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至此，我觉得突然松了一口气。我确认在向老太太身上终于找到一条理由说服自己，同时也向社会表明：我是真心诚意而不是口是心非地认同了伟大领袖关于知识分子的判断。想到此我甚至非常自豪。长期以来，凡自己的想法和教义发生冲突，我都乐于怀疑和批判自己，而不是教义。这一次我找到了真实感受和教义的重合点。事后，在全公社的一次“讲用会”上，我真诚地给同学们介绍了贫农大娘对我的教育，后来还以此为题，自编自演了一则相声，叫《我和房东》。在相声里我非常自豪又非常夸张地把知识分子丑化为一无所知的白痴，压根儿就是没有进化完全的脊椎动物，必须由农妇加以圈养驯化，在返校的文艺晚会上汇报演出，结果大受欢迎。
三、“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
前面已经说过三队的“四不清”干部李利全。其他队的情况如何，已经记不太清楚。总的感觉好像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运动开始轰一下，到了后期，结果还是鸡归鸡，凤归凤。
“95%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除了我傻乎乎地把三生产队的政权班子作了变更，其他队基本维持原状。那一期工作队，真正引起轰动的“四不清干部”出现在第七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叫刘多才。此事不仅轰动了申家公社，甚至轰动了全县，算是该批运动的一大胜利成果吧。大学生们初次参加阶级斗争，正嫌平淡无奇呢，这一回算是撞上了一个华彩段。
事情如此重要，工作队队部自然决定好好宣传一番，还筹备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批斗会，务必让全体社员重新找回当年斗地主分田地的感觉，接受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为此，我被暂调公社队部工作，负责采写宣传材料、布置会场、画宣传画等等——这个机会让我得以记录并保存下许多当年的原始记录。
四十年后重新翻看这些文字，剥去充满政治情绪的评价，和由此而造成的事实偏离，我以为，这个黑暗的事实虽然是在阶级斗争名义下被揭露出来，从中我们却能看到那个非常政治化的年代里，川北农民的生存状态，也看到即便荒远如斯的大巴山地，对于物质财富的贪欲，尤其当这种贪欲出现在当权者身上——不管他的权力小得多么可笑——同样会做出怎样触目惊心的荒唐事。
刘多才，申家公社七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大跃进时当过公社林场副场长，劳动模范，还参加过县上的群英会，当是见过世面的人了。日子正过得平平稳稳，1962年却突然出了事。那一年5月，北京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说是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这则新闻我们是在大学校园里听过的。听过也就听过了。新华社本意是号召尚处于饥饿状态的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同时对台岛小政权以卵击石的痴心妄想大加嘲讽。可此消息一传来大巴山区，沸沸扬扬地就变成别的模样：“大竹县柏林口猪儿山上，现在已是兵山一座啦！”、“国共已经开战，白腊坪已经在运伤兵了”，“国民党来了，先杀党员，再杀团员，再杀干部”。原始资料记载说，刘多才被这些消息吓坏了，因而“阶级立场严重动摇”，遂向大队支部“提交了退!党!申请书”云云。还有一件事情，同年八月，作为生产队长，他主持会议宣布了“生产队队部”的决定：秋收之后立即分田到户。原始资料按照当时流行的逻辑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因为害怕国民党打回来，所以先分田到户，实施“资本主义复辟”，以留后路。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该刘既然如此反动透顶，为什么这以后他的地位却丝毫没有动摇？甚至这回“四清”已经开始，第一阶段运动“清经济”已经结束，他这个队长为什么还当得好好的？
