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就不会沉"，成为一个领袖的座右铭，其实很可怕，我想此乃史教授着墨之意。在后文他写道："1957年2月毛在一篇散漫谈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开始把他的思想贯彻于中国，显露出乌托邦式的滑稽与残忍的怪诞混合，以及狭隘的感知力，那才是横卧在他性格里的东西"，并提到毛明知饿死了许多老百姓，却强词夺理驳斥香港媒体透露的数字，反唇"我们怎么可能饿死两千万人？"到此，那"不下沉的天才"已成一句反讽。
人们常说毛"帝王思想浓厚"，其实他从来瞧不起"帝王将相"；毛钟情的是中国历史里另外一股术道，博学的史教授点出，那是"公元四世纪可怕的法家商鞅。毛视商鞅经验为中国危机历史的一种象征"，商鞅酷法峻律，窥出人性"好利恶害"之弱点，"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毛蹂躏中国二十余年，其"不沉"之术，全在于利用和驱使人性的弱点，说他是一个这方面的"天才"，大概更为恰当，"饥劳苦辱"四端，又以"辱"字最折服中国人，中国曾是"礼仪之邦"，即使礼崩乐坏之后也还是一个面子社会，"树有皮，人有脸"，而毛于侮辱之术，最为精通。
早在延安整风，毛以"惩前毙后，治病救人"整治文人，便从摧毁他们的自尊开始，颠倒鲁迅"疗救"文学所界定的"医生"（知识分子）和"病人"（民众）的位置，重新诠释"干净"和"肮脏"的含义，毛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所以要"脱了裤子割尾巴"，要"脱胎换骨"，白区来的文人们一旦失去尊严，就什么都丧失了，不仅对王实味被砍头也认了，还在陕北开始为毛泽东"造神"，这个"奇理斯玛"出自丧失尊严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手，实在是一桩奇事。
大而言之，毛是瞅准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于近代"亡国灭种"忧患中积累起"国耻"感，而可以置私人荣辱于不顾的文化心理，大施淫威，又辅之以唯物史观和民粹主义，便荡涤了士大夫心中的那点浩然之气。他早就对斯诺说，那些惧怕商鞅的秦国人其实很愚蠢。"侮辱"之术到文革达到极致，"牛鬼蛇神"、"黑帮"、群众批斗、"戴高帽"、坐"喷气式"等等，目标都是凌辱、摧毁人的自尊，置人于"另册""不齿"之境，并使挨整者与整人者的位置不断互换，人人自危，于是毛自然可以"不沉"。文革过来人皆可记得，六六年夏天红卫兵暴力泛滥时，多少人都是因了"士可杀不可辱"的绝望而自尽的，著名的如傅雷、邓拓等，平民百姓特别是教师，更不计其数。
毛不仅喜欢利用人们的不齿心态，他还有一种欣赏的雅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文革中奉命拍摄中南海里对刘邓的每一场批斗会，高度绝密，只送最高层，自然是毛；李志绥在回忆中也提到，中南海批斗刘邓陶的第三天，毛远在杭州，就叫李乘专机前去向他面陈批斗情景。还有一个细节，刘少奇子女的回忆中提到，六九年九月，王光美被捕、子女被赶出去之后，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住宅被"连夜筑起一道高墙"，王友琴在她的新著《文革受难者》刘少奇条目中引入这个细节并问道："连夜动工构筑一道紧闭墙，一座监狱，一方面当然是毛泽东等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虽然听起来就像春秋战国篡位和夺权的故事，另一方面，难道也是他们喜欢就近欣赏刘少奇的悲惨境况？"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实在只是一种前现代的故事，甚至更早的希腊罗马人可以"和平撤离"迫使独裁者让步，这些在现代社会反而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二十世纪才会出现亘古未有的极权制度，从法西斯到共产党。
关于这种暴政产生的因由，汉娜•阿伦特对德国纳粹的分析阐释至今首屈一指，即在民族国家、帝国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丧失、退缩、瓦解，而在此过程中窃得国家公器的则是Mob—被社会各阶层排泄出来的边缘人物，汉娜特别以"基本恶"（radical evil）概念来分析这类边缘人物；后来她在评价以色列审判纳粹灭绝营头子艾克曼一案中，又提出"平庸恶"（banality of evil，对康德"基本恶"的延伸）才是极权主义的基础，在分析艾克曼辩解"没有看到犹太人反抗"（一般民众也听之任之）才造成了大屠杀，她指出纳粹曾折磨起来反抗的荷兰犹太人，叫他们生不如死，阻吓了其他犹太人，为此她得罪了大部分犹太人。我则对她后面的这个看法更感兴趣，这是否暗示对人性而言，"折磨"实际上比"灭绝"有效？毛在中国构筑的以羞辱为核心的"恐怖平衡"式压制，跟斯大林在苏联搞的"大清洗"和"古拉格集中营"式的压制相比，对人性的阻吓效果是很不一样的，是不是因了这点差别，而叫中共专制在"苏东波"大坍塌之后依然不倒？
