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尽最大努力争取美国的支持，邓小平解释说，放眼当前的国际局势，那些没有受到惩罚的国家———如古巴———至今都在毫无顾忌地采取侵略行动;如果不给越南一个教训，它的侵略行动也将会继续。为此，“我们只是计划采取有限的行动，如同应对一场边界事件那样，在达到目标之后我们的军队会迅速撤出”;“等到柬埔寨被彻底征服之后，越南将会集中全部兵力对付中国”;“虽然有人会谴责我们，但更多的人会意识到采取此类行动的必要性”。卡特见中国政府心意已决，便以美国政府内部需要对此进行商讨为由，没有继续发表意见。在当天的会谈中，两国领导人未能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

按照国际惯例，在关于某一问题出现分歧而又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一般不宜继续纠结于该问题。为此，卡特在30日会谈开始之前宣读了美方的立场，认为中国进行“自卫反击”的设想是一个“错误”，因而美国将不能支持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并力劝中国政府放弃这一行动。为此，卡特阐明了美国政府采取此种立场之原因，主要包括:第一，联合国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越南的谴责及相关行动已经发生作用，这些已使越南处于不利的地位;第二，中国在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足以对越南形成有效的威慑，无须直接派兵进入越南;第三，这种“严重的事件可能会升级为地区性军事冲突”;第四，中国的军事行动还可能会导致苏联增加在越南的驻军。基于上述原因，卡特建议中国通过联合国途径解决问题，这样会给越南及其盟友带来更大的损害。在卡特宣布美方立场的过程中，邓小平没有打断，但在其后仍坚持中方的立场:中国“必须给越南一个教训”。按照双方在29日所拟定的既定日程，两国领导人在30日的会谈主题主要集中于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事务，且鉴于双方在立场上的差异，关于中国“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的问题在邓小平的此次访问中再未被提及。尽管如此，邓小平的此次访问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美两国不仅在联合对付苏联等重大战略问题上继续保持默契，而且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并于2月1日发表了新闻公报。

从这次访问的结果来看，虽然中、美两国在“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邓小平在此次访问中亦未争取到美国的公开支持，但正如邓小平和卡特在最后一次会谈结束时所说的那样，两国拥有“共同的全球战略和全球利益”，这为双方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奠定了基础。具体到即将到来的中越武装冲突问题上，邓小平将准备“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这种绝密的问题和卡特总统进行了商量，一方面使卡特感到了中国政府的坦诚，另一方面也给美国政府以充分的时间研究应对战争的方案。从日后美国对“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反应来看，在中国“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的行动时，美国不仅没有“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而且还在实际上做出了对中国有利的反应。总之，如布热津斯基所言，这次访问是“一次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的高峰会谈”。

三、美国暗中支持中国

通过和邓小平面对面的坦诚交谈，卡特深知中方心意已决，随即提高了对中越边境地区的警戒水平。在邓小平离开美国之后，为了避免在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多方压力之下而“谴责中国”的被动局面，美国政府开始对中越边境地区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估，并起草了一系列研究报告。2月6日，布热津斯基将这些研究报告整理成一份备忘录上呈至卡特总统。该备忘录中指出，中、越两国的敌对行动可能引发“国际混乱”，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苏联威胁”，而该地区的国家可能会倾向于同情中国的行动;在美国，人们很有可能对中国的行动持理解态度。对此，布热津斯基提出了3种应对方案。第一种方案是，明确地或心照不宣地支持中国的行动。这要求美国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中国采取的行动是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作出的反应;在联合国中，美国应坚持这一立场，即坚称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对刚刚起步的中美关系颇有裨益，也有利于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但缺点是美国直接将自己置于苏联的对立面，可能会引发美苏对抗;而且，这种做法还可能引起人们的质疑，认为中国的行动是在美国的配合之下进行的。

第二种方案，美国和苏联等国家一道，公开谴责中国的行为。这一方案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苏联达成谅解，但对中美关系将产生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而且，中国的撤军将意味着苏联获得了胜利，也意味着美国承认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行为合法，这与美国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立场相冲突;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在此问题上对苏联的支持将使苏联腾出手来对付中国，届时苏联可能抓住这一机会对中国采取直接的行动。中国的削弱或重新加入“苏联集团”将意味着全球均势的严重破坏。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第三种方案是，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印度支那地区撤出，即在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的同时，也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种方案的优点在于，它“既表明美国反对侵略性行动，又不会使中国因受到谴责而处于孤立的地位”;其结果可能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随后西哈努克重新回到柬埔寨。据估计，苏联和越南不大可能接受这种方案，这样美国可以顺理成章地给中国提供掩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这种方案可以给越南和苏联一个警告，使之意识到它们不能毫无约束地发动“代理人战争”。在明确上述目标的基础上，美国再决定届时将做出的具体反应。布热津斯基并未就采取何种方案给出明确的建议，但是他对这3种方案的分析使得各种方案的优劣一目了然。这份备忘录中所提出的第三种方案成为日后美国对中越武装冲突作出反应的重要参考。

