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中心如何产生，如何运作，如何与基层互动，如何产生正确的决策，这是一个政治运动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能从实际运动中解决，不能坐而论道。问题是，不能因为中心难产和失能就主张去中心，人人都我行我素，搞什么运动？各搞各的便罢了。

面对强大的专制统治，任何小股的﹑分散的抗争，内部自我消耗，对外各行其是，很容易就会被各个击破。相反的，只有内部高度团结，有统一战略规划﹑战术调整﹑组织应对﹑分工合作，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专制统治者较量到底。

反送中运动中，因为三年的分散行动，民主派政党多数被边缘化，年轻勇武派也缺乏组织，因此从头到尾，都只是一种游击式的零散的行动，并不能对政权造成强大的威胁。社会很乱，斗争纠缠，但最终动摇自己阵脚的，不是中共的镇压，而是运动本身产生疲态，以及武汉肺炎的限聚令。

如果有中心，有一支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在面临疫情和其他困境时，应该有更扎实而长远的布署，更严密的组织，进退有据，以待机会。但因为去中心化，中共利用疫情推出国安法，民主派很快被打散，打散了就再也没有机会重新组合。

凡政治运动，都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问题，有局部不代表要否定全局，因为全局本就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更根本更重要的，没有全局，局部便失去意义。我们的对立面只有一个中共，中共的对立面应该是我们全体。我这样说当然有点事后诸葛亮，但所谓反省，都是事后来做的，问题是，我们真的希望以散漫无组织的方式去面对未来的抗争吗？

李永达对多年民主抗争之路有自己深刻的反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他的原著。我想说的是，不论我们今日的处境如何，未来的道路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这一批可敬的香港民主先行者对香港人作出的贡献。书中提及，因为李柱铭的建议，中共接受了香港终审法院聘请外籍法官的制度，这个史无前例的制度维持到今日，对香港的法治有不可磨灭的正面作用，我们也不可忘记李先生为香港人做的事情。

当年中共为安抚香港人，在策略上相对包容，随着中共国力恢复，胆气粗壮，中共便不承认自己的承诺。我们回望历史，不可苛责民主派诸君子，因为任何人在当时的处境下，都未必能做得更好，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只是希望大家共同作出反思。

书中提及，华叔多次提醒民主党人留意三个人，即单仲楷﹑黄成智和冯炜光。李永达力保单仲楷，证明他有知人之明，也敢为朋友担责，而其余两人果然是民主派的叛徒，也证明华叔看人精准。

今日李永达这一辈已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年纪，民主路虽长且阻，而他们仍初衷不变，矢志不移。未来的历史重任将不可避免地主要落在罗冠聪他们这一辈身上，希望年轻一辈也读读李永达的书，他们容或犯过错误，但明白他们是如何走过来的，也会启发年轻一辈如何走下去。

拜读李永达回忆录，很自然想起何俊仁﹑李卓人等民主党人，想起黎智英﹑梁国雄﹑邹幸彤﹑黄之锋等知名不知名的民主斗士，他们仍在共产党的苦牢里承受无尽的身心折磨。对于他们的牺牲付出，我们唯一可做的，便是每日每时不忘民主信念，把他们想要做的事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不如此，我们将愧对他们，愧对时代和历史赋予的责任，愧对我们的人生。

1978年我踏过罗湖桥，一个土土的“阿灿”开启他人生新的一页，我两袖清风，懵懵懂懂，战战兢兢寻找我的立足之地，那时李永达已经满怀激情投入社会运动，想及此，便对他们这一些香港民主先驱生出无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