东窗事发，完全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
肇因还是始于1962年，他乘人之危，买了邻居的一间瓦房。在草房占有很大比例的山区民居中，瓦房本身就象征着不可多得的财富。资料这样说明事情原委：由于单干活动的结果，六队四十三户人中，有八户人生活水平上升冒尖，（八户中间七户是干部）占18.7%；生活一般稳定的十四户，占32.6%；生活趋于下降的二十一户，占48.7%。在这个48.7%中间，有极贫户三户。
刘多才的邻居就属于三户极贫户之一，名叫黄正帆，老伴叫王兴玉，二人时年均近80高龄。老两口膝下无人，从农村合作化以来就一直享受“五保”待遇。分田后更每况愈下，那年秋天，老头终于一病不起。
刘多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买房。正式买卖那天还请来几个乡邻作证，还不知从哪儿请来一个老学究操笔。下面是契约原文：
书立出售房屋字据人黄正帆，因经济缺乏，夫妻商议，愿将瓦房一间售与刘多才名下。瓦房一间，排立两扇，钉角瓦片，地脚梁磉，悉行在内（前抵地坝心为界，后抵黄正帆自留地为界。是日，当凭人众议定，价格人民币玖拾元正，其人民币一年付清，其房屋凭随买主或佃或租永远管业。恐口无凭，特书约一纸存照。
在证：覃朝仁、王仁全、刘之武、王文成同知
程隆业代笔
公元1962年8月18日立出售房屋人黄正帆
人民币九十元尚需一年付清，说明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还没有太富。事实是，黄老汉不久病逝，刘多才只付给王兴玉一百六十市斤南瓜和人民币十二元，就把瓦房搞到手上。这便是事情的全部。
让刘多才倒霉、同时也让七大队“四清”工作组大出洋相的是，从工作团派出的复查组偏偏来到了第七大队第六生产队。复查组员在刘队长瓦房对面的地坝上发现一个可怜巴巴的茅草窝棚——后来我去看过，还画过一张速写画：用几根树条搭成一个三角形支架，稀稀疏疏盖上茅草，围一格仅可容身的空间。让人无法立身的小空间里放了一架破破烂烂的床，床腿还断了一只。了无衣物被罩，仅几团互不连接的破絮而已。三两只破碗、一只破鼎锅、加上一个断了腿的铁夹权作火钳——就是全部炊具了。这不是道具，真正就是一个叫王兴玉老太太的全部家当。这些东西后来被拿到批斗会上作为刘队长“实施阶级报复”的铁证。批判者说：王老大娘的家产不足一元钱。照我看来，它们压根儿就一分钱不值，比垃圾还糟。
复查组责令刘多才、也责令工作组对此作出解释——问题就这样暴露了。
斗争会在公社所在地申家镇飞龙寺小学举行。时间是8月24日，毒日当头。但参会者仍热涌如潮。刘多才被揪到高台之上罚站，仅四周火爆烈烈的气氛就足以让他发抖，加上批斗者一旦情动难抑，还要施以手脚。他完全被吓坏了。我至今记得他的神情：惊讶。发愣。不知所措。四顾茫然。事后听人说，刘多才当天回家就死了。人家都说他是被吓死的。
相比之下，“四清”运动中“阶级敌人”的下场似乎要好得多。前面说过，我所在的第三生产队没有地主。参加“四清”的六个月里，我直接接触过的“阶级敌人”就一个——那天晚上搞得我们没睡好觉的文盲老地主。根据后来掌握的情况，全大队其余地、富、反、坏，即使不是文盲，文化也普遍偏低。文化水平最高的阶级敌人，是五队的富农分子，名叫李平斗。
李平斗到底是什么文化水平已无史可考，但他拉得一手二胡、吹得一口笛子，还唱得一套好曲儿，却是远近闻名的，他并因此而成了年轻人的偶像。尤其夏天，暑气未退，永昼难消，男男女女都喜欢跟着他去星月灿烂的坡头林下，伴他的丝竹长韵，跟着他学唱几首卿卿我我的民歌小调。
