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20余年中，中小型超市如雨后春笋般在大街小巷涌现，成为社区消费的中坚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世纪华联”这个看似强大的品牌，曾给无数超市业主以希望。但希望之下，却埋藏着一场被精心设计的收割——2020年起，越来越多加盟“世纪华联”的超市突然收到了来自“联华集团”的律师函，指控其商标侵权，并索赔金额高达数十万元。这些本希望借助品牌实现生存乃至盈利的业主，在维权乏力的情况下，只能忍痛关店、赔偿甚至破产。本文将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法律、资本、政策博弈，从品牌注册漏洞讲起，逐步分析“世纪华联”的历史演化、联华集团的商标收回策略，以及最终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完成对数万家中小超市业主的“精准收割”。

世纪华联的品牌混乱起源

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零售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开放与快速发展。彼时的城市化浪潮推动了人口大量向城市聚集，社区商业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也被视作黄金赛道之一。而正是在这一阶段，“连锁超市”开始崭露头角，逐渐取代传统个体小卖部，成为居民购物的重要场所。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华联超市”“世纪华联”这个名字首次出现。早期的“华联超市”“世纪华联”并非由单一集团主导，而是多个地方零售商借助“世纪”“华联”这两个在当时极具市场感召力的词汇，自发拼接而成的品牌形象。这种命名方式没有统一的品牌战略与规范管理，更多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类加盟”模式。地方超市出于营销需求自行悬挂“世纪华联”招牌，在本地形成所谓的“加盟体系”，而实质上并无统一的母公司支撑，也未进行严格的商标注册与管理。换句话说，“世纪华联”并非源于一个明确的法人主体，而是一种市场自发形成的“伪品牌生态圈”。

据公开工商资料与商标局历史记录显示，早在2000年前后，“世纪华联”作为商标并未由任何大型集团申请注册。这种注册空白期长达十余年，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任何个体或企业理论上都可以将该名称用于自身经营活动。商标的空白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方面，它为中小业主提供了“自由使用”的便利。几千元的“加盟费”就能获得一个响亮招牌，一纸协议即可在本地市场迅速建立品牌认知，极具诱惑力；另一方面，也为未来的权属争议埋下隐患。由于未形成统一的注册主体，任何后来者若成功注册“世纪华联”系列商标，即可追溯主张维权，从而对过去所有“未授权”使用者形成极大的法律压制。这一法律空档成了后来“联华集团”策略性注册并实施权属打击的制度根基。

在世纪初那十余年中，“华联”品牌呈现出极度分裂、碎片化的状态。多地出现所谓“华联超市”“XX省世纪华联”“XX县世纪华联连锁有限公司”，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自称“世纪华联品牌授权商”，收取加盟费、授权费、物资配送费等。这一时期的世纪华联加盟形式大致分为以下几种：非正式加盟，多数是通过中介公司签署简单的授权书，未留存任何工商备案；区域伪总部加盟，一些公司自称为“某地区世纪华联总部”，凭借注册公司名中含“世纪华联”字样招募加盟商，甚至设置官网、物流系统，营造虚假品牌背景；纯品牌挂靠，部分超市干脆不与任何机构签署协议，直接打印招牌、导入系统，自己运营。

这一时期，华联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个公共商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品牌，缺乏商标法意义上的独占性。但正因为这种“无主之地”的状态，才使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张。据企查查数据，截至2016年前，全国范围内包含“世纪华联”字样的工商注册主体超过100万家，部分地区甚至每条街上就有数家打着该名号的门店。这种“全民加盟、全民挂靠”的繁荣，实则是沙上建塔。一旦品牌被确权，所有“非正规使用者”将面临系统性风险。

