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早期近代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与解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乃至《麦克白》《奥赛罗》等悲剧和诸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被视为浪漫主义戏剧的其他市民剧，莎士比亚在创作中破除古典主义戏剧的繁文缛节、程序格律，以彰显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并渲染性格即命运的悲剧冲突，这些都具有相当合理的文学戏剧逻辑，并与莎士比亚时代的精神气息相吻合。在《哈姆雷特》戏剧中，莎士比亚用大量的笔墨，设置了很多诡异的场景，编造了各种灵异鬼魂和亲朋好友，集中描绘的便是哈姆雷特的犹豫和迟疑及其面临的是否复仇的心灵拷问。由此导致的内心的灵魂忧郁和神秘主义的恐惧，把人文主义思潮的流变推到了极致，即人性的幽暗和生死之际的虚无——当生命面对虚无的恐惧之时，是否以及如何行动便成为一种动力，一种人性无法遏制的冲动。在此激发之下，哈姆雷特最终选择了复仇并在复仇中走向死亡。

哈姆雷特的复仇及生命终结使得人文主义走到了尽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能成为著名的经典悲剧及感动无数人的地方即在于此，哈姆雷特揭示了人文主义的效能，即个人主义的觉醒，但也同时揭示了人文主义的无效，因为它最终导致的是死亡，而且是双重的死亡——谋杀国王篡位（及占有王后）的应得之死亡和实施复仇的正义之王子哈姆雷特的死亡。从死亡开始到死亡结束，这就是《哈姆雷特》悲剧的情节逻辑。这难道就是早期近代人文主义的结语吗？人文主义难道就是通过死亡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演示一番吗？显然，这个结论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也不是莎士比亚所要寻求和展示的全部内涵。所以，用性格悲剧来分析和解读莎士比亚的王朝政治剧，未免有些偏颇和狭隘，用浪漫主义戏剧之滥觞来定位莎士比亚的诸多悲喜剧，也显然是不得要领，没有把握莎士比亚关注的历史政治之要义。为此，我们要重新审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文主义，审视莎士比亚戏剧是何种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以与现代虚无主义的人文主义或个人主义相区别。这样一来，就又回到王朝政治剧的传统之中，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记，不是要彻底颠覆或消解王朝历史的演变及其王权正当性的考辨，用人文虚无主义化约君权王国等政治内容，而是要提升其人文主义的内涵，因此，该剧并没有取消和消除哈姆雷特作为丹麦王子复仇的政治含义。

所有这一切又都回到王权王位这个关键点上，《哈姆雷特》作为一部王子复仇记，在莎士比亚那里，显然不仅仅是性格悲剧、人的悲剧，更重要的其实还是政治悲剧，是与王权密切相关的政治伦理剧，是关于最高权力的悲剧，这便与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王权主题密切相关。莎士比亚既接受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影响，又迥然有别于马基雅维利主义，这在哈姆雷特这个悲剧人物身上获得了充分的体现，哈姆雷特形象便是对于马基雅维利式君主形象的有力反驳和控诉。虽然他们都赞同人文主义，且哈姆雷特就是一位人文主义气息浓郁的王子，但哈姆雷特的悲剧，无论是性格悲剧还是事业悲剧，又从另外一个方面有力地反驳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人生哲学，击破了马基雅维利式君主的政治可以不讲道德之理论证成。

本文摘自《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