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老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每届会议前，委员们要各自在国内选一地区视察民情，根据所见所闻，提出个人的意见和建议，送交大会讨论。我曾陪同康老视察过北京、青岛和广东、云南等地的十几个城市。康老集中精力视察各地的教育、卫生、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情况，以及其需要改进加强之处。她说：“妇女儿童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教育卫生是培养爱护妇女儿童的条件，使儿童能健康成长。及至长成，枝叶茂盛，树木参天，覆盖大地，这时就可以反馈人天，势能使人类和万物得以共享和平幸福。”这可以说是她老人家的哲理和毕生追求。
1957年春初，有人从青岛来北京告诉康老，南海先生墓地被毁损，且有多人乱葬该地，急需整理。康老乃于4月中旬偕仪凤和我三人同往勘察，住在荣成路三号的市委招待所。
南海先生于1927年在青岛猝死后，康老全家于次日奔丧。当时因战火频仍，乃将南海先生暂厝李村象耳山的山坡上。经过十六年的风雨，尤其是1941年的崂山山洪暴发，墓碑几被冲走，棺木外露，墓园残败凋零。当时康老以道德会的名义发起公葬，联系全国名流学者组成公葬筹备会。
1943年10月20日下午5时，南海先生灵柩正式安葬象耳山圹地。公祭由江亢虎先生主持，参加葬礼仪式者有三千余人之众。这一次公葬之举，也经历过许多斗争。
首先是南海先生的儿子康同，他从上海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给北平万国道德会，一封给伪政权的王克敏，要求禁止他姐姐康同璧主持的迁坟改葬。他谎称迁坟对康家的后人不利，而且南海先生的原配张夫人葬在江苏茅山，康家早已作了今后迁去茅山合葬的计划，所以此次公葬实属荒唐，这都是他二姐的阴谋。
其次是当时的伪驻日大使徐良，从背后进行诽谤和破坏，以期阻止南海先生的安葬。徐良是南海先生弟子徐勤的儿子，据说他曾从康家取走许多南海先生的遗墨、遗稿和遗物，从未归还且不知下落。他想应由他以嫡系门人身份，代表他的父亲徐勤主持，那么很可能再搞到一些遗物。
还有一位夏蒲斋先生到处散布谣言，称康有为是被清朝通缉的人犯，且以保皇反对民国，如果有人出面赞助公葬，将来一定会被牵累。
康老意志坚定，力辟各方的阻挠非议。她认为，坟莹历经风雨破坏，不能再保持浮厝，必须立即下葬；承先人之志，入土为安，毫不动摇。她不发表电报内容，坚持照常进行公葬仪式，并愿承担一切家族中的责任。
1957年4月19日我们到青岛后，稍事休息，于次日通知前万国道德会会长马功臣先生同往李村扫墓。汽车至山下，乃弃车登上弯弯曲曲的山路，荒草没径，凹地均已改成禾田。康老说：“我已不识路了，找不到先父墓地了。”幸有马先生领路，终于到达。
据说康氏墓园昔日松柏甚多，现在皆被毁去，只剩孤坟一座。幸墓碑尚存，使能辨识坟址。墓地左边的界石已被移走，埋进几座新坟，右边的界石也经挪移，有新坟三座。康老见她的九妹同琰的墓仍在，尚感宽慰，但在扫墓献花时仍有一定的伤感，心情沉重异常。康老向青岛当局申明了现况。据悉，后来所有新葬的坟墓都被迁走。
“文化大革命”早期，南海先生的坟被彻底破坏，尸骨暴露，四散抛撒。当地乡人素对南海先生尊敬崇奉，见这样情况，暗暗垂泪，及至晚间“红卫兵”睡觉时，将尸骨捡回，埋回原处。当时我已失去自由，我想，康老周围的人一定不会将南海先生坟墓遭破坏的事告知老人，而老人一定会从人们的言谈举止中，感觉到会有这样的可能。一次，康老与我说：“但愿我们大家都是‘在劫不在数’。”
近年，我才从资料上见到刘海粟大师生前为南海先生修墓并立了新碑，亲撰碑记，并自写碑文。刘海粟大师在“文化大革命”后，曾和我讲过他拜南海先生为师的故事。上个世纪初，刘大师当时只有二十岁左右，曾举行过一次个人画展。南海先生从海外归来，适在上海，慕名前去参观，见到大师的画，颇为欣赏。乃要求陪同参观的一位青年人引见刘海粟，青年人说：“我就是刘海粟。”南海先生大为诧异。问道：“这些画是你画的，不可能吧？我请见你家大人。”刘海粟说：“我是刘海粟，这些画确是我所画。”南海先生乃又重头再看一遍。边看边指点其优处和缺陷，刘海粟唯唯诺诺，恭恭敬敬。南海先生最后说：“你很有天才，画得也很好。我想收你做我的学生。我不会画画，可我会写字。而且我看过许许多多的画，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古代的，有近代的，我能够评你的画。怎么样？”刘海粟深深鞠了三个躬，这就拜进了南海先生的门，跟南海先生学写字、赋诗和题跋。刘海粟大师终生都敬仰南海先生的爽直和学问。
