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的“左”还表现在干部退赃和群众分红上。“大跃进”年代，干部为了自己和家人不被饿死，多吃多占，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现在来清算他们累计多吃多占多少粮食，贪污了多少钱，要退赔，数字惊人，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兑现。工作组开始把社员的胃口吊得很高，到实际退赔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退。因为在一个赤贫的农村，干部比社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比社员多吃的粮食不能让他再吐出来。干部家饿死人少，这是事实。但是现在要把“大跃进”时多吃多占的粮食退出来，就意味着断了他们家的活路。很多干部自杀，就是想以死来保全家里那点粮食不被退赔，给家人留条活路。至于家庭财产，也没有什么。至多衣服的补丁少些，锅碗盆勺齐全些，多那么一两件木质家具。有的工作组把刚嫁给干部家的媳妇娘家陪嫁衣物也拿来分红。甚至在一个大队，为一件女灯芯绒褂子（最值钱的一件衣服）分给谁产生矛盾，最后没有办法，用剪刀剪成5块，分给社员。

青海“四清”运动越来越“左”。从1965年开始，在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积极倡导下，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补划“漏划”的地主、富农。这次跟“大跃进”时不同的是，只组织群众进行所谓“说理斗争”，很少逮捕法办。到1966年，补划、补定了1万多地主、富农成分和地主、富农分子，几乎全是错的。

1961年的“王青天”到哪里去了？当时的王昭和此时的王昭，判若两人。

“四清”运动又一次在青海把“左”倾路线发展到极致。90%以上的基层干部在运动中被打，被刑讯逼供，家属受牵连。四分之一的脱产干部被开除，60%的党员被清除出党，90%的公社书记被撤换。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悲惨局面人们记忆犹新，把所有的账都算在这些基层干部身上。批斗干部的大会比土改时批斗地主、恶霸还要厉害。尽管有时工作组也强调不准搞武斗，但是，群众往往不听。因为每个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有饿死的人，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几十人。这些被饿死的人，都和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有关。有的甚至是被干部整死、打死，或送到公安局死在监狱、劳改队的。群众有满腔怒火，一旦被点燃起来，什么说教也没有用。另一方面，这些干部也有自己的苦衷：当初不那样干，也生命难保……此时的王昭同样是如此。王昭不这样干，自有张昭、李昭会干。

接待邓小平留下祸患

1966年3月，邓小平率领薄一波、刘澜涛、杨成武、贾拓夫等人到青海视察，主要是到211厂（核武器制造、实验基地）。

为了接待邓小平，王昭成立专门的班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每顿饭吃什么，都经过精心安排。比如事先指示玉树军分区派两个班的兵力到高山打雪鸡。雪鸡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上，以高山雪莲为主要食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他知道有人爱吃狗肉，于是要公安厅将一只警犬宰杀。为了首长购物，他特地从全省各地调来贵重野生皮毛。邓小平原来是不准备住在西宁市里，而住在专列火车上的。可是王昭多方请求，要他住到高锋当第一书记时为毛泽东盖的行宫——胜利公园宾馆（毛泽东从未到过青海），并接见处以上干部，和他们合影留念。邓小平见盛情难却，住到了胜利公园宾馆。公安厅为确保安全，将宾馆服务人员完全换成公安人员，炊事人员也由公安人员在一旁密切监视。对每一个房间，每一件家具的摆放，王昭都要亲自检查。为邓小平住的房间那张床的摆放位置，就先后改了三次。为了突出政治，房间里摆什么书他也煞费苦心，最后决定放毛选四卷和《毛主席语录》。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只摆放了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就在王昭忙活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杭州召开没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锣密鼓策划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名义上是请假到西北视察“大三线”建设，他在青海视察，极少说话，似乎闷闷不乐，忧心忡忡。我作为公安厅临时抽到宾馆的服务人员，亲眼目睹了邓小平严肃的面孔。

