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陈独秀在狱中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据美国《世界日报》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社论指出：“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着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意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所以，在中国成立的这个共产党，实际就是苏共在中国产下的“怪胎”，或者说是苏共的“儿子党”。（关于中共是苏共“儿子党”的问题，中共自己长期一直是默认的。直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中共建党四十多年之后，“儿子党”才要造“老子党”的反。这就是中共的所谓“批修”。）

怎样看待俄国人成立的这个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认为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说，中国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无产“可共”。如主张要实行共产主义，必先实行资本主义。他认为列宁的十月革命是“走在历史的前面，背离历史的轨道”。（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年9月8日《世界日报》）

参加中共的“一大”代表周佛海，在一九四一年回忆说：“现在回顾起来，真如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叶永烈着《中共之初》第430页）

瞿秋白在临刑前，知道自己已经必死，他还是说出多余的话，承认自己参加共产党是误入歧途，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共产主义，“它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不管他们后来个人的结局如何，在他们生前能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做一个交代，这总还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要好的多。

自中共成立之后，一直有代表常驻苏联；苏联也一直有代表常驻中共党内。出谋划策，互通信息，保持联络，不断指挥。

参考资料：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

叶永烈：《中共之初》

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年9月8日《世界日报》

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瞿秋白：《多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