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王教授话头，我们往下讨论，越分析越害怕，感觉有可能全面倒退到改开前的旧体制。如果联系到可能的战争因素，那么，实施强制性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举国动员体制），不仅有可能性，甚至有必然性。从意识形态抓起，高唱社会主义优越性，强调党管一切，高度集中，全面限制并逐步降低市场经济影响，突出国有制和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快速往计划体制回归。有人说，改革开放毕竟四十多年，要退回老路很困难。王教授说，以目前的思维定势和体制固化看，走老路比较符合现领导层（文革青少年）的认知水平。
他说，回首后毛时代，包括邓江胡三朝在内，尽管搞了些不伦不类的改革开放，但都没有肯定过，市场经济是永久性方向，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对公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咱们何曾听说过，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啥方向路线错误？哪里树立过”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地位？从来没有！恰恰相反，打压、排斥、损害，侵犯民企的土匪行径，层出不穷。类似消灭大午集团那样的无理剥夺，层出不穷。所以，咱们的市场经济，没理直气壮过；而灭资兴无，化私为公，收归国有，似乎光明正大，理直气壮。
当然，就算按照党国的习惯性思维，往国有制方向靠拢，甚至全面回归，就能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吗？想来想去，感觉虽有一定阻力，但并非没有缓解危机的可能。当然，至少需要下列四项配套措施，才有可能效果明显：第一，大张旗鼓地批判邓江胡和所谓改革派理论家，清算他们以改开为名，走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清退权贵家族藏匿的天量资产，包括追讨已经转移到海外的资产，收缴国库，与百姓共度时艰；第三，调整苦乐不均的薪酬福利制度，回归到改开之前的相对平均，高低差距最多十来倍，而不是如今的几十倍，或上百倍。限制或取消官员特供、高干病房、公车私用、奢侈度假等特权待遇；第四，如实行定量供应，应该参考三年大饥荒时期，领导干部和普通职工的定量标准，大体上平均。
如果做到以上四条，说明还有那么一点社会主义味道，那么恢复相对平均而且公开透明的福利制度，就有民意基础，推行起来相对容易。当然，如果实行战时共产体制，就算上述四条无法做到（或者无法全部做到），愣用暴力强推，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就看你服不服，也能勉强做到，或者部分做到。别看党国体制搞市场化效率很低，但推行暴政的效率，向来很高，比如蔡奇在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就说到做到，立竿见影。
接下来，通过一系列措施，缓解目前非常严重的就业问题，让底层民众，在平均化的低水平上，勉强维持表面稳定，有可能暂时成功。反正咱们民族，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优良传统。比方说，先砍四板斧试试，看看效果如何：
第一斧，恢复改革开放前，由国家给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的制度。或者发放失业救济，和基本医疗服务卡，以工代赈，让人人有饭吃，有病能治疗。缺点是效率低，恶化人浮于事，优点是能快速解决青年人生存困境，有利于减少集体自杀，或者报复社会的突发事件；
第二斧，动员毕业生到边疆和基层，给碗饭吃。然后通过层层考核和员工评议，从低到高，逐级推选或提拔。有利于改变由官选官的任人唯亲恶劣风气；
第三斧，精简机构，减少冗员，降低薪酬，鼓励退休或者半休，自谋职业，自己养活自己。让过份庞大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快速瘦身，也有利于减少财政饭的压力。
第四斧，如果农村恢复生产队和集体经济，也许能启动上山下乡2.0版，接收并消化千百万城市青年（包括无业可就的大学毕业生），国家发放生活补贴（或基本底薪），到农村劳动，或参与不脱产的基层管理工作，不至于在城市躺平，继续啃老，或者像宁夏那位大学生一样，活活饿死在出租房内。同时，也有利于改变目前乡村干部家族化与黑社会化的危险状况。
当然，除了以上四板斧，还有另一种规模更大，也许见效更快的引鸩止渴办法，就是放松银根，无锚印钞，滥发纸币，大水漫灌，借新债还旧债的同时，无限膨胀社会购买力，制造虚假繁荣，推动房市、股市、和汇市全面上涨。最近突然出台的万亿量化宽松，意味着“砸锅卖铁”戛然而止。但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只在金融货币领域做文章，而民企和实体经济不见起色，印钞放水的结果，比如稀释全民存款，加速货币贬值。有可能重蹈国民政府金元券变废纸的覆辙。
当然，以上所说的变通，都能不同程度暂时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但其副作用也很明显，会扼杀目前仅存的一点市场经济残余，完全向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看齐。在高层无意也无力推动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也许能让烂摊子继续维持，延长垃圾时间。用刘军宁博士的话说，无论砸锅卖铁，还是大水漫灌，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败家败国”模式，其作用，最多也就是拖延垃圾时间，不可能逆转或者走出垃圾时间（转引自《美国之音》陈小平对刘军宁博士的专访）。
