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缩小。欧洲人携带后膛步枪，储备奎宁以预防疟疾，利用蒸汽动力逆流而上，欧洲人闯入了曾经深不可测的内陆。这些不速之客坚持留下来；他们建立了贸易公司，随后将其转型为种植园。至于当地原住民，虽然柏林会议效仿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明令禁止奴隶制度，但他们却“受雇”为契约劳工，沦为半强迫的劳动者。外国商贸据点逐渐演变为保护地，最终成为殖民地，直接隶属于欧洲宗主国。在短短的时间内，一群勇猛无畏的商人摇身一变成殖民统治者，他们的统治有欧洲炮舰和军队为后盾。

为了合理化这些行为，一套复杂的叙事网络被编织出来。在刚果会议上，欧洲文化向东扩张的行动被歌颂，这都要归功于法国人所倡导的“文明使命”。与在新大陆殖民的西班牙人如出一辙，盎格鲁─撒克逊族英国人、条顿族德国人、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和泛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扩张主义者，都将自己视为仁爱的传播者。这些自诩为“解放者”的殖民者宣称带来了融合基督教、科学和正义的文明。据说，他们不仅是为了掠夺财富、土地和权力而来，还肩负作为维和者、解放者和教育者的使命。作为交换，这些被视为“野蛮人”的原住民将被迫放弃他们的土地、文化，以及最基本的自由，以摆脱迷信、食人习俗、残忍和贫困。

宣教士、教师和官员们高举著自由的旗帜，深入殖民地。他们在那里接触到了淘金者、前罪犯、放荡不羁者、奴隶贩子和海盗等各色人等。由于对自己的公义正直、上帝的恩典、血统的高贵和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因此他们对当地人的反应感到困惑。这些西方旅人注意到，在异国他乡，他们时而受到款待和卑躬屈膝的服务，时而又会遭遇愤怒和暴力的对待。在殖民者的自我叙事中，这种剧烈的转变似乎不合逻辑。因此，当中国爆发了一场旨在攻击和消灭外国人的义勇军起义时，人们便引用了一个源自古希腊语、用以描述非理性恐惧的罕见词汇，来形容这种现象，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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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人而言，中国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格外引人注目。历经一八七一年的惨败后，为了避免国内发生动乱，他们遵循勒南开出的处方，积极向海外扩张。勒南对于那些对殖民扩张抱持道德疑虑的人极不耐烦，他声称：“一个优越种族征服并统治一个劣等种族的国家，这根本不足为奇。”一八七九年，《悲惨世界》的作者维克多．雨果也在一次公开场合疾声呼吁他的同胞们：“上帝将非洲赐予了欧洲，去夺取它吧！”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法国第三共和国积极推行扩张政策，其殖民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快速扩张。到了一八九五年，生活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人口从五百万激增到五千万。到了一九一三年，法国控制了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海外领土。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仅次于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一八八九年，法国殖民学院成立，专门培训殖民官员，课程涵盖人类学、殖民社会学和大众心理学等。为了满足这个迅速扩张的帝国的需求，法国报纸不断向读者提供来自中国、鄂图曼帝国、非洲地区、南美洲、波罗的海国家、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各种新闻。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例如外交官的到访、上校因不明原因被遣返或上尼罗河地区的紧张局势，都被当成新闻来报导。当中国北部一个偏远地区发生叛乱时，立刻引起了数十家法国报纸争相报导。

中国会出现动乱并不令人意外。早在一八七三年，一位不具名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就发出了预言性的警告。他赞赏了教宗庇护九世积极扩展在中国传教事工的努力，但同时也提到了可能引发的后果，即远东地区的“仇外心理”。这位神父告诫说，日本和中国仍然对外国人表现出强烈的不友善。一位法国领事也抱持类似观点，提及这些数世纪以来长期“闭关锁国”的“东方”国家，很可能对外来者产生排斥心理。

