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钿与仪凤是要好姐妹，我们大家都很熟。我当时在先农坛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正在天坛的对面。每周我总有一两次去天坛恩钿的寓所共进午餐。这时候，恩钿常挑拣好品种的插枝或培育的幼株送给仪凤。仪凤对月季花是万分珍爱。及至我在章诒和的文章中，见到叙述仪凤用开水将所有月季花浇死的情况后，忍不住失声大哭。这说明罗仪凤在当时已有必死之心，让她那些心爱之物先行一步，她是如何将血和泪吞下的啊？此后，妈妈死了，心爱的香水、鞋、衣服、书籍、古玩字画等等，都早已在“红卫兵”时代被抄没焚毁，她已一无所有，她可以轻装上路了。1975年，她只生活了六十几个年头，就把她的饱学、智慧、才华、聪明和她对人们的爱，都带进了坟墓。
罗家正房门洞顶上有一棵紫荆，木本，长藤攀援到房顶上，夏秋之交开满紫色小花，其美无比，而且严正之至。前院引路的左侧有一棵樱桃，果实殷红，大如鸽蛋，是从美国带回的樱桃品种，食果后将果核埋入土中，经过几年，居然长成了京城内独一无二的美种小樱桃树，已经几十年了，每年结出几百粒娇红欲滴的鲜美果实。每年，我都能分到几粒。
花园里和前后院都种有丁香花，紫的、白的，每到春天，繁花似锦，香彻全院。我们常常聚在花下，争相寻找五瓣六瓣的变异花朵，欢言嬉笑，那是一种什么心态啊！我们曾经历过怎样一段美好时光啊！它将永远存在于我的记忆中。
康老最爱的宠物是她的爱猫“吉吉”，在康老的自传中载有吉吉出生于1953年7月2日。我见到它时，它已将近三岁，非常惹人爱怜。老人视之如小儿孙，常常抱在膝上，向它倾诉衷怀，而且也常常让它参加招待嘉宾。它能通解人意，它能任人爱抚，它能安静地听你喁喁细语，它会善体人心。1973年我出狱后，向亲友们打听康家情况，据张汝良谈，老人病重入院时，吉吉曾在家中各处寻找老人，及至老人故世，它哀叫数日，不饮不食，终于失踪。这也许是传闻附会，也许是事实。总之是吉吉不见了，吉吉已十六岁了，到另一个世界去陪侍老人了。
康老住在南洋时，曾豢养一只小猩猩，及其死，乃将它制成标本带来北京。先是放置在客厅里，一天，把小孩吓哭了，乃改放在卧室中。后来因为积尘不易清理，遂将之迁置在储藏室内。老人母女，一向是非常喜欢小动物的。
1956年9月中旬，康老曾动议在次年为南海先生筹办百年诞辰纪念会，因为国内外常有许多亲友探询是否有此可能。10月初，老人邀请了顾颉刚、叶恭绰、龙云、张次溪和我等几人在家聚餐，商谈设想和计划，并另增加邀请李济深、张元济、载涛、张钫、章士钊、何遂等人参加为发起人，由顾颉刚、叶恭绰等几位执笔拟稿“发起南海先生百周年纪念书”，并希望能在中央文史馆或文化俱乐部举行公祭。10月15日拟好公告，送请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等人征求意见，并请代呈毛主席及周总理等，期其赞助。
一天，李济深在机场欢迎某外国贵宾时，见到周总理，乃将计划面呈。李济深当时说：“纪念康有为如想象纪念孙中山似的大举，恐怕不易办到，如果以百余人举行家祭并同时纪念戊戌六十周年，举办小型展览，展出有关文献书刊翰墨，似为可行。”康老表示，小举比大办好，且早有此自知之明。后来到1957年7月底才接到李济深先生来信：“举行戊戌政变六十周年纪念会，是有历史意义的。”终于1958年举办了纪念会，并同时展出了有关文件和历史文物。
由于我追随在老人左右十余年，我与张汝良教授几乎与老人朝夕相伴，并完全投入了她们的生活，似乎已是她们家中的一分子了。我们曾会见过绝大部分她们所往来的亲朋好友和中外客人。
康老出生在一个有七百多年历史底蕴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是一个世代书香、诗礼传家的家族。康老在幼年饱读诗书之时，受到父亲南海先生的熏陶，逐渐形成非常开阔的胸襟和思想境界。继之是戊戌之变，避难出走，万里侍亲，环游世界，宣讲救国保皇立宪，美国留学，随夫出仕，代表中国出使世界妇女大会，提倡女权，在国内组织妇女会，创办孔教会与道德会，办理慈善事业，救济孤苦贫困灾难之人，奔走和谈，保卫古城；继而接受文史馆和全国政协的邀请和聘任，在全国各地视察卫生保健和教育工作，同时在家中整理南海先生的遗作遗稿，自己还要吟诗、填词、作画、写文章。老人的生活是十分丰富而繁忙的。
康老喜欢热闹，爱交往，也善于交往。我陪侍老人家十几年，接触过许多方面的人。有康罗两家的亲朋好友、康家的门人及后辈、政府的同事同志、诗词唱和的老友、清末民初的遗老遗少，等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康老和她的大姐康同薇常有书信往来。康同薇的子女中，住在北京的有她的第六个女儿麦俸曾和她最小的女儿麦任曾。俸曾和她的丈夫周先生同在芬兰驻华大使馆工作，可惜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便双双弃世。任曾是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现在恐仍在北京。
康老与她的两个弟弟康同、康同凝家很少往来，只有一个侄女康保娥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和工作，亦少走动。其他亲人中有往来的便只是她的六妹康同复和她的丈夫潘其璇了。另外，她堂妹的女儿黄子京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没有交往。