这件事后来就被揭发了。是在“清政治，开展对敌斗争”阶段。事情一经揭露就一发不可收，受牵连的不仅普通年轻社员，而且不少共青团员、团支部书记，也被富农分子“拉下了水”。拉下水的铁证就是初通文墨的年轻人好些都用本子抄录了富农教唱的“下流黄色歌曲”。团支书的本子最为考究，封面还骇然印着60年代那位著名军人英雄的头像，还有毛泽东的题辞“向雷锋同志学习”，笔记本里歪歪扭扭抄写的却全是《探妹妹》、《月儿往西斜》、《十八摸》一类诲淫诲盗。称其“下流黄色”“晦淫晦盗”全是工作组长说的。我们普通队员压根儿都没看过。这些本子收缴上来，一律严密锁在工作组组长李开钧的抽屉里。
李组长和老唐同志一样，也是地方干部。李在县上什么局当科长或者副科长。他个头儿也和唐一样牛高马大。和唐不同的是，李组长气色很好，精力充沛，声如宏钟。相书云“声如宏钟，主贵”。可能他的仕途正开顺风船呢，所以在我们面前总是喜欢一本正经。他不让我们接触这些笔记本，估计是怕我们年幼无知，看了也会变坏。解放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对于地方干部，就相当于战争之于军人，是最容易创造功绩、也最容易得到升迁的。记得那天开工作会，一大堆笔记本摞在案头，可谁也不敢动，李组长很有讲究地提出其中一本翻开，然后煞有介事地念了几段便嘎然而止，如《十八摸》：“一把摸到妹的头，头上抹了二两油；二把摸到妹的脸……”下面不念了，只非常不屑地骂一句“什么玩艺儿！”接着又把本子神秘地锁进抽屉。众人猜想无非是情哥哥不安分的手继续下行，直至敏感部位，最后真枪实弹，如此这般而已——组长偏偏要吊大家胃口。掌握秘密是很愉快的，因为它总是代表着与众不同，代表着一种众人不具有的特权。
依我们这帮长期生活在大学校园的年轻娃娃看来，富农分子如此公开腐蚀青少年，真是闻所未闻，可恶得很，满以为李组长该下令狠狠整治，李平斗的下场绝不能比刘多才好——结果却大出我们意料。事实上不过仅仅在第五生产队开了个大会，例行公事把那厮批一通斗一通，完事。而团支部书记以降，各自老老实实检讨一番，“对敌斗争”也就胜利结束了。总而言之，四清七月，对于“地、富、反、坏”的惩罚，不过就是每次开大会都把他们叫来事前训一顿话：对于四清，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因为不享受公民待遇，每次社员开会，他们不能参加也不能闲着，这就派去出义务工：铲草皮补路修桥什么的。出义务工本来就充满象征性，不考核指标，四类分子们落得久逢知己，凑在一起聊天说地。
李开钧组长对我们说，地富反坏，他们根本不掌权嘛！几个小疙蚤，能顶得起铺盖？《二十三条》说过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危险是在党内，是党内这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嘛——很久以后我才体会到，早在“文革”开始之前，远在大巴山腹地的这个芝麻小官就真正领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精髓。对我而言，李组长留给的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作为这个观念的注脚，还包括刘多才的故事，一起成为了我人生的重要伏笔：正因为这个，半年以后“文革”伊始，我就确信这次政治运动绝不会是“反右”的简单再版。不管有多少好心人苦口婆心用57年的教训来规劝和威胁我，我都嗤之以鼻。我确信毛泽东思想真谛在握，谁人其耐我何？我义无反顾地对校党委、后来乃至于向更高层的党委开展斗争，成了学校里最早的造反派，同样，我也理所当然在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经受了那一代人理该经受的苦难、困惑、思索和抗争，直到老之将至。
四、四清时期的文化生活