真正的拐点出现在2011年。这一年，具有国资背景的上海联华集团完成了“华联”“世纪华联”多个核心商标的注册，并逐步开始向全国工商系统申报商标保护权利。2016年申报驰名商标。联华集团本身为上海益民商业旗下子公司，控股方为国有企业——百联集团，是中国零售行业中的老牌劲旅。在整合超市、便利店业务的背景下，联华集团对“世纪华联”这个遍布全国的无序品牌展开了战略布局：补注册，先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系统中对“世纪华联”“SHJL”“世纪华联超市”等变体名称完成商标注册；确权备案，同步在工商系统、商标保护数据库备案为商标独占使用者；法律维权准备，设立法律事务小组，开始逐步梳理全国涉嫌“非法使用商标”的经营主体名单；案件试点，以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中部和东部使用频率较高区域为试点，陆续对加盟商发起律师函、侵权索赔。从此，属于中小业主的“世纪华联”时代宣告结束，转而成为联华集团可以控制并获利的工具。品牌之名，开始转变为收割之刃。

对广大中小业主来说，“世纪华联”曾是一种希望的象征：有品牌、有人流、有供应链、有市场认知。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切的“光环”并非建立在法律基础上，而只是流动于灰色地带的泡影。在没有统一总部、没有注册商标、没有法务保障的前提下，一旦品牌确权，就意味着数万家中小门店处于“合法弱势”的地位——即使他们运营多年，即使招牌已经深入人心，只要品牌确权者发起维权，他们就可能败诉。更令人唏嘘的是，很多“世纪华联”加盟商至今仍在被告知：你可以通过“再加盟”的方式合法使用品牌。这无异于将原本的“免费使用”转化为“花钱续命”，甚至是“交赎金”。

从商标确权到法律收割：联华集团的维权进程

2016年，联华集团终于完成了“华联超市”“世纪华联”系列商标的全面注册，涵盖类别包括零售服务、物流、供应链管理、线上销售等，形成了完整的品牌保护链条。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库可查记录，联华集团在2014至2016年间申请并陆续获得了“世纪华联”及其变体的商标专用权，并对多个可能的变体词组进行“防御性注册”，防止他人规避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商标确权虽仅是一个行政注册流程，却为后续法律维权铺设了“制度地基”。商标法第57条明确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相同或近似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也就是说，只要“华联超市”“世纪华联”已经被联华集团成功注册，任何其他未授权使用者理论上都构成侵权行为。因此，这场以“商标”为核心的战役，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由规则书写者发起、在制度支持下进行的“合法收割”。

2018年起，全国多个省份的“世纪华联”门店陆续收到来自联华集团法务团队委托的律师函，内容高度一致：通知其已侵犯“世纪华联”注册商标权；要求限期更换门头、停止使用标识；若不配合，将提起民事诉讼，并索赔经济损失。这些律师函往往由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知名律所出具，语气强硬、文件规范，对中小业主形成了强烈的心理威慑。在实际操作中，有三种典型反应：主动更名妥协者，收到函件后立刻拆除门头，转为其他品牌或关闭门店，避免纠纷；观望犹疑者，担心法律后果但不愿轻易撤牌，试图拖延或与“原加盟方”沟通；积极抗辩者，认为自身有合理授权，甚至怀疑联华集团“碰瓷”，尝试法律反诉。但遗憾的是，几乎所有反抗最终都被法律现实打回原形：商标权在谁手里，法律的“正义”就站在谁的一边。

联华集团并未一上来就大范围起诉，而是选择“点杀战术”，优先挑选几个具代表性的区域样本，发起法律诉讼并迅速拿下判决，形成司法先例。以江苏、山东、河南为例，2021年起的公开判决文书中，已有多起“世纪华联商标侵权案”被法院判决侵权成立。一个典型案例是：江苏某世纪华联加盟店因使用含“世纪华联”标识、门头、宣传资料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被判赔偿联华集团经济损失15万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和公告费。法院判决中明确指出：“被告虽主张系受某地世纪华联授权使用品牌，但该授权机构并非注册商标权人，且无合法转授权资格，故不构成抗辩事由。”这实际上将无数曾接受“伪总部”授权的中小加盟商一并打入“侵权者”行列。在判例积累到一定数量后，联华集团已可依此向其他法院提交“既有胜诉依据”，显着提升胜诉概率和诉讼效率，实现类案“快审快判”。