王昭代表省委的汇报，是在由西宁开往位于海晏县的221厂专列上进行的。邓小平很少说话，可见心情之沉重。给他准备的雪鸡倒是吃了，并赞美味道不错。这里要讲一段小插曲：

邓小平到宾馆住下，不愿意走动。而薄一波在刘澜涛等陪同下到50公里外的塔尔寺参观，由于道路不好，耽误了时间，没有按时回来。可是总书记不能不按时吃饭，于是就先开饭。领导虽然不多，但是随员不少，整整四桌。雪鸡好吃，吃完再上。一共只打了3只雪鸡，炊事员不知道有人到塔尔寺去了，将做好的雪鸡统统上了。等薄一波等从塔尔寺回来，另开一桌饭时，王昭见没上雪鸡，几次大声喊：快上雪鸡！可是哪里还有？负责接待的省委办公厅主任马万里悄悄告诉王昭，雪鸡吃完了。还是薄一波解了围，笑着说：总书记代表我们尝了鲜就行了，我们吃狗肉。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给首长准备的贵重皮毛等土特产品，邓小平根本没有心思买，倒是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买了一点。

邓小平一行离开青海，王昭累病了，到北京治病。红卫兵起来造反，中共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叫王昭不要回青海，安心在北京治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可是王昭听说省委被造反派弄得不能办公，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让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毁于一旦，不能让青海人民再受苦难。于是，不听善意劝阻，回到西宁。他经常和冲击省委的红卫兵、造反派辩论，经常被推打，身上有很多伤。但是这时，还没有人敢公开对他进行武斗。

王昭“执迷不悟”，天天上班，经常和红卫兵在省委大楼前辩论。那些在1961年、1962年整风运动中受到过直接或间接处分的人，看到形势对王昭不利，给造反派出谋划策，提供内部机密，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弹”。包括接待邓小平的详细情况，都在大字报上贴出来了，说王昭为了接待邓小平一行，花了几万元，光招待吃饭费就花了1万多元，而每人只交了1.65元，加起来才几百元。尤其是派2个班兵力打猎10天，战士在高山上非常辛苦，有的人冻坏手脚。为了招待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和61个“叛徒”集团中的薄一波、刘澜涛，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花费民脂民膏，这说明王昭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还说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著作放在一起，供邓小平阅读，更是罪该万死！

这些大字报对王昭非常不利。随着刘、邓被公开批判，造反派把王昭关押起来，轮番批斗。省委某些副书记、常委，则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王昭身上，自己经常出现在批斗王昭的主席台上坐着。这些“大跃进”时期的“左”派人物，摇身一变，又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

出逃与自投罗网

王昭被造反派关在省委汽车房里。一天晚上，他起来小便，意外跌倒，摔断胳膊。造反派不让住院治疗，只扎上绷带。同情他的警卫员，知道如果不及早把骨头接好，将会造成残废。于是一天深夜，砸开汽车房的锁，将王昭从里面接出来，用苏联嘎斯六九吉普车经大通、祁连，翻越祁连山脉，到达甘肃张掖，然后坐火车到达洛阳。王昭改名换姓，住进洛阳骨科医院治疗。

王昭突然失踪，造反派暴跳如雷，派人到处搜捕。在北京王昭家周围有人日夜守候，结果都没有发现踪影。将王昭转移到洛阳的警卫员安排得非常周到，如果王昭安心养病，是平安无事的。可是，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不了解，存在幻想，以为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他想错了，等待他的将是灭顶之灾。

1967年春天，青海两大派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捍卫队”）和八·一八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为了争夺《青海日报》控制权，展开激烈斗争。2月23日，守卫在报社周围、防止武斗的部队，突然和“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发生冲突，开枪冲进报社，当场打死179人，打伤1000多人。这还不算，几天之内，驻军部队在公、检、法机关的配合下，在全市搜捕“八·一八”造反派骨干成员几千人。省、市监狱关不下，就临时关在一些机关礼堂。“八·一八”的几个头目，除一号头目马继文（汽车场工人）身中五弹、生命垂危，军管会指示为了保留“活证据”，必须全力抢救，保住了性命，其余头目全部被捕。“八·一八”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取缔、解散。在一个月时间里，“捍卫队”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对被抓起来的“八·一八”骨干成员，采用各种刑讯逼供手段，加深了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仇恨，为“八·一八”被平反以后的报复埋下隐患。