农村“四清”的指导性文件《二十三条》里专门有一条：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四清”。在申家公社的六个月时间，县里商业部门送货下乡、文化系统派电影队来放露天电影、派剧团到村里演出的事都时有出现，给冷僻山乡带来了许多欢乐：虽然次数非常有限。在十三大队，我记得就只是县文工团来演过一次川剧，电影队是一次也没来过的。之所以记得这样清楚，是大学生们呆在那儿很快便有了与世隔绝之感，对人群密集的热闹，不管多远，都要不舍昼夜前去凑。申家镇离此地十多里山路，演过两次露天电影，一次是《英雄儿女》，一次是《白毛女》，虽然都老掉牙了，我们还是绝不放弃，连夜跑了个来来回回。看《白毛女》那次，远在申家峡那一端渡市镇的同学们甚至划着小船穿越峡谷，前来凑趣，直到深夜，曲终人散尽，这才驾船归去。看见一叶扁舟在幽黑激流中悄然远逝，我曾非常罗曼缔克地渴望和他们一道击水夜河，想象流连于月光之下的深山幽谷，一定有苏子泛舟赤壁的空灵飘逸之概。
农民当然不会有那些空泛的冥想。推己及人，我只是想到我们在此不过数月，而山民们是整个一生，是世世代代呀！他们对于文化的渴求可想而知。仅仅搞政治运动“支持”一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与社员们“三同”六月，我已非常清楚这远山野地没有电、不通电话、不通公路……与外部世界相去何其遥远！一旦天色向晚，夜雾整个儿覆盖了山岗和盆地，他们除了上床，还有什么好去处？用农民话说，就是只有“做娃娃”。第二天日出而作，来了坡头地边，除了谈说前一晚的床笫纠缠，还能有什么更多话题？上一节说到五队那几个无辜被收缴了笔记本、作了检讨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有书可读，有电影、有戏剧可看，或者干脆考去了城里探寻山外文明，他们还会那么痴迷迷地跟李平斗上山唱《十八摸》吗？
这儿还得说一件可笑的事情。一次干活歇息，几个农民就坐在锄头把儿上唱起了歌。是一首城里早流行的老歌：“麦苗儿青青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歌者极其认真，我作为旁听者却马上发觉他们整个儿跑了调，用四川话说就是“左喉咙”。又有一次，也是田间休息，又听人唱，照样“左”得出奇——如是者三，这就让我纳闷了：莫非十三大队的声带全都出了岔子？后来再问，才知道当地村小新来了一位女教师，就是她在教娃娃唱歌，再由娃娃传给大人的。后来我就见到了那位女教师，姓蒲，非常清纯可人的一位女孩。她对农民孩子、对她从事的乡村教育事业充满热爱。有一天小河涨水把桥淹了，我亲自看见她把裤腿卷得老高老高，赤着脚把叽叽喳喳的孩子一个一个背在背上，像走平衡木一样摇摇晃晃地背过河，又牵着上山。山头上有一株孤零零的老榕树，一座孤零零的旧庙。老榕树下的旧庙就是本村村小。蒲老师唯一的白璧微瑕，就是唱歌时嗓子老发“左”，让人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遗憾。十三大队唱歌全体跑调，其源头盖出于此。大巴山这个遥远穷乡压根儿就是一片文化沙漠，只要是一滴水，都会被拼命吸纳。
前面多次说了，因为有文化，我们在农民面前总是非常自卑。而从农民的角度看，又以为我们非常值得尊敬：因为我们是文化人。尤其大学生，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无所不能了。刚到申家公社那天，正遇了五月端阳，公社干部和当地百姓无论如何要我们为他们表演一台文艺节目。我们班农村子弟最多，最不擅长抛头露面，更别提文艺演出了。皆因为社员们要求甚切，最终无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充数。
演出在飞龙寺小学举行。农民们不知从哪儿弄来几盏气灯点燃了，摇摇地悬在台前，亮晃晃的，像是那么回事了，这就开演。在学校里晚会看过不少。猪肉没吃过，猪跑总是见过的。加上那些年政治活动频仍，经常是要演练革命歌曲的，还有忆苦思甜之类的东西，拼凑拼凑，也就够数了。节目说不上艺术性，比如那首忆苦经典“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改编一下，歌词里唱什么，就让角色在台上比划什么，完全就是活报剧或者动态的看图识字。工作队里有位姓邓的老师，学狗叫特别逼真，扮演穷人的女同学石碧群唱到大年夜讨口要饭被地主家放出恶狗狂咬一节，邓老师便在一旁大叫一声，因他学得太像了，吓得捧土碗跪地上的女生真把碗吓落砸地，摔个粉碎，效果格外地好。