至2022年后，联华集团的维权进程进入批量处理阶段——不再单点敲打，而是通过商业大数据、工商数据比对、AI识别门店信息等方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目标识别-发函警告-起诉索赔”的流水线式维权体系。据接近联华集团法务部门的业内人士透露，他们建立了一套自动化流程：通过爬虫或第三方平台检索“世纪华联”门店信息，提取地址、法人、营业执照；判断是否为集团内部授权门店，如无备案则判定为侵权；自动生成律师函模板并分批发出；优先起诉盈利能力较强或地段优越门店，确保收益与成本匹配。

据估算，全国约有4万家活跃“世纪华联”门店中，有超过50%未获得联华集团授权，理论上都构成侵权目标。以平均每案索赔1万-20万元计算，潜在法律获赔总额在20亿人民币以上。而联华集团据此制定的目标则更为“务实”：通过批量诉讼+部分调解，实际收割利润5亿-10亿，并趁机推广“正规加盟模式”，扩大直营控制力。除了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惩罚性索赔外，联华集团还设定了另一条并行路径：对被起诉的门店给予“宽恕选择权”——只要接受转为正规加盟商、签订新合约、补缴一定“品牌使用费”，便可获得品牌继续使用资格并终止诉讼。这种“惩罚+转化”的双轨制，使法律威胁成为谈判筹码，使得中小业主在压力之下不得不“低头续命”。对联华集团而言，这等于以几乎零成本的方式，实现品牌控制范围的扩张，同时通过加盟费、供货返点、系统费用等渠道继续盈利。某业内知情人士透露：“这不是单纯的商标维权，这是一次系统化的商业掠夺。从品牌确权到法律控盘，再到续约收编，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踩在制度红利上。”换言之，联华集团通过这一套组合拳，完成了从“失控品牌”到“盈利工具”的转化，成功将一个品牌混乱局面变为“法治维稳、商业掠夺”的经典样板。

加盟者的悲歌：从创业梦到维权梦碎

对许多中小型超市经营者而言，“世纪华联”这个名字，曾经象征着希望。在2000年后中国城市化与社区商业快速发展的浪潮中，“世纪华联”作为一个听起来颇具规模与信誉的品牌，在众多无序、杂乱的社区商业中，显得尤为“正规”。许多创业者被这个名字吸引，并相信其背后有强大的供应链、品牌管理和市场影响力。李先生是安徽宿州的一位超市经营者，2012年在本地一家“世纪华联运营中心”签订加盟协议，缴纳3万元“品牌使用费”后，在街角小区开起了自己的第一家门店。“他们说总部在南京，有统一配送系统，还有品牌宣传支持，我想着比自己做个没名堂的小店强得多。”李先生回忆道。像李先生这样的“加盟者”遍布全国各地。他们的共同点是：通过地方代理或“运营中心”签约，支付一定品牌使用或加盟费；领取印有“华联超市”“世纪华联”标识的门头招牌、店内POP海报；接受简单的“品牌授权函”，内容简陋但带有印章与合同编号；相信自己获得了“正规品牌背书”。没人怀疑这个品牌的真实合法性，也没有人去国家商标局查询其注册信息——因为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个体经营者对商标、法律、知识产权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关心的只是：这块牌子能不能吸引顾客？能不能活下去？

从2000年到2018年，是“华联超市”“世纪华联”品牌最混乱的阶段。多个省份涌现出“区域总部”或“运营中心”，他们打着“品牌授权”的旗号，以极低门槛吸引加盟者。据企查查数据显示，仅以“世纪华联”命名的企业数量即高达上万家，且各自注册主体、法人、地址均不相同。很多“总部”甚至彼此互不隶属，各自为战。有的位于江苏，有的在河南，有的则注册在西南、东北，几乎每一个省都能找到自称“世纪华联某省总部”的机构。这种多头并行、真假难辨的格局，恰恰为联华集团后来的收割创造了法律基础：加盟者签署的“品牌协议”法律效力薄弱，甚至无法律主体，大量门店使用“华联超市”“世纪华联”标识，构成对商标注册人的侵权行为。换句话说，一场长达十多年的“虚假授权盛宴”，在法律确权完成后，瞬间转变成了系统性侵权行为。但在这场游戏中，最无辜、最无力的却是底层加盟者。他们本是出于对品牌的信任，却在多年经营后，被告知自己原来是“非法使用”。

