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写文章对于不以为然的意见往往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同看法，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我忘了对方并非自己的老同学。前不久我为老同学曾贻芬、崔文印伉俪合著之《中国历史文献学》写书评，除了对他们取得的突破表示无限钦仰之外，也提了不少意见，文印来信表示非常高兴，说好久好久听不到这样真率的话了。文印正是当年清谈的高手之一。
那时正是经济困难的时期，总是不大吃得饱，同学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还有小腿浮肿的，但图书馆阅览室里人气极旺，常处于饱和状态，稍微去晚一点就没有座位，只能怏怏而出，别求乐土。我因为大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常给我加油，没有浮肿。几个姐姐和二哥都到北京来出过差，每次来都给我带来吃的用的，生活费则由二姐每月寄来，伙食和零用均达小康水平，可以大看电影（学校里放电影，无论是大食堂还是东操场，门票都是五分钱），买书。几年下来，买的书可以装四五个纸箱子，也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些书绝大部分都是从海淀旧书店买来的，一两毛钱一本，很好的书。去过两次厂甸，也买过几种，例如四部丛刊本的《乐府诗集》、《唐诗纪事》、《文心雕龙》等等，这些书记得家里没有，可惜要一两块钱一部，只能尝鼎一脔，聊备一格。主要还是靠图书馆。
那时我们不大写文章，根据老师的意思，主要写札记，走顾炎武《日知录》的路子，所以绝不打算拿出去发表。写完就放在那里，请老师看看，改一改，或者自己又有新的想法了，也拿出来改一改，改完继续藏之箧底。记得最清楚的是，陈贻焮先生审阅过我写的读阮籍、谢灵运、鲍照等人诗歌的札记，用铅笔在上面有不少批改。去年年初我搬进新居，将原来到处乱塞散在各处的往日丛札作一彻底清理，忽然发现关于阮籍诗的数纸，尚有可观，遂稍加修润，交《书品》发表。还有些旧时札记不宜单独成立，则并入论文作为一节或一条注释；当然也有胡说八道的，无何新意，或曾经算新而现在已经不新了的，便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以了却旧缘，清出底盘，重新开始。
因为想深入一点做学问，当时还和俞平伯、余冠英等先生通过信，其缘起大抵是课堂上老师提到他们的见解，我有疑问或不同的想法，所以去信质疑请益，诸位前辈热情地作了回答，给我很大的教益。转益多师好处多，我后来又得到许多师辈的指导和帮助。所以等到我年纪大一点而有青年人来不耻下问时，态度也非常热情，以此来回报我的师辈。
我们虽说是五年制，其实只读了四年书，因为整个四年级全用来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了。先是在北京郊区的通县，一个多月，睡在老乡家的热炕上，所见所闻都挺新鲜，我对北方农村有所了解，这是头一回。古代诗歌里写农村的很多，过去以为好懂，到此时才知道其实懂得很浅。
第二次搞“四清”在湖北江陵，前后十个月。南方的农村又是一番风味。我住的那一家根子户穷得不堪，我和一位同学两个人一头一脚地睡在他家装粮食的木头柜子上，腿伸不直，也不好翻身，就环在那里，倒也能睡得着。进住不久，房东老太婆去世，父子二人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棺材，准备埋到一块荒地里。因为正在搞运动，乡下土道士不敢活动了，房东大爷要我们下葬时在前面“开道”，就是唱一段葬歌；我们不会唱，而且工作组的人也不能搞任何迷信活动，把这一层意思委婉地说给房东，他听了大不以为然，说：“你们在大学里都学些什么！”当时我们觉得这是秀才遇到兵了，哭笑不得；后来才悟到这里曾经是楚国的故都，我们是该来一首合于老太婆身份的《招魂》才是。下葬那天我们都去了，只见前面有一个他家在邻村的亲戚来“开道”，唱了老长一段，基本听不懂，这应当就是所谓“楚歌”的遗存，很应当记录下来，可惜我们那时满脑袋“四清四不清”，更不敢沾这种迷信的边，默默地帮着挖坑填土。“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运动当中风云变幻，故事很多，这里无从多叙；但总而言之，大家的学者梦基本醒了。中国将发生大的变化，学问恐怕是做不成了，最现实的一件事就是本来四年级要写的学年论文已在无形中被取消。不写学年论文，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现在则是理所当然的。原来大家已经准备好在四五年级选学一门第二外国语，现在看来也已不能或简直不必了。
五年级主要开选修课，我选了“诗经研究”和“唐诗研究”，前一门课由一位曾经当过工作队主要领导的老干部出身的先生来主讲，同学们忙于写毕业论文，有一搭无一搭地听听，觉得无多精彩，倒是助教金开诚先生给了我们很多切实的辅导和帮助。有人私下甚至说不如请金老师主讲。“唐诗研究”是由林庚先生开的，十分精彩，林先生上课时很像个诗人（这话错了，他本来就是著名诗人），感情很激越，讲到来神处便摘下眼镜敲打黑板上写的几个字，嘭嘭作响，直叫人担心别把眼镜敲碎了。但下课以后围着老师问问题的人比过去少多了，不少同学总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我因为是课代表（我们班上谁愿意当某一门课的课代表，就由他来当；如果不止一人，则自行协商决定），算是认真的，有一次为一件什么事务还到燕南园林宅去过一趟，顺便请教过几个问题。他的房子比一般老师家宽敞阔气多了，客厅角上还有一架钢琴。林先生一再强调诗要领悟，要与古人心心相印，学究论诗容易“隔”。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可惜的是有些诗很难领悟，我问林先生怎么办，他笑笑说：“怎么办都行，慢慢领悟。你还太年轻，再长大一点就能领悟了。”当时我虽唯唯称是，其实不怎么明了他的意思。到后来，经历了更多的世事，才发现年轻时因阅历不足，有些诗并未真正读懂。
我们的毕业论文没有写完就停了下来，改为写大批判文章；“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五年级留校闹革命。一直革到1968年春夏之交才拿到毕业证书走人。其间风云变幻，故事更多，这里也无从细说，总之五年级的学生参加“文革”比较而言热情不算太高，有些事情不大高兴参加。为了有点事情干干，我和另外几个同学编过一本《鲁迅语录》，由北大印刷厂印成，64开，塑料封面，像《毛主席语录》似的；又编印过一本《鲁迅旧体诗注释》，32开平装本。当时还有人编印毛主席诗词的注释与讲解，有人编印某一方面的批判材料汇编，真是八仙过海。这中间我还到大同煤矿去办过阶级教育展览，是中央美院的同学到宿舍里来串联把我们拉去的，他们画，我们写，我当时还搜集了不少矿工歌谣。当时觉得这也许不算学问，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到处留心皆学问，是我当时常常想到的两句话。
（选自《温故》（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