我赞同王教授的说法，根据当前党国官僚的整体素质和认知水平，他们选择杀鸡取卵政策的可能性很大。其中，既有体制本身的惯性因素，也是内外困境逼迫下的无奈之举，明知是引鸩止渴，难以根本扭转发展的大方向。
改变旧思维，探讨新方向
当然，上述“引鸩止渴”或“败国模式”，只是根据当前诡异的国情，做出无奈的分析预测。那么除此之外，有没有更好的政策选择呢？按刘军宁博士的说法，事情并不复杂，只要宣布三条“新政”，立马就能提振投资信心，收到立竿见影的神效：第一，放弃领导人的终身制，重新恢复宪法和党章规定的任期限制。第二，释放无理关押的民营老板，并归还没收的资产，保护他们依法经营的正当权益。第三，落实国企、民企和外企的平等法律地位，欢迎并保护所有财团法人公平合法竞争。他把上述三条，称之为“兴国模式”。不过他估计，落实上述三条的可能性，低于百分之一。之所以“败国模式”积重难返，回天乏力，是因为体制性弊病，并非习*近*平一朝才有的新问题，而是毛邓江胡历届班子逐步积累起来的，就算习真心想改，他也未必有那个水平与能力。
回顾上世纪80年的代改革开放1.0版，它给中国社会和世界政经格局带来的变化，举世瞩目，一度让中国富裕强大起来，百姓生活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可惜刚四五十年，路子就越走越窄，处境越来越难，非但跟外部世界的关系日益糟糕，而且内部积累的矛盾（或危机）也越来越尖锐复杂。贫富分化，阶层固化，普罗大众越来越难，无业可就，无家可归，外卖单王过劳死，高校才女饿毙，九青年相约跳桥，等等人间惨剧时有所闻。
有些毛左粉红，喜欢把半吊子改革恶果，归因于市场化，抱怨私有制和资本竞争。其实他们哭错了坟头，那并非改开本身的过错，而是老邓改开不配套，是“经济放宽，政治收紧”的恶果。也就是温家宝告别政坛说的那句话（大意）：没有与经济改革配套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难以持续，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据说，温家宝有过政改动议，可惜被胡锦涛的”不折腾”顶了回去。责任也不全在他们两个“谨小慎微，缺乏魄力”的个人，而是整套党国体系的局限性所致。
改开初期，保守派大佬陈云，主张“鸟笼经济”，也就是党国体制对经济的管控程度，可适当放大缩小，但不能完全取消，决不能让企业的大鸟冲出牢笼，自由放飞。为反驳陈云，老邓搬出“市场中性”论，说市场“古已有之”，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此堵住陈云的嘴巴，不得不赞同向市场转轨。认真剖析，老邓的市场”中性论”是严重误导。他不明白，古已有之的那种市场，属于简单的小商品生产，属于集市贸易水平，跟建立在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现代世界市场体系，属于不同的层次与等级。如果没有世贸规则和国际监管，没有公认的行为规范与价值标准，国际分工与公平交换，根本无法顺利进行。
经过贸易战、科技战、信息战反复较量，我们今天终于明白，市场经济并非中性，它离不开跟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司法体系，甚至文化习俗相联系的配套制度。换句话说，如果离开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产权私有、信息透明、公平竞争等国际准则，世界市场的运转一天也难维持。不按照世贸要求，改革咱们的“中国特色”，中国就无法融入现代世界市场体系，这已经成为方向路线问题，而非像朱镕基签入世协议时说的那样，仅是权宜之计（先签字入世再说，能不能落实是下一步的事）。这也应了老毛那句名言（大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9月12号，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对中美关系划出了四条新红线：除了台湾和周边的主权争议，其余三条（民主人权、道路选择与发展权利）似乎都跟所谓“中国特色”有关，也跟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咄咄逼人的廉价倾销有关。这里仅举一例，说明在开放竞争的世界市场，很难界定纯粹的内政。比方说中国农民工的人权状况（包括户口隔离，留守儿童、薪酬福利、劳动强度与工时长短，被秦晖教授称为“低人权优势”），看似一国内政，但在世界市场上，就成了公平竞争问题。为什么中国产品可以低价倾销？甚至打败天下无敌手？除了国家出口补贴，还有劳动力成本过低因素。比方相同技术相同产品，美国工人时薪20美元，中国工人的时薪只有2美元，相差十倍，当然中国有竞争优势。因此，美国工人，希望政府和国际劳工组织，监督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跟福利待遇，希望差距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祖宗马克思说的“天下工人是一家”，还真没说错。
总之，我们希望中国摈弃“败国模式”，改采“兴国模式”，早日走上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如今，怀念老邓80年代改开的朋友，多数看不到今日的停滞倒退，跟邓氏改开的片面性和实用主义韬晦策略，脱不开关系。就算邓胡赵三人再世，有本事重启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1.0版，再繁荣几十年，结果还是回到今日原点，走不出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
所以归根结底，老关和朋友们的主张，不是简单重复改革开放1.0，而是重新开启改革开放2.0。这个话题，今天点到为止，希望有机会再深入讨论。
初稿：2024年9月18日
修改：2024年9月30日
作者为北京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