。因为谎言，焦点模糊。因为利益，窜改历史。”

写下这本书，意味着柳俊江选择了记忆。在回忆完自己的遭遇后，他总结道：“恶人仍肆虐，善良的人们共同承受香港的创伤，纵然面对恐惧，在未知的风暴中打转，但我们依然坚持，这才是真正的勇敢，新的香港精神。”

只不过，柳俊江个人的境况在“七二一”遇袭后急转直下。在《元朗黑夜》于2020年7月出版后不久，他便与妻子离婚。2024年1月4日，柳俊江在家中自尽。

作为一个善良的香港人，一个专业的记者，柳俊江承受了、面对了远多于常人的创伤与恐惧，他也用《元朗黑夜》的记录，诠释了在黑暗时代，那种依然坚持、真正勇敢的香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