诠释"毛泽东如何这般"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却依然贫乏，还不要说西方的"新马"至今仍供着他。上文提到的那个"奇里斯玛"（Charisma），八十年代流行过的韦伯此说，时至今日似乎仍是很到位的一种诠释，不过以"奇理斯玛"光环解释老百姓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而使中国革命及其"新政权"获得合法性，则显然将边缘人集团浴血暴力夺取政权，及其后粉碎原有社会结构之专制忽略不提，这是在一个原无宗教根性的文明里过度夸大了"造神"的作用。毋宁韦伯关于"奇理斯玛"与"常规化"（routinization）之间的张力问题，确在毛泽东的个案上得到极为生动的印证，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皆属Mob式人物窃得神器，而希斯二魔尚且舍弃大部分奇理斯玛以换取常规化的独裁权力，毛则大异其趣。
余英时教授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一文中，抓住在许多回忆文字中反复出现的毛的那张大床，对此有归纳性分析：
‘拒绝奇理斯玛权力的日常规范化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毛的整个生命中的核心问题。抓住了这一核心，毛在一九四九—七六年间的每一个重大举动无不可以得到顺理成章的解释。’
这里显然是指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狂暴荒诞之举，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又在于，为何毛的荒唐每每得逞？于是我们依然面临汉娜•阿伦特的问题：一个Mob的"基本恶"需得无数"平庸恶"来配合方能得逞，这便令人又想起鲁迅深恶痛绝指斥的"国民性"，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五四"；其实也是回到了商鞅，民皆有"饥劳苦辱"，若任由一个枭雄摆弄，必定极端不堪。我们也许并不比犹太人更犬儒，又毕竟，未曾有外族人要来灭绝我们，糟踏我们的是自己的枭雄。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手段解构这个枭雄，连汉娜•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诠释，在中国也不大够用了。
韶山冲的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
一九八九年元月，我跟夏骏再次合作，给中央电视台制作《河殇》续集《五四》，在春雪江南之际，依次拜谒安庆陈独秀墓、绩溪胡适故居、绍兴蔡元培故居，然后驱车西行去湖南。我们要拍摄“五四”巨灵、革命枭雄的遗址。南昌五十天写毛泽东，可谓阅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岁月，也似乎见识了最高端那个残酷政治的“庐山真面目”，而这一切，都来自“五四”。
王鲁湘从北京赶到长沙来会我们，再一同去湘潭。途中，我们特意绕道去宁乡刘少奇的故乡花明楼，那里刚刚落成一座他的纪念馆。那纪念馆规模之大、装潢之华丽，令我们吃惊，自然那是当地政府刻意要做的对他冤屈的一种补偿，但我想若非文革，以刘少奇的谨慎，他绝不允许家乡这么干的。相比之下，纪念馆近旁，他的故居如劫后余灰，保持了旧时的简朴净洁。据说，为刘少奇平反那天晚上，花明楼乡亲们在这故居前，举行了二十年来第一次聚会，如醉如狂。
1989年春，我为《文汇》月刊写的第二篇电视札记〈世纪末回眸〉，叙述了这次韶山之行（该作刊登在1989年5月号，我还是封面人物，但过一个月就是大屠杀，那张封面照片几近我的通缉令照片了）：
‘甯乡紧挨韶山，仅一山之隔。赶到韶山已近傍晚，夏骏执意要拍落日，鲁湘指点赶快攀上东山。待大伙儿气喘嘘嘘登到山顶亭子时，太阳已经沉落到韶峰背后。惋惜之余，大伙儿忽然发现，高峻的韶峰在西边，韶山冲是根本不可能拍到日出的；过去电影、照片里常见的“韶山日出”，其实都是日落！……
忽见一块岩石上镌刻着一首诗：
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折天空；
