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尽管仍称“反党集团”，但毛泽东为编者按语加写的文字里，却点明胡风分子为“反革命”：“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它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革命政权的倒台的。”

5月，中共中央在毛泽东指示下，决定成立中央处理“胡风反革命案”五人小组，由中宣部长陆定一任组长，公安部长罗瑞卿任副组长。同年7月，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负责全国肃反运动的领导。中央机构和各级党委也成立了相应组织。

6月1日，毛泽东发出指示，“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据1980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复查报告》，清查胡风分子运动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6月3日，毛泽东再次发出指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这可以视为一次交底，可注意者有二：其一，主要目的是“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毛泽东早已预定的计划；揭露胡风只是一种“借”助，也就是先有计划，再找突破口的。其二，另一个目的，是要“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实际就是要“敲山震虎”，借批判、严惩胡风分子，来警示知识分子和干部（主要是干部中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进一步归顺就范，接受改造。

于是，就有了下一步的部署：“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这大概就标志着肃反运动的开始。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其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都和当年延安的“抢救运动”同出一辙，这当然绝非偶然。不要中小学生坦白，其实也是接受了抢救运动的教训。当然也有发展，比如在运动一开始就规定要打击的“暗藏反革命”的数字：“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这样的预定指标，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法，在此之前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后的“反右”运动都是这么做的：先主观定目标，定数目，再去抓敌人：这大概就是毛泽东的“主观战斗精神”，而且发挥到了极致。

6月6日—8日，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写《按语》，有十七条之多（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可注意者有四。其一，第一次公开将胡风集团定性为“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的政治集团”。其二，对胡风和周扬等的长期论争作出结论：否认和批驳“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的说法，强调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划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一衣钵”。在毛泽东看来，胡风的矛头是指向自己的，攻击周扬等只是一种策略。其三，强化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观念：“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太简单了”；“一大批胡风分子打入党内取得党员称号这一件事，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注意”；要“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其四，再一次强调“我们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一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同时，毛泽东为《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6月10日发表）所加的文字，作出了“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的判断。这样的由胡风事件引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尖锐”论，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治国，以后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显然具有超越胡风事件的严重意义。

6月12日，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出版）写《序言》和《按语》、《注文》，进一步指明“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并对胡风问题的争论，进一步作出总结：“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

“舆论一律论”下的裁决

最值得重视，应该认真研究的，是毛泽东在《按语》中提出的他的“舆论一律论”：“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地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日”。在人民内部舆论一律又不一律，而对于敌人，“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其实就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雏形。从表面上看，似乎振振有词；但其关键和实质，却是如何划分“敌人”和“人民”，由谁掌握划分敌、我的权力？在毛泽东这里，是十分清楚的：一切由党，由党的领袖与领导个人决定，也就是说，只要党和领袖、领导认定是“敌人”，就可以剥夺自由，实行专政，“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在这方面，胡风案就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一个样板：毛泽东仅仅根据胡风们的私人信件，妄加推测，就指鹿为马，宣布胡风和他的朋友为“反革命集团”，并立即逮捕入狱。从此，在毛泽东的中国，动用专政机关来解决政治、思想分歧的问题，实行文字狱，就成为合法与常态。随着党认定的“敌人”的范围越来越大，主观性与随意性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就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时刻“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但毛泽东说，他（当然是以“人民大众”的名义）因此“开心”了，这正是他的目的和追求。经过整肃胡风的运动，毛泽东就终于建立了一个不断制造文字狱的，剥夺知识分子，特别是坚持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自由，以至人身自由，实行“舆论一律”的思想、文化、文艺体制和秩序。胡风是这一体制和秩序的第一位殉难者，他的被捕入狱，是标志着一个知识分子受难时代的开始的。

以后，毛泽东要做的，就是如何扩大战果。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关于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指示，由中央到底层，由地方到军队，等等。后来公安部长罗瑞卿报告，全国肃反运动中被审查的干部达1800余万人，查出16万反革命，9000余嫌疑分子。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冤案，可谓后患无穷。

就这样，胡风事件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掌控下，由思想、文化、文艺的论争，演变成一个肃清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以思想批判为起端，以逮捕入狱为结束。这其实也是毛泽东惯用的做法：当年延安整风就是从整顿思想作风，发展为到处抓特务的抢救运动，毛泽东不过是将他的“延安经验”推广到了全国。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3年发表时，由于受到抢救运动的影响，还加上了这样的话：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胡乔木说：“这些原来讲话所没有、同全文精神极不协调的不实之词，在建国后把《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完全删除了。”但是，现在，我们在毛泽东关于胡风集团的《按语》中又看到了这样的判断：“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依然是“不实之词”，思路前后一贯，就是视知识分子为敌对力量，不仅思想上是异端，而且总是怀疑他们在组织上也是异己，这样的骨子里的敌意，正是《讲话》的基本精神，并没有什么不协调。

胡风们，周扬们，以及舒芜，所有的左翼知识分子的不同派别，他们在相互博弈中，都指责对方“反党”，而把最后的裁决权交给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现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终于作出了裁决，使事情有了最后的结局，却完全出乎他们所有的人的预料。胡风们觉得这是飞来横祸自不消说。舒芜在他晚年的回忆中说，5月11日《人民日报》在发表他整理的第一批材料时，曾要他去看清样，一看自己原来写的“小集团”现在改成“反党集团”，还加了那样严重的《按语》，就“捏了一把冷汗”。后来在三批材料合印成一册时，又把题目再次追改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舒芜就难以接受了，“胡风成了反革命，我实在无法相信”，而且，这也牵涉到了自己：“这样一来，我不是一个革命内部文艺思想上有错误而能检讨的人，成了一个从伪装‘革命’的反革命集团中‘起义’过来的人，比‘军统’、‘中统’的起义人员还要臭了。”舒芜的这些追忆应该是真实的。得到毛泽东公开支持，因而应该是“胜利者”的周扬，据说也“吃了一惊”，接近他的人则有这样的观察：“我看他心情似乎有些乱，不像平常那么镇定。”还有人回忆，周扬和林默涵都多次表示：自己缺乏政治敏感，跟不上毛主席。有这样的反应大概也符合周扬和林默涵的思想实际，毛泽东的政治想象力之丰富与出格，是任何人都赶不上的。

《炎黄春秋》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