2021年，李先生收到了人生中第一封律师函。“说我侵权，说我非法使用商标，要我赔十几万，还要换掉门头。”李先生说，他一开始完全不相信，“我当时还拿出了加盟合同，说我有授权，他们就告诉我：那家公司不是商标权人，你这个合同不作数。”最初，他选择无视。但半年后，法院传票来了。联华集团在宿州市中院起诉他侵权，要求赔偿20万元并停止使用“世纪华联”标识。“我真的蒙了，赔20万，我一年的纯利润也就不到10万。”李先生一边还贷一边还要打官司，只能选择低价关店。他不是个例。2022年以来，江苏、河南、安徽、山东等多个省份，均有法院判决支持联华集团的商标维权诉讼，赔偿金额从5万到30万元不等。这些中小业主大多没有法律支持：没有请得起律师；不懂如何抗辩商标法；多数是初高中学历，只靠多年经营维持家庭。“我觉得像是掉进了一个坑。”李先生苦笑道，“一开始是馅饼，后来才发现是陷阱。”

一些加盟者试图自救。他们组织维权微信群，邀请懂法的人士提供建议。但这条路几乎走不通：工商不受理，当地工商部门认为“你签的合同是你自愿的，属民事纠纷”；法院不认可“授权”有效性，法庭只认谁是注册商标持有人；律师费用高昂，即使反诉，也需支付高额律师费和时间成本；维权周期漫长，从接到律师函到法院判决，少则半年，多则两年，经营压力巨大。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打击：很多人花了多年心血，用“世纪华联”的牌子把店做起来，结果却因“品牌合法性”被打成侵权者，被要求拆招牌、赔大笔钱、甚至注销营业执照。“我不是不讲法，但这个法也太不讲人了。”一位河南郑州的业主在接受采访时痛哭道，“我们是被欺骗者，不是侵权者。”

大多数“世纪华联”门店经营者最终选择改名或关门。有些人选择重启，比如李先生，换了个名字叫“民信优选”，重新装修、换招牌、再做一次社区宣传。但效果远不如当年。“顾客习惯了那个名字，一改名就以为我们倒闭了。”李先生说，“重新招人、重新理货，几乎是从零开始。”而每一次“重启”，都是一次经济和心理上的巨大损耗：门头更换费用约2万—5万元；新品牌宣传至少需半年养客；顾客流失、营收大降；家庭财务压力增大，甚至导致离婚、重病、债务纠纷。“那几年我整个人都在崩溃边缘。”李先生叹息，“我不是怕赔钱，我是怕努力没有意义。”

法律的刀锋：谁为资本保驾护航？

在中国商标法中，最核心的原则之一，是“在先注册原则”。换句话说，谁先注册，谁拥有使用与排他权。按照法律逻辑，未经授权使用他人商标，即构成侵权。这一条款的设计初衷，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防止假冒伪劣。但在“世纪华联”事件中，它却成为了一把凌驾于事实和公平之上的制度利刃——事实是：数以万计的超市店主，是在合法加盟、善意使用品牌；法理是：联华集团是“世纪华联”的商标注册人，享有排他维权权利；结局是：一方据法维权获利，另一方“合法加盟”却沦为侵权人。这其中没有空间探讨“主观过错”“是否善意”“是否受骗”——商标法不管这些。它只看商标注册证是谁的。这种制度设计的“中立性”，在商业博弈中，往往演变成了对弱者最冷酷的惩罚。在本案中，联华集团的律师团队正是依据商标法第57条（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第60条（可请求法院制止侵权、赔偿损失）逐案提起诉讼，并在大量地方法院获得支持。但问题是，法律虽然“无情”，却未必“公正”——它的设计与执行往往受限于制度之外更深层次的结构力量。

如果回顾整个事件的时间线，可以发现：2000年初，“华联超市”“世纪华联”并未被统一注册，造成品牌泛滥；2016年，联华集团取得商标控制权后，并未第一时间整顿市场；2018年后，才突然集中启动维权诉讼，并将矛头对准终端店主；每起案件都以“商标侵权”为核心，由法院做出判决。