康门弟子及其子女中，我见过的有梁启勋（梁启超之弟）、梁思成（梁启超之子）、刘海粟大师、任启圣（天学院弟子）、张次溪（张伯桢之子）、王梅武（王照之子）等。梁思成夫妻是世界闻名的大师，而思成又是一位非常幽默的学者。一次，我从广州回北京与梁思成同车，我是下铺，他是上铺。我见他身体不方便，上下有困难，乃将下铺让给他，我爬到上铺去，孰料他在睡好之后，竟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问他什么事好笑，他说：“老兄，你真是一个好人，老兄，你真是君子也。”我未加思索地说：“这不算什么，应该的。”既而一想，他是在取笑我，说我是“梁上君子”。又一次，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他谈老婆和文章的事，说：“人家大多是讲‘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而我却认为‘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记得当时我说：“这是‘梁氏定理’。”康老很喜欢听一些笑谈，我们便也常拿这一类的笑话讲给她老人家听，博得老人开心欢笑。
诗画名家中，经常与康老往来的有叶恭绰、夏仁虎、仇鳌、俞平伯、张效彬、孙诵昭、刘洁园等。他们每有诗画文字往来。文史馆和全国政协的同道同事中有往来的人较多，如鲜英、王季范、龙云、卢汉、黄绍、黄琪翔、赵君迈等，当然还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最有名望的人们。记得曾有人当时问过康老：“这时候您怎么还敢与‘大右派’们往来呢？”康老答：“我们道义相交，无私才能无畏，我有什么可怕的？”又说：“大家都怕与他们往来，而不与他们交往，那他们就更需要我的慰藉了。”又称：“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无交往，心就更寂寞了，还要朋友干什么？”
康老在国外读书、旅游、生活多年，有很多交往。而在解放后，除在苏联驻华使馆任职的汉学家齐赫文斯基之外，就是她家后院的房客印尼人、瑞典人、芬兰人等。章立凡的回忆录中曾提及在罗家见过一位中年外国女士。不知是谁。我想可能是李欧丽阁太太（Olga Lee），原籍大概是瑞士或波兰，多年前嫁给燕京或清华大学的一位李姓教授（记不起名字了），是罗仪凤的朋友，现在她是我们中国国籍了。
康老的晚辈中，有三个女孩儿常在节假日时住在她家。一位是吴静姝，芭蕾舞学校毕业，戴爱莲之爱徒。她的母亲是上海永安公司郭家的四小姐——郭婉莹，郭是罗仪凤在燕京大学同窗同宿舍的闺中好友。另两位是一对姐妹，方、方珊，她俩是吴静姝在上海时的小学、中学同学。姐姐在钢铁学院，妹妹在某中学读书，现在恐已都退休在家，儿孙满堂了。康老母女家居寂寞，得此三女孩儿在身旁，承欢膝下，得到不少的亲情慰藉。
吴静姝的昵称叫Lollie，我们常以此称呼她。她的父亲是上海Transmarina公司经理，为上海和全中国引进了许多先进的精密仪器和医疗手术器材。Lolly从儿童时期便在上海随一位俄国女教师学习芭蕾舞，后来到北京舞蹈学院进修。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名演员。她天真活泼，清新秀丽，常为我们在客厅里表演美丽的舞姿。她英文水平很高，常在学校里为外籍教师和外国代表团做翻译工作。有一年，她妈妈和弟弟吴中正来北京探亲旅游，老人和仪凤都非常高兴。
此外，康老家还有一位常客欧阳太太。她经常帮助老人抄抄写写，她的英文、日文和西班牙文都很好。据说她的先生生前在南美做外交官，多年侨居海外，中外文水平都很高。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她是我的大学同学欧阳可祥的母亲。可祥在读书时为国捐躯，是一位了不起的青年烈士。
关于仪凤姐的往事，四五十年以前的旧事了，我已记不太清，而且也不连贯，待我慢慢地回想吧。不过她与罗隆基的一段恋情，我曾与焉。仪凤给罗隆基的书信，有一部分是我参与的“杰作”。
康老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一位康有为学术的传承代表，一位载在史册上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人物。这位将近九十高龄的老人，竟然只因感冒，在1969年的一个夜里，在一个小医院的走廊里，默默无闻地、孤寂地、凄凄惨惨地逝去……
当时，我在山西省永济县的监狱里。待我出狱了解到这些事情时，已尽是传闻的故事了。写到这里，我没有法子再写下去，我已泣不成声。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于温哥华
后记
2004年3月返北京探亲访友，在宾馆售书处，见多人围购畅销书《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也买了一本。
离开北京十五年，于国内文坛比较陌生，对出版界也不熟悉。
章诒和小姐是我四十几年前在康同璧家认识的。当时她还是一个女孩子，一个大学生，是章伯钧先生的小女儿。多年不知其消息，忽见她写的书，大喜过望，希望能见她一面，但不知如何找她，乃向三联书店的老朋友沈昌文先生求教。昌文说：“这好办，我能代你找到她。”想不到诒和又为我找到了章立凡先生，这样就引出立凡的《寂寞身前身后事》中所记载我们三人见面的一段故事。回忆往事，不胜唏嘘。
他们希望我也能写点东西，我因年久失忆，许多事写了撕去，撕了又写，反反复复。我既不善为文，也不能成文，谨先以此塞责，今后当继续写下去，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完成先人嘱托和个人的愿望。
张沧江2007年清明于温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