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和捍卫自由民主，是作为现代公民保障自身公民身份，不成为臣民、工具、炮灰、“韭菜”的基本前提。虽然这从广义上也是一种“绩效主义”，但起码并不是只重视物质、只看经济、只看GDP的更加狭隘的“绩效”。

从19世纪至今，世界各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往往都是以对自由民主本身的追求，或以民主为实现其他权利与政治诉求为目的，而并不将经济和物质作为追求民主的、进一步的、根本的目的。“不自由，毋宁死”，正是人们将自由看做超越生命、超越各种物质的写照。法国大革命、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苏东剧变，虽不乏物质动机，但主要是为了民主、自由、正义，否则人们不会舍生忘死的抗争、仁人志士放弃优厚生活而宁可接受牢狱之灾。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89年六四事件，中国人许多次政治抗争，也都强调对民主本身的向往，而主要不是希望通过实现民主给自己带来物质利益。

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从毛时代极端的政治狂热、刻意抑制甚至摧毁物质需求，又逐渐走向了极度的功利主义、务实主义，一切向“钱”看、无利不起早。1989年的八九民运，是一部分仍然还有理想的人尤其青年学生，为了中华民族百年民主梦想，而做出的抗争。

但之后，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残存的理想主义，普遍而彻底的沉沦。包括高校学生和社会精英在内的人，也成了“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不仅全身心追求私利、沉迷物欲，不愿再参与政治、为公共利益抗争，甚至都不能理解曾经的许多中国人那种纯真的理想，如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对这些理想追求、精神品质，甚至加以讥讽、嘲弄。

而同时，1989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国经济也确实取得了一定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有了改善。哪怕这只是之前中国经历长期战争、内乱、非正常社会后，和平及部分走向常态后的必然。中共利用压榨工农、迫害弱势群体换来的“低人权优势”，以及全世界生产力的提高，一定程度实现了发展、满足了中上层的物质和服务需求，也顺便让大多数民众实现了温饱。而中共的统治，也物质改善和高压控制这“两手抓”，越发的稳固。

这样的背景下，也就出现了“六四镇压的好、民主了会乱”这样的奇谈怪论，以及绩效主义的辩护思维。同样绩效主义的，还包括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高度赞美。

笔者个人也是承认邓江胡等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的。但笔者同时也反对对他们过度拔高，以及因其经济成就而忽视民主人权问题。

若论绩效主义及经济贡献，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等人，西班牙的佛朗哥、智利的皮诺切特等，其经济贡献、对其国家经济发展的提高和民生改善贡献，都比邓江胡等人更大。如朴正熙直接将韩国从极为贫困国家拉到准发达国家，并为之后韩国成为发达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但这些外国独裁者，在其国内和国际上，都以负面评价为主，虽一些人承认其经济贡献，但绝不会以此掩盖其专制独裁和对人民的杀戮，也不认为没了某某具体的人，国家就发展不了。经济贡献在于人民的劳动、奋斗，而非独裁者的恩赐、专制统治的福音。即便统治者起到重要作用，人们也不会因其经济贡献而无视其人权侵害罪责。

而这些国家即便经济长足发展，也并没有阻止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步伐。韩国、台湾、西班牙、智利等经济高歌猛进时，民主化浪潮不仅没有退潮，还更加汹涌。这些国家地区的人们，既不会觉得“没吃饱饭追求民主有什么用”，也不会认为“饭都吃饱了还追求民主有什么用”，而是无论经济繁荣与否、个人温饱与富裕与否，都积极追求民主。因为民主本身就是重要的，就是价值和诉求，而并不因经济绩效好坏来决定是否追求民主（虽然经济和民生状况确实会影响民主运动）。

人类从远古发展到现代，尤其到了20世纪，已不再是茹毛饮血、以杀戮为荣、黔首百姓跪迎帝王的时代。现代社会，人们显然应该在物质之外有更多的精神追求，人民大众也应有更多尊严感与权利意识。如果只追逐物质，那与禽兽没有本质区别。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缔结基于人人平等的社会契约，每个人都平等而有尊严的生活，对自身权利和他人命运都有路径关心、对公共事务能够参与讨论和决策，才是这个时代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人都应当追求的。

不仅自由民主，人们的身份认同、民族情感、道德操守、宗教信仰，都不应以绩效主义、功利化态度对待、转变、坚持、舍弃。许多中国人经历贫困的过去、活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一切都以物质利益作为评判和取舍标准，显然是狭隘、短视、不可取的。

中共官方及其支持者以经济发展问题，来为六四镇压辩护、贬低八九民运及其他政治抗争、贬损民主抗争者和人权捍卫者，无论从绩效还是非绩效角度，都是不成立的。而民主，也不应是一个绩效问题，起码不是将绩效作为第一位的问题，而是自然法权问题，是人类社会应实行的制度，是普世价值的组成部分，是捍卫各种权利和人格的基石，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

（本文已发表于《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