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孩子们》已被翻译成20种语言。

译者简介 Zhou Jian生于中国，留学美国。借着理工的博士论文写作历练和文革时博览禁书的文学记忆，在涉猎中英文科技文献互译的基础上，多次翻译英文传记作品。希望以自己的微薄之力，真实体现英文原著的精彩叙事，译有《红色赌盘》。

序

前言

每个人都必须理解：为了我们的生存，毁灭我们所有敌人的全球战争动员已经迫在眉睫。战争是我们民族的理念。我们唯一的任务，领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向所有俄罗斯人民解释，使他们信服，这就是我们英雄史诗般的未来。

──俄罗斯作家、顿巴斯志愿战士，札哈尔．普里列平（Zakhar Prilepin），二○一四年四月

“你会很高兴见面的。”我的老朋友简尼亚（Zhenia）在电话那头的声调平淡中带有谨慎。那是二○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你单纯只是想见面开心一下，还是来试图告诉我，为什么我错了？”

“或许你能够告诉我错在哪里？这也是我们可以相见的理由，我现在在莫斯科。”

电话中顿时沉寂无声。

“或许改天吧，”他最终答复说。“马上见你，不是个好主意。”

简尼亚曾经是个叛逆者。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干过工人和保安警卫，也担任过民兵组织OMON员警部门的官员，在车臣（Chechnya）打过仗。他曾任职于俄罗斯反对派主办的独立报纸《新报》（Novaya Gazeta），负责编辑下诺夫哥罗德州（Nizhny Novgorod）区域版面，也曾是革命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党”（National Bolshevik Party）领导成员。但是当我在法国圣马洛（Saint-Malo）的一个文学节日活动中与他相识时，简尼亚已经启用了新笔名──札哈尔．普里列平（Zakhar Prilepin）──也已成为俄罗斯最伟大、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简尼亚留着光头、身体强壮，具有威胁性的外观神态，这导致他卷入了与圣马洛城区防暴警察的冲突之中。我帮助他摆脱了困境，这成为了我们往来经历的开端。

札哈尔．普里列平机智敏锐，平时喜好阅读，行事无所畏惧。他也狂热信奉自己的理想──这包括了对自己国家神圣伟大的激进信仰，以及对现任俄罗斯领导阶层贪赃枉法的极度蔑视。在二○○七年于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作家论坛上，他坐在弗拉迪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对面，无所畏惧地质询总统，有关反对腐败和窃盗的履职责任。二○一四年二月，在克里米亚（Crimea）被肢解之后，克里姆林宫的意识形态开启了围绕俄罗斯民族轴心的政治运作，普京和普里列平发现，他们各自具备了不曾预见的共识：是时候由俄罗斯人拿起武器来公开抗拒自己的敌人了。此后不久，普里列平访问了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脱乌反叛共和国，成了叛军营级部队的副指挥官。在二○二○年，他仿效自己敬仰的英雄──激进主义作家、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创始人爱德华．利莫诺夫（Eduard Limonov）──组建了自己的政党。这个党的愿景就是：建设强大和战斗性充沛的俄罗斯，透过战争，来实现自己清洗堕落世界的目标。

尽管普里列平的观点邪恶、荒谬，无疑也是危险的，但这些却被他本人诚挚地信奉。不像在俄罗斯权贵阶层的许多浮夸爱国者，对自己声称热爱的国家只会巧取豪夺，普里列平实际上冒着生命危险，来践行自己的信念。他曾经是我的朋友，但现在已成为某种意义上诚实的敌人。

我以普里列平开始我要讲述的故事，源于两个理由。一是我有兴趣知道他下一步的作为。现今，克里姆林宫正骑在由正统东正教（Orthodox）所激发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老虎背上，直到相当近的时期内，这个思潮还只是藏匿于俄罗斯政治的狂妄表象之后。无论由于战场上的军事失败，还是源自对俄罗斯权贵阶层或国家安全强势部门掌控的丧失，如果普京摇摇欲坠，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这种局面出现，普里列平关于自己国家具有新斯巴达叛逆性，无法缓和矛盾，国家武装化和在崇高正义旗帜下燃放生机的理念，将对俄罗斯可能的未来前景之一，开启令人恐怖的窥视之窗。

我谈及普里列平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对我会面邀请的回绝。我始终无法找到他这么做的理由。可能他神经过敏，害怕在与某些疑是西方间谍人员谈话时被抓；也可能他认为，我已经成为一个西方间谍。还可能他假设，我已经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人员跟踪；可能他想像自己也被盯梢。或者他可能害怕，从我这里听到发生事件的不同真实版本，这将动摇他对自己的理念，即俄罗斯东正教战神正在与乌克兰纳粹分子浴血奋战（诚然不可能存在的现实），所具有的坚信之心。

