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邓小平的惧怕，使赵紫阳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本来可以召开政治局会议、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会，可以作出其他选择，但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表示，学生不能撤离广场，是因为最高决定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不改变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多次打电话，要中央电台反复广播，这是向全中国人民反复宣布的一件大事。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本来”可以不向戈尔巴乔夫这样说。赵紫阳因这一谈话，被邓小平赶下了台并遭受了长达15年的软禁。在软禁期间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用一章篇幅谈及“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抛了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67-68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紫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鲍彤还说：“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鲍彤是起草人，最后讲不讲，完全由赵紫阳本人的决定。5月17日邓小平自然成了参与天安门运动的几百万人和全中国人民谴责的目标，使天安门学生更加不离开广场。我起草5·17宣言，没有害怕和危险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在赵紫阳去世后二十年、事隔几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历史真相一一呈现出来。恢复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还包括要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当时万里、李鹏、乔石、胡启立、杨尚昆、陈希同和反对戒严的几位上将的作为。
文革和“六四”的共同根源
在文革爆发60年后的今天，回顾文革，可以看到1971年的林彪事件和林彪儿子林立果对中国的深远影响。1971年3月23日林立果等人起草了《“571工程”纪要》，这是旨在推翻毛泽东统治地位的军事政变计划书。该文直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指出毛泽东是“封建暴君”。根据《纪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划了八种手法杀死毛泽东，其中包括炸火车或铁路桥、使用火焰喷射器、以及直接用手枪刺杀等。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外逃，在蒙古坠机身亡，当时毛泽东决定把林彪事件和《纪要》向全国民众广泛传达，与毛泽东的愿望相反，《“571工程”纪要》的广泛传播，成了全国一场空前规模的、认识中国专制政治的“思想解放运动”，1976年清明节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天安门运动，实际上是北京学生和北京市民在《“571工程”纪要》的影响下，以纪念周恩来为名、反对毛泽东的行动。
毛泽东统治中国第一要务是牢固地掌握全国的军队。美国诺曼岱尔学院教授丁抒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变开始”，以中南海“宫廷政变”告终，叶剑英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注】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整肃，林彪、罗瑞卿接掌军队。由于林彪长期生病，贺龙、罗瑞卿逐渐掌握军队的实权。1965年12月文革前夕，毛泽东就以清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为名，解除了罗瑞卿的全部军队职务，1966年1月初，毛泽东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担任原来罗瑞卿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发动打倒刘少奇同时，解除了贺龙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职务。1976年周恩来逝世，在4月清明节前后爆发了第一次天安门群众运动，这一运动是对掌握文革大权的“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抗议运动。近半年后，毛泽东去世。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华国锋、汪东兴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王张江姚”并把他们关进了监狱。为时十年的文革宣告结束。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掌握党政军最高权力只有短暂的两年。1978年第一次天安门运动翻案后，邓小平也是依靠叶剑英的帮助和支持，从华国锋手里夺取了中国的最高权力。
全面推进中国的“非毛化”
邓小平文革结束后，否定文革，是一场“局部的非毛化”运动，由于“非毛”不全面、不彻底，毛泽东文革和专制独裁的阴魂不散。就是邓小平本人，在掌握中国最高权力后，面对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天安门运动，采取了比1976年更残暴的镇压方式，用机枪和坦克杀害了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36年来，天安门母亲处于无尽的痛苦中。
文革过去40年后，文革时期的部分“红卫兵”、“红小兵”，以习*近*平为代表，掌握了国家大权，又学起了毛泽东“专制独裁”那一套，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时代的一套重新搬上政治舞台，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创建中国“第一共和”的理想和实践，取消了邓小平时期1982年宪法关于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同时独揽军事大权，向有几千年历史的“帝皇专制政治”大倒退。
历史是不可磨灭的记忆，历史真相不容掩盖，所有掩盖历史真相都会重新恢复。一个在全世界都知道的1989年中国六四大屠杀，历经36年还不能在中国大地上恢复真相，在于文革和“六四”的共同根源，在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时，没有肯定文革中的《“571工程”纪要》毛泽东是“封建暴君”，对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对他重新上台的作用。
从文革发生以来的60年中国全部历史证明，只要毛泽东思想在名义上和实际上统治中国，中国的专制政治就不会消失，中国就不会有民主政治。1993年12月24日，这是毛泽东诞生100周年的前一天，巴黎《欧洲日报》上刊登了我写的《改造天安门广场计划》，文章说：“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毛泽东的影响仅次于孙中山。孙中山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而毛泽东则在中国大陆，以“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建立了“新帝制”。毛泽东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所谓毛泽东思想，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外衣的“帝王思想””现在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转变，这场转变的中心内容是“全面的非毛化”，使“一党专政”的中国大陆，变为自由、民主的中国大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为了清除毛泽东专制主义的影响，天安门广场有必要作重大改造——撤除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移走毛泽东遗体，打通被堵塞的北京中轴线。
怎样改造天安门广场，需要城市设计和规划的专家按科学和听取多方面意见来决定，上述文章只是为了提供专家参考。在改造天安门广场的前后，需要按历史真相全面修订、改写中国近代、现代中国历史。未来的中国将出现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时代。
建立“第三”或“第四共和”的中国
1989年9月14日和15日，法国《欧洲日报》和美国《世界日报》刊登了我写的《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历史》：“长期以来，我们在看待中国历史时，过多地为一些名称和象征而争论不休。法国曾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政权更迭，法国人只是把这些“更迭”冠以“第一共和”、“第二共和”这些名称。法国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创造出“法兰西民国”、“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人民共和国”这么多、似乎是不同“国家”的名称。中国人尽可以为每一次暴力创建的新政权起一个“国名”、换一面“国旗”，但并不能改变二十世纪中国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在孙中山缔造了中国的“第一共和国”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依靠暴力和战争先后取得了政权，每个政权都把共和主义的原则抛在一边，而建立起军阀或“一党专政”的专制政治。”
在恢复六四真相的过程中，全面推进中国的“非毛化”，摘除天安门毛泽东象征性的巨幅画像，拆除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并在“非毛化”的过程中推进中国政治改革，这就是当代中国重大的历史使命。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将迎来文革后中国的第二次大变革。对中国来说，中华民国是第一共和，现在在台湾还存在，而且走上了自由民主和大发展的道路。1949年的人民共和国，就像法国路易-波拿巴时代一样，成了20世纪中华帝国，邓小平1982年宪法，只是使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穿上了“共和外衣”；习*近*平脱去了“共和外衣“，穿上了“皇帝的新衣“，现在受到全中国人民的唾弃。中国的前途是建立民主自由的“第三共和”。“第一共和”的中华民国和“第三共和”的“中华共和国”并存的基础上，通过和平的途径，没有时间表，在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第三共和或第四共和的“联邦中国”，中国的前途光辉灿烂、一片光明。
写于2025-5-21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