196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赵永夫、张晓川定为这一事件的策划者，说王昭和这一事件直接有关。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司令，张晓川是总后勤部205部队司令兼政委。他们与之有直接关系可以理解，因为开枪的部队是赵、张管的部队。事件发生后抓捕、审讯几千名“八·一八”造反派群众，是在他们领导下进行的。他们难免为这一惨案承担责任。尽管他们始终不承认下令开枪，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曾经下令开枪。可是王昭和“二·二三事件”确实没有任何关系。他在洛阳治病，只有他的警卫员知道，任何造反派和他都没有联系，而且他还是两大派群众组织都要打倒、都要揪斗的对象。可是这一颠倒黑白的决定报纸上登了，广播上播了。王昭听到广播后十分生气、不满。他要到北京找中央、找毛泽东、找周恩来说明情况。

王昭太天真了。别人劝他不能去，“八·一八”死、伤了那么多人，到处找你，落到他们手里还有好日子过吗？光棍不吃眼前亏，不能自投罗网。可是他不听，骨伤还没有治好就回到北京家中。公安部造反派马上把他拘禁起来，并通知“八·一八”。青海省造反派如获至宝，马上派人到北京揪斗王昭。

周恩来发话与王昭被“左”扼杀

周恩来在1967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为八一八平反时，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王昭被带走时，大声对总理说：我和他们（指赵永夫、张晓川）没有关系！但是没有人理睬。造反派要求把王昭带回青海批判，周恩来说：“你们把王昭带回青海批斗可以。但是，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要烧而不焦，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1961年王昭到青海工作前，是周恩来找他谈的话。现在周恩来这样说，让他欲哭无泪。为什么不能亲自接见王昭，直接了解情况呢？王昭是满怀信心到北京找周恩来为自己辩护的，否则他会听人劝告在洛阳继续秘密治病。

王昭被押回青海时，“八·一八”已经成了得到中央肯定的造反派组织。那些死、伤的造反派家属、亲人怀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对王昭进行批斗。我不愿意具体描述那种种法西斯暴行，只举一例。一次，王昭被吊在解放牌卡车上游街示众，负责押运的6位造反派将吸剩的烟头从他衣领里丢进去，一共丢下21颗烟头，王昭的脊梁被烧了几十个血泡。

几个月后，王昭被正式逮捕，关进公安厅监狱。他本有多种疾病，胳膊摔断还没有治好，监狱生活条件极差，马上就病倒了。他还怀着希望，不断给周恩来写信，为自己申冤。我不知道周恩来是否收到王昭的信，既然他亲自批准正式逮捕王昭，自有原因。王昭孜孜不倦地写信，共有12封之多。

王昭对专案组指控他是罗瑞卿“死党”一直不承认，他在给总理的信中说，他们只是工作关系，没有别的关系；1957年反右派时，罗瑞卿在公安部党组会议上说，“公安部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在中直机关是一个大部，在反右派中要起带头作用”，于是划了63个右派，还有不少人被划为右倾，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他作为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是有不同看法的，因为到公安部工作的人都受到过严格审查，政治历史没有问题，而被划右派的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给领导提些意见，就被打成右派，这样做是不公道的。可是，罗瑞卿的权威使他无法阻止这样做，他为此一直感到有愧。

此时青海省实行军管，省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曾征是省军区副司令，王昭专案组组长。王昭哪里知道，他1961年到青海纠正“大跃进”、平息叛乱中的左倾错误，不仅得罪了一大批地方上的大、小官员，而且也得罪了部队上的一些人。平息1958年武装叛乱，青海省军区司令是孙光，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孙光在平乱中犯严重错误，被降职调到陕西省军区担任副职。一些军方人士不会忘记是王昭1961年到青海来整了他们。

公安厅看守所和公安厅劳改局职工医院相隔只有几百米。1970年，王昭病重。看守所向军管会报告，要求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并通知医院准备好病房。军管会迟迟不作答复。直到王昭病情加重，不抢救就会死，看守所医生感到责任重大，不得不亲自到军管会直接给领导汇报。适逢几个负责人在打扑克，医生站在一旁，战战兢兢地说：“王昭大吐血，我们没有办法治疗，如果不马上送医院抢救，今天晚上恐怕过不去。”军管会的一位副主任一面打扑克，一面冷冷地说：“王昭不是省委书记、不是省长，是经过中央批准逮捕的犯人，是杀害革命造反派的凶手，你为什么那么同情他？你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造反派们的血难道就要白流吗？！”

