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伊朗《世界报》发表社论，骄傲的宣称：“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再过10年或12年，我们将赶上欧洲主要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25年内，在工业基础和繁荣方面达到相当于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水平。”

白色革命中建造的，为纪念波斯帝国2500周年建造的阿扎迪塔，时至今日仍然是伊朗最具现代气息的地标建筑。

所以在1971年，当巴列维国王在古都波斯波利斯举行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的盛会，被请来观礼的全世界各国政要名流们，看到的是一个空前富裕、现代、世俗化，乃至自信的国家。《时代》杂志将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盛大的狂欢会之一”。

当时与会者，一定没人能想到，以改革成功者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野心勃勃的巴列维国王，会在短短八年后就被愤怒的民众推翻。而他们眼前的伊朗，会随之剧变为一个极端宗教保守的国家。

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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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地缘学说方法去分析，我们会发现伊朗的确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既不是我们熟悉的中国中原王朝式的农业国，也不是长期作为中国中原王朝对手的那种游牧民族联盟。它是一种奇怪的“旱田-游牧文明”。

伊朗目前的耕地面积1800万公顷，看起来不少，但即便经历了巴列维王朝的大兴水利，其中可获得灌溉的田地只有700万公顷，其中最高产的水稻田，更是只有区区56万公顷。全国接近三分之二的农田依然是旱田（与我国陕北等地相似）。这种旱田产量极低，农民们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同时从事放牧等副业。

所以，由于生活状态非常类似于中国元明清时代挣扎于黄泛区的两淮农民，以及400毫米降水等高线上的长城沿线旱地农民。伊朗大量农民长期处在收入极为不稳定，没有多少积蓄，随时可能破产的生存边缘状态。

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不仅古典时代伊朗各部落一遇灾荒就会彼此之间发生劫掠、械斗，并最终优胜劣汰的碰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三洲的大帝国波斯。而且让底层农民特别容易选择聚集在宗教旗帜下，用强宗教结社的方式进行互保。

伊朗原生的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最初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应运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