章诒和女士的近作《最后的贵族》，引发了人们对康老母女的真诚关注、无声的饮泣。康老的交往人物中，真正属于清朝皇家贵族的，有载涛、溥侗、溥伟等人。康老与载涛（涛贝勒，光绪之弟，后来晋封郡王）曾经正式结拜为姐弟，这应尚是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50年代后期，一个秋冬之交的下午，涛七爷到康老家访谈。主要是谈论戊戌变法和变法后“后党”对维新人物的追捕政策。他们激动地叹赏戊戌变法，也颇为惋惜变法的失败。谈到戊戌人物多已故世殆尽，连直接受到戊戌影响的人也多已不在了，两人相对慨叹，直至无言。突然，载涛走到康老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颤抖地喊了一声：“二姐，今后我就叫您二姐吧？您叫我七弟，您叫我一声七弟啊！”载涛在祈求着。康老非常严肃地缓缓站了起来，说：“我可不敢当，我怎么能与皇家论兄弟呢？”载涛眼中含着泪说：“光绪爷最亲近的人，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二姐，您就答应了吧。”康老迟疑了一下，郑重说道：“好吧，我答应了。仪凤，过来，给你七舅鞠躬行礼，今后你就多了一个亲舅舅。”罗仪凤规规矩矩地走过来，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叫了一声“七舅”。从此他们之间，就改口相互称呼二姐、七弟、七舅，构成了一个皇族家庭，一起回忆尘封往事，沉醉在往事中。
当时我在现场，由于他们过度紧张，没有注意到我。当他们从往事中回到现实中时，我给他们道了喜。晚上，我也就留在他们家里共进晚宴。载涛谈了许多他在日本和德国学习骑兵和马政的故事。他认为，“马”对“人”有比人与人之间还深厚的亲情。
他们都已故世了，说出这样一个故事，不会有什么不当吧？
章诒和与章立凡所写的纪念文章中都谈到过罗仪凤爱“花”，尤其是月季花。是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罗仪凤有不少名贵品种的月季花。这些月季花是她非常心爱之物，它们的来源，有一个不平凡的传奇故事。
罗家的月季花绝大部分是蒋恩钿大姐精心培植选赠的。蒋恩钿是老清华的毕业生，与钱钟书、曹禺、袁震（吴晗夫人）、杨绛等同学，她的丈夫是陈衡哲的弟弟陈益，当年是北京中孚银行的经理。恩钿大姐在清华读外国文学，曾翻译出版过不少英文小说，在商务印书馆做过编辑，家住天津，有一个不小的花园，种植了许多名花。她是爱花的人，很仰慕北京吴赉熙老人家的月季花园。1951年，她听说吴老逝世，其后人有将房产处理的消息，乃急托人联系，希望能将全部月季花转让，她计划将这些花移植于自己在天津住宅的花园中。几经折冲，以五千美元成交。在安排启运时，为北京市园林局所阻，不允许她将此园中的花运出北京。
吴赉熙老人是新加坡华侨，祖籍广东潮安，1881年生。幼年时极聪颖，十七岁赴英国入读于剑桥大学，以十七年时间将所有学科几乎读竟，取得医学博士及许多其他学位，三十四岁时经西伯利亚返国回到北京。在东城南小街赵堂子胡同购地建筑住宅及一个三四亩大的花园。老人生前曾创刊北京第一份英文报纸，初名Peiping Daily News，后改名Peking Chronicle，自任社长兼主编。她的大儿子吴炳锺与我在辅仁大学同学，40年代初我经常到花园中徜徉，老人常逐一为我介绍月季花的优良名贵品种，并曾示我以一厚签名册，其中有若干中外名人贵宾的签字留言，她老人家还保持着英国名园的风俗习惯。
蒋恩钿买了吴家的花运不出去，很是懊丧。托了许多人帮忙与政府协商，最后取得协议为：
一、吴家月季花园的花，其老根必须留在北京。
二、园林局在天坛辟一块足够大的土地作为月季园，聘蒋恩钿女士为园林局园艺顾问，并在天坛斋宫选定两间殿堂作为办公室和宿舍。
三、在月季花种株迁至天坛移栽成长稳定后，蒋恩钿女士可以分出小株运去天津。
此后，月季园逐渐扩大，在人民大会堂前和陶然亭公园内又开辟了两个月季花园圃，由蒋恩钿女士统一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