无论他有什么理由，普里列平显然是中了当时俄罗斯遍地弥漫的狂热魔咒，这种狂热被我大多数的莫斯科朋友、同事、联络人所分享。在战争爆发的数天里，病态的狂妄覆盖了首都之城，就像每个夏天都弥漫在那里的泥炭沼火灾之烟幕那样，来势迅猛且令人窒息。也像烟尘一般，这种精神狂热病挥之不去的恶臭，同样遮天蔽日，使人无法逃避。

我在驻留和调离之间，总共花费了二十七年时间在俄罗斯采访报导。首先，作为都市和焦点事务的报导记者，为《莫斯科时报》（The Moscow Times）工作，然后成为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驻莫斯科的记者，并兼任其莫斯科办事处的主任。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可能总共只有六人，因为我是外国人，或者由于他们害怕政府对此类事件的反应，拒绝过与我交谈。

然而在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之后──或者更确切来说，在俄罗斯国家杜马（State Duma）于二○二二年三月初颁布了法令，对“传播有关俄罗斯军事行动虚假资讯”的人员，可处以最高达十五年监禁的惩罚之后，局势发生了急遽变化。之后不久，杜马又重新定义了已经存在的有关“外国代理人”法规，不仅包括实际接受国外资助的俄罗斯个人和组织，也包含那些受到“外国影响”的人士，全都在监管之列。每周更新的“外国代理人”名册由官方发布，很快就几乎包括了每个非克里姆林宫认可的记者、电台播音人、部落客和自由媒体分析家。

令我震惊的是，当我在开战初期开始预报本书的写作计划时，我已经认识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朋友和联络人告诉我，他们不能冒险在公共场合会面，或在讲话时被录音；甚至挺克里姆林宫的现任或退休官员，以及重量级爱国媒体和政治人物，都谨小慎微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许多消息来源拒绝与我在公共场合见面，因为他们在与外国记者交谈时会被认出；许多最具揭密性的谈话发生在餐桌上、度假别墅里，或是依照传统的苏维埃Soviet style方式──在共同朋友的厨房内，而那些热心安排这种私人聚会的主人，也经常不事先告诉访客：我，一个危险的外国人，将会在场。

本书引用的许多资讯来源，必须保持匿名──在某些案例中，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身份，其他则因为引述的评论来自无纪录在案的社交场合，或者属于机密交流。作为读者，必须信任涉及的任何资讯，这难免令人沮丧，对于必须核实消息的记者来说，也有着同样的懊恼。但这就是本书报告中，从二○二二年三月至二○二三年三月，在莫斯科和基辅（Kyiv），所面对的氛围。最令我惊讶──同时也警醒的──是俄罗斯社会关闭得如此迅速。在普京二○二二年入侵之前，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态体系中，尚具有政治反对派和言论自由的生存空间，尽管空间狭小，但还是被一系列不言自明的规则所确认，这些规矩被当局所遵守，要比被其破坏更为常见。私下里的反克里姆林宫政见，甚至在公众场合或社交媒体上宣泄时，也从未被明令禁言，在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之前，在家庭电话上安装隔音护罩的故事，曾经是来自苏维埃时代Soviet days的古老传说。在这之后，我的许多爆料者都坚持在我们谈话时，离各自的智能手机至少数米之远，或者将它们留在会面场所之外。

恐惧具有传染性，在一个长期认可的规则已崩溃、新法理尚未形成的世界中，它繁殖得更加迅猛。反对派活动分子和记者曾戏称：普京政权为“素食者”，而非食肉类野兽。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外事件，当局倾向于威胁而不是毁灭异议人士。克里姆林宫的首席意识形态思想家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凑巧也是普里列平的朋友和姻亲──执掌著基本依据后现代主义、用户至上观点，最终轻视意识形态等理念所建构的宣传体系；一会儿在这里追随正统东正教义，一会儿又在那里重拾对苏维埃的怀旧情结Soviet nostalgia。苏尔科夫拨弄著理想的琴弦，就像法国作家若利斯．卡尔．于斯曼（J. K. Huysmans）的颓废派古典小说《逆流》（À rebours）中，敲打着可释放香气的管风琴键盘之乐师。这个相对包容的素食者生态体系，在二○二○年二月苏尔科夫离开克里姆林宫后就分崩离析。我们将会看到，旧系统被头脑狂热的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官员独断的管控所取代，他们深信，自己面对的西方正在推行阻挠和毁灭俄罗斯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