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潜川|二零二四,被真实看见 * 阿波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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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潜川|二零二四,被真实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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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就侵犯商业秘密罪这个罪名,我这几年遇见了好几次,结果都是撤案或者不起诉,我在这个罪名上运气不错。

回想起2023年我转到云亭所,其实也和商业秘密业务有关。我看了唐青林律师关于商业秘密的著作和课程,很有收获,就通过法客帝国的公众号联系了李舒律师,转来了云亭所。此前,我一个云亭律师都不认识。

2024年下半年,我参与了三起刑事案件。

一起是为五台山僧人宗台法师申诉的案件,他的罪名是诈骗罪。以下是我12月20日写的朋友圈:

应承办法官约谈,今天我和秦旭东律师就宗台法师申诉案去山西高院。

这起案件,第一次一审,是经李树亭律师介绍,我们为宗台法师辩护。在疫情最严重时期,我和朋友、家属多次驱车前往五台山,遍访各大寺院,为法师取证。然而就是这样一起没有被害人的案件,所谓“被害人”愿意出庭证实没有被骗的案件,当地经过一审、二审、重一审、重二审,仍然重判十五年。

家属告知这个消息后,我对他们说,因缘未了,我愿意援助,并邀请秦旭东律师再次合作。我对家属说,申诉之路是万中取一的孤注一掷,作为律师我们可以提供法律专业层面的帮助,但案件结果取决于偶然性,以及家属和当事人的决心和努力。

在高中,我得过一个奖学金叫做“华藏奖”,几百块钱,在当年的农村是不小的一笔钱。后来我知道,那来自一位僧人的捐献。

该案详情,见秦旭东律师《山西五台山一起离谱的和尚诈骗案,我们这样辩护》。

当天,我们和法官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在最后一分钟赶上了回京的高铁

第二起是李伟平涉黑案二审,我和任建宇律师为第六被告苏高帅辩护。这个案子我在庭审中途加入,给任建宇律师打下手,参与开庭将近50天。这是我在二审结束后发的朋友圈:

2025年1月17日,李伟平涉黑案二审庭审结束,但案件远未结束。1月8日解除律师后,李伟平再没有出现在法庭上,现在还不知道洛阳中院作何打算。

据王旭律师的统计,该案二审共计118天,其中庭前会议40天,正式庭审78天,创造了最长庭审记录。这个最长记录,我没有核实,但即便不是最长的唯一,想必也是之一了。

这118天,我参加了将近50天。坦率说,中途有点打卡上班的感觉。这个上班的地方,布满了信号屏蔽器,直至庭审结束,也没有撤掉。而且,洛阳中院提前启用了第二办公区,专门用来审理这个案件,整个庭审期间,没有其它案件。上次享受这个待遇,整个法院空出来专门审理一起特定案件,同时布满信号屏蔽器的,还是在2021年的海淀法院和2022年的北京一中院,弦子诉朱军案的一审和二审。

在这样的法庭里,麦克风,信号屏蔽器,法官的专用通信网络,视频旁听室,视频法庭(分法庭),是技术设备,更是权力的工具。

我是庭审中途加入的律师之一,也是被集体解聘的18个律师之一。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涉黑案,也是我执业生涯第一次被训诫,姑且说几句随想。

我没想到的是,一个涉黑案件,连一起暴力犯罪都没有,全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的琐事。在认定事实上,漏洞百出;在证明标准上,竟然比民事案件还低;在法律适用上,囫囵吞枣,不是“从旧兼从轻”,而是“从重兼从严”。我和任建宇律师的当事人,苏高帅,就因为给舅舅李伟平打过工,就被认定为积极参加者,一审判了十二年半。他给舅舅打工,下煤矿,开铲车,工资都很低,只好去外地打工,被抓前,他在北京当过保安,在新疆采过棉花,干的都是重体力活。

在这样的案件里,最艰难的角色,是尚未失去人身自由的家属们。家属们,通常更多为女性,她们的处境,难以想象。李伟平一家老少十几口被捕,余下的女儿们、妻子们和儿子们,日日在法庭门口,不管开庭到多晚,都要等到押解车辆出来,挥挥手,看一眼,喊一声。因为她们有的被公安问过话,不被允许旁听;就算旁听,也只能去视频旁听室,看不到人,也无法交流,当事人也不知道她们在不在。然而正是在这种艰难中,面对这部被称为法律的机器,她们不回避,不放弃,也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

在这样的案件中,律师比看起来的更重要,因为律师的工作凝聚着当事人和家属共同的寄托。像我的搭档任建宇那样的律师,在法庭内,激烈的对抗中,仍然能把辩护意见表达得淋漓极致;在法庭外,背着十几斤的打印机和其他设备,日夜兼程,调查取证。在李伟平案中,我看到了许多个和建宇一样值得托付的律师。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徐潜川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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