这些描述并非一句简单的“西方偏见”就能解释。事实上，日本人对“野蛮人”——包括北海道的北方民族和所有西方人——长期抱持敌意。一五四二年，葡萄牙人登陆日本海岸时，就被当地居民戏称为“长鼻妖精”。随后几年里，西方传教士开始在日本定居，并赢得了一些地方领主的支持，建立了一个大约三十万人的基督教徒社群。这最终导致了日本国内强烈的反弹，一五八七年，日本颁布了驱逐基督教徒的禁令。从此，日本开始实施锁国政策，仅允许荷兰商人在长崎进行贸易。直到一八五三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培里率领炮舰强行要求入境，日本才被迫结束锁国。即使在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了现代化改革，对西方世界更加开放，但其政治精英仍然对外国人抱持着强烈的怀疑和不信任，尤其在注意到一海之隔的中国发生的社会动荡之后。

虽然法国的总督和传教士对日本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将中国视为一个“完全锁国”的国家却是荒谬的。确实，拥有长城的中国曾一度采取排外的孤立政策，只允许广州一个港口进行海上贸易。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导致大清王朝摇摇欲坠。作为胜利者，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进入了中国，中国被迫同意接受宗教自由并开放鸦片。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船只贩运契约华工到美洲、割让领土给俄国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换来了表面上的短暂和平。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个在慈禧太后统治下的衰弱帝国，逐渐被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渗透，扩大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拥护清朝的支持者悲痛地意识到，他们渴望国家独立自主，不受外国干涉的愿望被列强肆意践踏，这个曾经威严的帝国丧失了对领土的主权。

接着，一八九七年，导火线被点燃了。在山东省南部，两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理查．亨乐和弗朗茨．尼厄斯遭到秘密会社大刀会杀害。这起事件为德皇威廉二世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入侵借口。德国军队迅速占领了居住着六万名中国人的土地。其他列强看到德皇如此轻而易举地入侵中国，也纷纷效尤，派兵进入这个濒临崩溃的国家。到了一九○○年，俄罗斯占领了满洲，但随后又被日本夺走。英国扩大了他们在香港的领地，并试图控制西藏。法国扩大了它在印度支那（中南半岛的旧称）的殖民地。葡萄牙则吞并了澳门。

与此同时，山东西北部发生了旱灾，许多人陷入了饥饿的困境，饥荒的恐惧笼罩着人们。一群年轻人将义和团的群众性降神附体传统，与大刀会刀枪不入的信仰和仪式结合在一起。他们透过念咒、吞符、深呼吸和习武，相信自己刀枪不入、百邪不侵。这些“义和团成员”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义和团最初只是一群暴徒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开始，他们将矛头对准了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和人数稀少的西方传教士。随着袭击事件频传，清政府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边是要求确保其国民安全的欧洲列强，另一边则是躁动不安的愤怒民众。慈禧太后的顾问大臣们也意见分歧。与此同时，黄河发生了严重洪灾，造成了大量难民，也使得更多生活困苦的基督徒加入了义和团。叛乱分子迅速蔓延至整个华北地区；然而，由于当地外国人稀少，他们攻击外国人的意图大都未能实现。尽管如此，这些农民还是起来反抗这些象征着他们因西方人而失去的一切的人事物。

随着义和团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的号召迅速传入天津、北京等外国侨民聚集的城市。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名英国传教士被杀害，随后四名法国和比利时工程师一行人也遇害。从受害者的国籍可以看出，义和团并非因为仇英、仇法或仇德而行凶。看着自己的国家被多个国家瓜分占领，他们向所有这些国家宣战。数以千计的义和团拳民仿佛在一夜之间涌上街头，肆意焚烧教堂、追杀外国侨民。在这场暴动中，近两百名非中国籍人士遭到杀害。

在法国，义和团起义与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辉煌成就继续并列报纸头条。全国各地的报纸读者们惊讶地发现，同一版面上既刊登了巴黎电力宫等令人惊叹的发明创造，又刊登了野蛮、原始的暴行。报导指出，中国的仇外并非针对任何特定个人或被污蔑的群体，也不是针对任何定居者、殖民者或侵略者，而是所有外国人。一群着魔、半疯狂的中国叛乱分子会攻击任何非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