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绮园和杨匏安都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在共产党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而和瞿秋白、毛泽东等相等，在所谓“国共合作”的跨党时期，他们又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当时是属于瞿秋白、李立三的一派，而与留俄派的陈绍禹等不睦，所以就被出卖了。罗、杨被捕之后，我们接着追问当时共产党的总负责人向忠发的下落，然而罗、杨二人都不知道他的住所，胡君更不用说了。正当无法可想的时候，第二个奇迹又出现了。一天，有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住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我们对于这宗送上门来的献礼，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为这个青年，在共产党中并未担任重要职务，按照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试，遂由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逮捕到一个土头土脑，年已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他的口齿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从外表看，很像一个商人，住在珠宝店里，倒很适合他的身份。他初来时不肯承认他是中共的第一号领袖，我们对原报告人本来不十分信任，见了这副行径，也相信可能有错，正感到为难之际，有一个同事，他是向忠发的同乡，也干过船员，他说认识向忠发，并知道向过去的历史，向当船夫的时候，嗜赌如命，有一次从赌场中输完了钱回来，发誓要戒赌，竟把自己的左手无名指斩断一小段，以示决心。经他的指认，再一验向忠发的左手，果然无名指短了一段。向忠发无法再抵赖，只好低头认罪了。在这以前，我们对中共中央的重要机关，已破获了多次，被捕的许多有地位、有历史的中共要员，经过我们的耐心说服工作，大都愿意脱离共产党，参加我们的工作，这在当时已成为极普遍的风气，共产党对于这种轻易转变的现象，极为恐慌，故在向忠发被捕之后，便故意放出空气，说是：“过去许多党员的叛变，乃小资产阶级动摇善变的劣根性的充分表现，向忠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无产阶级有对革命忠实到底的优良品质，决不中途动摇转变，所以相信向忠发一定不会向敌人投降，一定会替共产党牺牲。”这种空气，并且故意传到向忠发的耳里。

其实，共产党的心机完全白费。向忠发的结果，虽是替共产党牺牲了，但这不是他的本意，他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按照我们办理同样案件的成规，向忠发既有表示转变，他的求生愿望是应该让他实现的，但是这一次却发生了差错。当我在南京接到向忠发愿意转变的报告时，他已被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枪决了。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种损失。

在逮捕向忠发时，尚捕到一个和他同居的妇女，她年在二十五岁左右，装饰极时髦，容貌及身段也够得上美丽的标准，问她关于共产党方面的一切问题，竟全无所知，不久，我们完全明白，她确与共产党无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舞女，她是被共产党弄来陪伴向忠发的，她只知道和自己同居的男人是个珠宝商人，不知是共产党，更不知是坐共产党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至于共产党何以要个女人去陪向忠发呢？目的就在使向忠发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温柔乡里，不要过问党内的事情。后来，我们从另一个共产党的口中，又知道共产党为了这个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价，为了此事，共产党内部还引起许多牢骚：“下级同志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为什么上级能拿出这许多钱来替向忠发娶姨太太呢？”现在又该提到向我们告密的那个年轻人了，当我们证实被捕的人确是向忠发之后，发给他一笔奖金，并给了他一个临时工作，因为他是自动前来效忠的，所以对他未曾特别注意。大约在向忠发死后的一个月光景，这个青年忽然失踪了。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向忠发一死，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走还等待什么？

六陈独秀这个人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自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因国民党清党，领导失败，受共产党排挤，被开除党籍后，不久，就与苏俄的反史派首领托洛斯基取得联系，也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另一系统的共产党地下活动。但是，这一个集团，因为没有有力的外来支援，尤其在经济方面毫无办法，所以始终不能发展。唯其如是，我们对它也未加以注意。

大约是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的春天，由于陈绍禹派的告密，我们捕获一对青年的夫妇，对那个女的经过一度谈话，写了一张效忠保证书之后，立刻就恢复她的自由，她出去之后，由于认识一个陈独秀的秘书，因而我们就循着这个线索，找到了陈独秀和所有在沪的中共反对派的重要干部。

陈独秀被捕之后，经过正常的手续，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我们给予比对待一般共产党分子更重的优待。在我们接触过的共产党人中，使我产生一种印象，凡是共产党人，几乎都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同一的“格调”。我只要一看到那种“特征”，就了然于怀。然而，我从陈独秀身上竟丝毫找不到共产党人所必有的那种“特征”。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和我所见过的一切共产党人都不同。不错，他精通很多的中国书，他有中国读书人的传统风度，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他完全不像排挤他的那些共产党徒那样甘心出卖自己的祖国而以苏俄为祖国，他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中所有的表现，至今仍受着青年们的“景仰”。所有这些，使他别于一般的共产党人。同时，也使我产生自信，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而踏上纯正的民族主义的道路。可是接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他虽然坚决反对效忠于苏俄的中共党徒的卖国罪行，但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斯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的马克斯主义者自命。他这种固执态度，好像一个不容于恶婆的小媳妇，被逐出家庭之后，仍一心为她的死去的丈夫守节。在某一方面来说，是值得同情的。

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个态度，我们为了尊重他的信仰，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他在南京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这一段生活，对他以后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大，在他的最后著作中，他指出他的思想的变迁，是经过多年来沉思苦想的结果。而这种“沉思苦想”就是在那一时期完成的。抗战以后，政府不但完全恢复他的自由，并邀请他出任公职，但他鉴于政府采取与毛泽东派妥协的政策，故不愿接受。以后，卜居在重庆附近的江津，长期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朋友送给医药费，都被拒绝，这种守正不阿的态度，在共产党人中真是绝无仅有的。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五月他病逝于江津。他死后，友人整理他的著作，发现他的晚年思想已有极大改变了。总吉他的最后见解：社会主义仍是他的中心信仰，但他反对与共产主义以俱来的独裁制度。根据他对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的认识，以及他自己“六、七年沉思熟虑”之所得，他认为科学、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三大发明。民主政治，无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他说：“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也应如“资产阶级的民主”一样，有其实际的内容，如一切公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的合法自由，最后，他指出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委托于“社会主义加民族主义”的实现。这是一个中国的真正的马克斯主义者的“独立”的见解。这个见解在今日，我以为非但那些盲目听从莫斯科命令，早已失掉独立人格的共产党徒应该深切反省体念，就是对于以反共为职志的人们也同样值得予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