医生一句也说不出来，只好走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尽到责任，王昭死了和他无关。

第二天早晨，看守员打开王昭监房，发现他已死。地上有一摊血，王昭手里还攥着没有写完的信。信上写着：

“周总理：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知道这封信还没有到你手里时（也许永远也到不了你手里），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把我派到青海来纠正青海省委错误路线给青海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做了，使青海的工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提高，平反了大批冤案，有效地制止了非正常死亡，民心也比较顺，只要继续努力，青海的落后面貌是可以改变的。我知道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好，这几年省委和我把主要精力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对工农业生产抓得不是很紧，那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反修防修，使中国永远不改变颜色。我一直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竭尽全力在做工作，刚来青海时，我身体非常健康，你找我谈话时，不是还赞扬我的身体好、到青海工作没有问题吗？可我现在一身是病。造反派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死党，说我是‘二·二三’事件的幕后策划者，都不是事实。我和罗瑞卿在公安部是工作关系，他到总参当参谋长后，我们很少接触，只是1962年中央在兰州召开西北民族工作座谈会，罗瑞卿到西北视察，到会听取对军民关系的意见时，我对1958年至1959年军队在青海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时，不按中央政策办事，残酷虐待俘虏和滥杀无辜、严重伤害民族感情谈了看法，对负有直接责任的省军区司令孙光处理太轻提过意见。罗瑞卿表示，我的意见很好，将认真研究。我是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光明正大提意见，没有和罗瑞卿有私下往来，怎么就是罗瑞卿死党呢？‘二·二三’事件前20多天，我就偷着离开青海，到洛阳治病，两派造反组织都要斗争我，到处找我没有找到，我直到中央决定为‘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平反，才知道青海发生了‘二·二三’事件，打死打伤那么多人。中央决定把我和‘二·二三’事件联系起来是不正确的。总理，你可能听过青海省某些人不实的汇报，才同意对我批斗、逮捕的吧……”

军管会做出决定：王昭死亡，严格保密，不得外传，以在西宁市东关大街上发现的无名尸体为名送火葬场火化，骨灰暂存火葬场。1958到1960年，青海对于死亡犯人，不通知其在外地的家属，以无名尸体处理。如今，王昭也是这个待遇。他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夫人在北京工作，文革中受尽折磨，王死后抑郁而终。唯一的女儿饱受刺激，得了精神病。

军管会不敢不向中央报告，但谎说王昭住在医院，经过多方抢救无效死亡。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青海没有按他的指示保护好王昭的人身安全。可这对于死者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不过对关在监狱里的其他受害者却大有好处。第一个受益者就是被王昭从公安部要到青海担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主管政法工作的王仲方。

王仲方做了罗瑞卿十年政治秘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牵连最先受到冲击，早于王昭几个月，经周恩来批准被捕入狱。王昭和王仲方是造反派要打倒的省委主要对象，也是被批斗得最残酷的。而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副书记、常委们，基本没有什么触动。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昭到青海后纠“左”确实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时机一到，终于遭到报复。

王昭死后不久，看守所里来了几位医生，非常仔细地给王仲方检查身体，给他打针，服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好药。伙食上照顾尤佳，派专人做好饭、好菜，王仲方称之为“吃小灶”（文革前，厅以上干部有专门供应的副食品，专人做饭吃，叫做小灶；另外还有特殊的商品供应）。这才使身体每况愈下的他被关押5年后，还能活着走出监狱。在回忆录《炼狱》中，王仲方说：“我感谢王昭在天之灵对我的关怀，要不是他的死引起中央领导注意，改善监管条件，我也不会活着走出监狱。我强烈痛恨造反派对王昭和我的迫害。”

1979年，王昭得到彻底平反。家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火葬场找到王昭骨灰，接到北京。他的战友、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王昭平反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饱含深情和眼泪迎接战友的骨灰，陪同送到北京八宝山公墓一室安放。

《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