还有一位女同学是学校体操队队员，天生丽质，身材姣美，可不会唱歌跳舞，这就给她派了一个节目：表演自由体操《我们走在大路上》。没有化装，也没有舞台服，一副平常打扮，只是为了方便运动，穿得稍微“紧透露”些——其实暴露程度远不及体操服——如此步架，竟弄得山民们惊心动魄，几个动作下来，满堂已是目瞪口呆了。作为此次演出的结果，凡在舞台上亮过相的同学，仅此一回，便都成了方圆数十里山民心目中的大明星。笔者滥竽充数，在晚会上表演湖北曲艺作家夏雨田的相声《女队长》。我任逗角，话说得多，给人印象自然多于捧角，以后凡到任何村庄田地，远远都会有人对我指指点点，说“干子”来了“干子”来了！让我今生算是过了唯一的一把明星瘾。“干子”是节目中我所充任角色的诨名。
尤其让我们受宠若惊的是，县文工团来公社演出后，农民们竟不以为然，固执地认为与我们班相比水平差得多。从剧团演出现场的气氛看，我以为农民们说的绝非客套话。实事求是地说，专业团体节目的艺术性肯定比我们高出许多，可远处山乡的农民以为粗糙原始的“下里巴人”更合自己口味——我们的水准恰恰仅限于此。
运动结束，我们该返校了。行前，公社无论如何要我们再为农民们搞一台晚会。这一次被我们拒绝了。拒绝的原因不为别的，单为舞台的照明问题。“四清”期间我们帮公社安装了一个10KW的小水电站。夏季雨水丰沛，每天阻断水沟蓄水，可给镇上供两三个小时的电；我们离村时是十一月，冬天水枯，电站基本就停了。农民们为了要看我们演出，一致表示愿让沟渠沿途的生产队按比例分摊，从各自存蓄冬水的堰塘向沟里放水，以供晚会发电之用。四清六月，我们已经深谙了农民的甘苦，深谙了“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的道理。水是他们的生命啊！我们怎么能用自知非常蹩脚的演出给山民们来年的庄稼增添困难？我一直想不起那一次他们为什么不用气灯。
我们最终没拗得过固执而真诚的山民。所有沿河的生产队一致坚持要放水发电。我们只好就范了。
这是让我最为感动的一次晚会。在学校，我是班上唯一参加校文工团活动的，大家就让我担任舞台调度。会前动员，我一再给演员们表白自己的精神压力：这是农民用自己的血来支持我们演出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儿卖力啊！飞龙寺距离水电站约摸两公里，为了准确控制时间，没有参于节目的李永福同学自告奋勇充当了“侦察员”。整个晚会，他就一直不停地在漆黑山路上来来回回奔跑，给我们报告即时水情。为了回报山民们让人感动的热忱，那一晚的节目我们恰恰准备得特别多。可惜演出刚过半，李就气喘吁吁跑来了水情告急，只好砍去几个节目；后来又不行了，忍痛又砍。李永福是个农村孩子，平时不苟言笑，做事一板一拍，极认真的。他最后一次跑来后台，脸上的无奈和紧张一看就让我们明白了事情已无可挽回，下决心把余下的、我们自以为最精彩的几个压轴节目也全部砍掉。正好，最后一个节目刚刚演完，电灯正好熄灭：不是拉闸。两公里外的溪水终于流尽，水轮机缓缓停下，飞龙寺小学的小广场，于是沉浸在大巴山区久久难舍的、温馨的黑暗中。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返校前，我们三个曾在向大娘家搭过伙的同学，专程从公社集训地回过一次十三大队，专程去她家告了别。运动开始的第一阶段，我们被老太太搞得饥肠漉漉，实在忍受不了，终于在“清政治，开展对敌斗争”开始不久，经工作组长首肯，便离开向家去了另一位农民家搭伙。新房东解放前被拉夫当过兵，半途逃跑回来务农当长工，很有些雇佣兵的爽快和懒散。他家的饭菜极其粗放，每做一次总是“连毛带屎”煮一大钵，一直吃到发臭。筷子伸去钵里一夹便拉出长长的霉丝，大家还吃。总算没再挨饿了，我们却常常想念向大娘每天将稀粥颤巍巍端来我们面前的日子。这也许更多因为她的善良和可怜。临行告别，老太太很伤感，她拉着我们的手，一直送出围满竹丛的小院，送上小山头。走不动了，她就站在坡头一直喊“周同志，张同志”，一直喊到山风起了，把她苍老的声音四下吹散。我们回过头，远远看见她的白发被吹得很乱，就像罗中立油画《春蚕》里那部头发一样，在我的记忆里，永远定了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