天下灵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
鲁湘用张纸片抄下这几句时说：“韶山果然不同寻常，看来，早就有人相信它藏龙卧虎。”他从小在湖南长大，曾两次来此“朝山”，对如今韶山的冷清，颇为感慨。我也谈到，韶山给人的感觉，同花明楼有一股说不出的差异。鲁湘笑了：
“你看对面的韶峰，兀然耸起，有多俊秀。上屋场毛泽东的故居，正背靠这座山峰，面朝山冲出口，这在堪舆学上是典型的‘蛟龙出水’。你再看故居前面那两个池塘，恰好是龙的两颗眼珠。毛泽东好看风水。他出生的地方确也有古人所谓的帝王之气，同花明楼的一马平川完全不同。”
这番话赢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年去韶山，真不虚此行：我们竟打听出一个神秘的去处。
‘上屋场故居西边的山峦中，有一滴水洞，即毛泽东1966年夏天从武昌给江青那封著名的信中所说的那个“西方的一个山洞”。那是毛泽东在韶山的一座行宫。从韶山这边去要绕好几个道，然后走上一条极不引人注意的土路，七拐八拐，在一条山冲的尽头掩藏着这座极为豪华的别墅。过去这个地方是连韶山的乡亲们都浑然不知的。
滴水洞又名龙虎山。紧靠岩壁的一溜建筑物同庐山庐林一号别墅风格相似，都有宽大的回廊，明亮的大窗户。主人的房间有六大间，分别按会客室、办公室、卧室布置成完全相同的两套，不知是何缘故。办公室里照例配备着毛泽东喜欢的宽大躺椅。……——〈世纪末回眸〉’
这个“山洞”，或可说是掀起“文革”妖风的那个巢穴，高华考证毛泽东文革前夕“失踪九个月”，即一度在此洞中筹画文革。此洞的来由，据说是1959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回到韶山，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毛吩咐周小舟为他在家乡“修几间茅屋”。但周小舟未及施工，便在庐山会议上遭殃。第二年，接任的张平化于大饥荒岁月中抽调专人专款，集中施工，称为“二O三工程”，把滴水洞围成禁区。后来毛又授意增添防原子弹设施，按防八级地震建造。其后又调来部队，在别墅后面修建了长100米的防空洞。洞的一侧有防震室、指挥室等军事设施。滴水洞的造价是天文数字，而毛一共只住过十一天。1989年我们参观这个滴水洞时，还有一个小发现，我也写在〈世纪末回眸〉里：
‘在那滴水洞我还看到这样一首带有奇里斯玛时代痕迹的留言诗：
韶乐已停尚有村，
群林始染吊英魂；
巍然勋业兼文采，
功过千秋有定论。
1989年中国尚在“毛神话”余晖中，我甚至不便直接写出此诗出自谁人。如今经过二十多年，回头去查采访笔记，原来落款是胡绳，日期为1983年11月14日。这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邓小平1981年搞了一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定性文革为“内乱”、毛泽东犯有“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错误。
我的笔记里还录了另外几则“留言”，如薄一波、熊复等，皆口号型的，略去；倒是邓力群留的八个字，简洁而情感难抑：
音容宛在，伟业永存
这才是一群原汤原味的“毛派”。
‘我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看到本世纪初，杨昌济在日记中对青年毛泽东的一则描绘：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希，渠之父亦先务农，现业转贩……外家为湘乡人，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那时，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从杨昌济学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极巧，此书恰是蔡元培从德国翻译过来的），曾在书上做了一万两千多字的批语，可见，此书对他影响之大。——〈世纪末回眸〉’
在毛泽东那一万两千多字的批语中，有莫名而癫狂的一句，近来常被人引用：
‘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这原不过是毛泽东怀才不遇的一句牢骚，意即吾乃上乘之才，不幸生得卑下，跟相隔不远的清末广西僻壤那位洪秀全，如出一辙；但我在这里，引它来做一新解：新中国最高权力者，却是一个最卑劣者。此意即为“光棍式人物”（余英时语）窃得神器，则天下涂炭。“高”“卑”二字皆涵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