法律制度本身就更倾向保护“强者”，注册商标者天然拥有证据优势，法律诉讼需要承担举证、费用、程序，普通商户无力抗辩，审判者（法院）往往倾向于“依法”裁判，而非“合情”或“合理”处理。政府监管缺位，行政不作为，长期以来，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对于“世纪华联”品牌混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有假授权、伪总部在当地工商系统登记、备案，且运作多年；对于加盟纠纷、合同诈骗，地方工商或市场局往往以“合同自愿”为由拒绝干预。法院系统“唯证据论”，缺乏对“系统性欺诈”的认定机制。法官面对个案，只能处理“谁侵权”而非“谁诱导侵权”。最终，维权变成了一场彻底失衡的法律游戏：强者用制度维权，弱者用生命赔偿。

“世纪华联”现象并非孤例，而是中国商业社会中制度与资本联手收割的典型剧本：商标早年混乱→小企业加盟泛滥；巨头资本注册整合→商标确权完成；法律维权开始→收割加盟者盈利。这一模式可类比多个历史案例：某教育培训品牌全国招商→后由大机构统一注册后维权；某连锁小吃品牌早期散布全国→后由总部回收商标后清洗加盟店；某电动车品牌长期“被授权”→终被大企业起诉侵权。这些收割模式的共同点在于：先纵容扩张，再集中整顿；早期不作为，后期维权；法律作为收割工具，而非保护机制。而政策层面的缺位，更让这些事件“合法化”甚至“合理化”：没有建立全国统一品牌使用备案机制；缺乏对中小企业加盟行为的监督机制；对假总部、假授权打击不力；中小企业维权机制形同虚设，难以抵御大企业法务攻击。

“世纪华联”事件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个案的对错，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社会命题：当法律制度只承认“形式正义”，是否就等于纵容“实质不公”？当李先生被法院认定为“侵权者”，他心中最大的疑问不是赔偿多少，而是：为什么用了10年的品牌突然变“非法”？法律保护的是品牌，还是诚信？

这些问题，不是任何一位法官、一个法条可以回答的。它们来自于一个更宏大的语境：在中国法治体系的成长过程中，如何避免制度成为权力与资本的工具？这需要：更明确的“商标公共使用期”制度；对“非注册但广泛使用”品牌的合理性保护；对“善意使用”中小业主的宽容性处理；对早期混乱招商行为的溯源追责；对于滥用商标权进行“批量维权”的企业进行合理规制。“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如果这个产权的确立，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早期制度混乱的基础上，那么，它的行使权就不能无限扩张。法律不应只是保护“注册者”，它还应该保护“信任者”——那些在制度尚不完善时，选择相信法律、相信合同、相信品牌的小人物。“世纪华联”事件提醒我们：真正的法治，不是让资本更强，而是让弱者有生路；真正的产权保护，不是工具理性，而是制度伦理；真正的公平，不是纸面上的裁判，而是实践中的共情。如果没有制度反思和法律改革，类似的收割将会一再上演，只不过下一个“世纪华联”的名字，或许叫“千禧华堂”，或“环球优选”。

制度缺位下的幸存者：我们还能相信品牌吗？

“世纪华联”的故事走到今天，留给无数中小超市业主的是一句沉痛的疑问：我们还能相信品牌吗？这是时代之问，也是社会之问。曾几何时，“加盟连锁”是一代草根创业者最朴素的梦想方式：没有资源？品牌可以提供供应链；没有经验？品牌可以培训管理；没有背景？品牌可以撑腰背书。正是基于这种对“品牌赋能”的信任，才有了数以百万计的“世纪华联”超市在全国大街小巷的开花结果。可是，如今这些曾经的信任，变成了一纸纸索赔的律师函、一次次败诉的判决书、一个个关门大吉的门头。

品牌不再是一种保障，而成了收割的工具。中小业主们甚至开始怀疑：那些主动招商的人，到底是真正的品牌方，还是“假总部”？那些我们挂在门口的商标，是财富的钥匙，还是法律的陷阱？这种信任的坍塌，不只是“世纪华联”的问题，更是整个商业生态信仰的崩溃。

