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李嘉诚及其家族基金会多年来在内地乃至全球各地大规模捐助教育、医疗、公共福利事业，捐助金额早已超过百亿港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对大陆大规模捐赠——那个时候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城市基础建设相对薄弱，民生项目更是亟待补强。李嘉诚设立了多项教育基金，帮助兴建了多所中小学，为更多贫寒子弟创造了学习机会；他还独资或联合资助了两所大学、一所商学院，在年轻人身上投注了大量资源。

在医疗慈善方面，李嘉诚基金会对数以百万计的残疾人提供手术费支持，也出资为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令众多普通家庭减少了病痛的折磨；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李嘉诚的捐款常常突破亿元，用于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从汶川地震到南方水灾，从抗击非典到援助边远山区病患，都能看到他的基金会在幕后默默运营的踪迹。此外，对于全国范围内癌症患者可免费领取的止痛药，许多信息表明背后同样有李嘉诚基金会的资助；汶川地震后，针对残疾人安装义肢和提供轮椅等行动中，也少不了李嘉诚基金会的身影。这些事实都说明，李嘉诚长年对慈善事业的投入，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长久以来，大众似乎更热衷关注他"炒楼""跑了"之类的负面话题，而对这些慈善投入和曾经为改善中国国际航运困境所做的贡献，却极少加以肯定，甚至总被淡化。尤为离奇的是，他竟被舆论冠以"公摊面积之父"这种和他完全无关的指责。事实上，"公摊面积"的理论根源更多与另外一些地产商或制度设计相关，并非李嘉诚所发明。可见，我们对这位企业家有诸多误解和信息不对称。

商人的责任和义务

谈及"商人责任"，往往会引出两种极端观点：一种是强调企业应当无条件为国家承担经济与社会重担，主张"为国分忧"；另一种则更偏向市场逻辑，认为企业只需遵循商业准则、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负责即可。放在一个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中，商人的责任与义务通常并不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在国家利益、个人或企业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寻找一种可持续的平衡。

就以李嘉诚为例，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大陆经济社会的扶持，可以说是以商业手段促进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帮助中国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这笔"早期红利"不是靠官方行政命令得来，而是依靠他本人对市场环境的嗅觉，以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落地。换言之，商人在追求回报的同时，也用自己的方式对国家与社会作出了贡献，这是商业领域内的一种"共赢"。对于慈善事业的长期投入，也同样说明了"商人虽以逐利为先，但并非只有金钱目标"，当其事业足够大且资源充裕时，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往往能进一步提升企业声誉和社会良性发展，也有利于企业本身长期运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事实上，在面对国际局势波动时，任何一家企业都要综合评估风险与收益，不可能盲目地"用爱发电"去对抗强权，更不必说单枪匹马地对抗全球最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李嘉诚即便在华人世界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不具备"抗衡超级大国"的能力；因此，当美国在巴拿马运河等要地扩大影响力时，李嘉诚选择退出或转移业务板块，从企业决策层面看并无太多违背常识之处，反倒符合商业运营的基本逻辑。

但这并不代表企业家可以逃避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商人基于自身能力和立场，或许无法直接左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博弈，但他们能更好地做好自身经营，遵循合规与诚信，用商业布局创造就业、推动技术发展，并通过公益慈善等方式反哺社会。这才是企业家最核心的责任所在。从李嘉诚过去几十年的行事风格来看，他在中国内地、香港地区乃至全球都投入了数以亿计的资源支持教育、医疗、科研和社会福利，显示出他在利益考量之外也持续履行着对社会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