2月16日(北京时间17日)发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丝毫没有让美国高层感到意外。在战争爆发不到24小时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的评论员文章，对越南发出了最强烈的警告;几乎同时，邓小平在给卡特的回信中再次坚定地表示，由于“越南在中越边境中方境内的武装行动不断升级”，“中越边境地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国将被迫给越南侵略者以“适当的教训”，进行“自卫反击”。战争爆发数小时之后，卡特总统即召开了国安会会议，专门讨论中越边境地区的形势及美国的应对政策。在2月16日美国国安会讨论中越冲突的首次会议上，就确定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目标和应对战争的原则:“不军事卷入，不因中越战争而扩大在东亚的军事基地”，但是美国“拥有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以此“对苏联形成牵制”，阻止苏联的武力介入。2月19日的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对美国的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反应应该“使之对美中、美苏关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同时又能有效地“阻止苏联将战争升级”并达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国从越南撤军”的目的。

在确定了美国的目标和原则的基础上，中情局局长腾纳( Admiral Turner)在首次会议上即从整体上介绍了战争的形势，认为:第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占明显优势;第二，中国的军事进攻将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能仅限于越南北部山区;第三，为防止遭到苏联的突然袭击，中国疏散了新疆数个城市的人口，在东北地区开启了防空警报并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在了解了事发地区的形势之后，国安会开始讨论更为重要的问题———美国应对这场战争要作何反应?概括起来，在中越冲突期间，美国政府的立场及采取的应对政策主要包括3方面:其一，在公开表态方面，美国在媒体和联合国等公开场合的表态中谴责暴力行为，要求中国和越南同时“从外国撤军”;其二，在与苏联交涉的过程中，美国要求苏联保持克制、不得武力介入;其三，在与中国交涉的过程中，美国既表达了不支持暴力行为的态度，又特别强调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同时还派遣财政部长如期访华。

关于如何就这一问题进行公开表态是中越冲突期间美国政府所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从整体上看，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是以布热津斯基2月6日备忘录第三种方案为基础的，该方案所提出的原则性建议在2月16日由卡特总统亲自召集的第一次讨论会上被卡特接受。美国之所以重视对“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公开立场的表述，是因为战争恰好在邓小平访美后爆发，很容易让其他国家产生一种印象———即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已在此问题上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从而使外界认为美国与战争有关，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另外，在表态时又要顾及中国的感受，“不能与苏联人坐一条板凳”，因为这样将可能使“刚刚跨入新时代”的中美关系“陷入争吵”。因此，美国政府在表达公开立场这一问题上特别小心谨慎，为此进行了数次讨论。这次会议一致决定，如果有记者问起，美国事先是否知道战争会爆发?美方的回答应是“我们已经注意到中越边界附近的军事设施，且我们在此之前已经就此问题阐明了立场”。关于媒体很可能会提及的“邓小平在访美时是否提到这场战争”问题，有人建议回答“邓小平在没有特别地阐明中方意图的情况下曾拐弯抹角地提到这一问题，但美方在当时即表达了立场”。在这一问题上，尽管“中方的预先告知让美国的立场十分艰难”，但卡特倾向于同情中国，认为中国政府在进行自卫反击战之前就已将消息告知美方，表明了对美国的信任。美国应“珍视中国的信任”，在公开表态中不要提及中越武装冲突爆发前邓小平给卡特总统的信件，否则将陷中国于不义。因此，在卡特的强烈建议下，会议一致决定明确回答:“邓在访美期间未提及中越战争问题”;同时，“也不能表现出美国政府已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而应表现出“美国对这场战争的了解十分有限”，以免被误认为“美国已深深卷入冲突”。此外，美国的公开立场还应强调，自越南入侵柬埔寨以来，“美国就一直谴责暴力行为”，在公开表态中“既批评中国的军事行动，同时也谴责越南人占领柬埔寨，并要求中、越双方各自撤军”。在次日召开的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上，再次肯定了16日会议关于美国公开立场的措辞。

在随后的公开表态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一方面指出“在亚洲共产党国家之间的斗争中，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否认中越武装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和中国在此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美方的立场是，在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的同时，也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另一方面，美国在公开表态中“劝告中国、越南和苏联保持冷静”，不要“采取使冲突升级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