“世纪华联”的案例暴露出的是一种制度性缺陷，而不是单一企业的孤例。这场加盟混乱背后，至少存在以下几大结构性漏洞：品牌招商门槛低，监管几乎缺失。当前中国对于“加盟”模式的监管主要集中在《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但该法规存在几大问题：备案制度流于形式，只需简单提交材料即可获得经营许可；处罚成本极低，即便违规，最多是警告或小额罚款；地方保护普遍存在，很多“假总部”注册在地方，属地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导致，任何一个“山寨总部”，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招商扩张，不设门槛，风险转嫁于业主。商标注册与使用脱节，侵权风险无法预见。在“世纪华联”中，大多数店主在使用品牌时，根本无力查询其商标归属。即使有“授权书”，也难以核验对方是否为真正注册人或被授权人。商标权制度缺乏对“实际使用者”的保护，使得“好心”也可能变成“侵权”。法院只认注册证，不管使用历史。司法实践中，对“善意使用”“长期经营”的保护远不如对“注册商标”的支持力度。法院强调“权利清晰”，却无视背后的灰色招商与授权链条。无一部门对中小加盟者提供系统性法律援助。这些店主往往法律意识薄弱、资源有限，一旦被诉，根本无法组织有效抗辩或维权。他们成为最容易“拿下”的法律猎物。在上述背景下，“品牌加盟”已经不再是互利共赢，而演变为一套资本导向的利益通吃机制。

在世纪华联维权大潮中，也有部分店主没有被彻底击垮，但他们的“幸存”，也带着深刻的代价与警醒：一些业主选择改名转型，将“世纪华联”店招摘下，改为自创品牌，回归社区小店路线，但失去了供应链和品牌流量；有人彻底放弃零售业，一场官司赔掉数十万，再无创业之志，只求远离加盟、远离品牌。他们的共同心声是：“再也不相信什么品牌了。”但问题是，没有品牌、没有体系，小店就更难生存。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商业之殇，更是命运的悲歌。

“世纪华联”事件的警示不容忽视，要防止未来更多类似收割事件，需要从制度源头重建加盟生态的信任机制：商标确权公示平台应更公开透明。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市场监管部门应建设统一平台，将商标归属与实际使用授权信息公开，方便加盟者核验，防范假总部滥权。严格限制无注册商标的招商活动。凡进行品牌招商者，必须提供注册商标证或被授权证明，杜绝“裸奔招商”。法院应适度采纳“善意使用”与“历史经营”的抗辩理由。对那些长期使用、无明显恶意、系被误导加盟者的业主，法律应给予适当减轻赔偿、先行调解、宽限整改等处理方式，而非一刀切赔偿。建立专门中小企业法律援助机制。由政府主导设立专项基金，联合公益律师团队，为涉加盟纠纷的弱势经营者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文书与集体诉讼支持。强化特许经营备案和监管执法。对开展加盟业务的公司进行定期检查，严打“空壳招商”“授权造假”，并对违法者追究刑责，而非仅罚数千元了事。只有当制度站在多数普通创业者这一边，“品牌”才不至于沦为骗局的幌子。

“世纪华联”的故事，是关于信任的故事——它源于草根对品牌的信任，对合同的信任，对体制的信任。它崩塌于品牌的不负责任，法律的冷峻，制度的空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太过强调“产权保护”，却常常忘记：“产权”背后也是一种社会契约，它需要公平、透明、可预期，才能真正成为社会财富的基石。当越来越多的小企业因品牌纠纷陷入危机，整个社会将面临信任塌陷的代价。而一个没有信任的商业社会，注定无法稳健前行。今天的世纪华联，也许只是万千“品牌困局”中的一角。但如果这个警钟不被听见，明天的“世纪华联们”将如潮水涌来——收割的是下一代人的信心。

结语

品牌不是某个集团的私人财产，而是社会共识的结果；加盟不是谁的提款机，而是共赢生态的产物。在制度尚不完善的当下，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注册”与“维权”，更需要“规则”的反思与“公平”的再造。因为，只有这样，普通人才能相信品牌，信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