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名为《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巨型画册,在1988年出版,编辑者是“中共中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其中有“刘少奇生平大事年表”一章,关于刘少奇在1967年,只有一句话:
“1967年7月18日,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组织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8,285页)
已经1988年了,还在如此煞费苦心地制造这样的谎言,为毛泽东的责任开脱。这是为了什么?
如上所述,打倒刘少奇,是一个长期策划运作,并且不惜发动全国性运动乃至内战的一个过程。从刘少奇失去第二号人物的位子到他死亡,其间有三年多的时间,全国的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高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1967年7月中旬那几天毛泽东不在北京,就能说明这一切不是毛泽东策划的吗?
何况,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1967年7月18日在中南海举行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斗争会”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叫李乘专机飞到杭州来见他,面陈在中南海的批斗会情景(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489-491)。那天的“斗争会”拍了纪录电影。那记录电影从未公开放映过,当时摄制的目的显然只供最高领导人观看的。至于那天对刘少奇的暴力攻击,低头弯腰,殴打,都是当时所有“斗争会”的程序,已经在文革中普遍使用。也就是在那以后,刘少奇开始被单独监禁,直至死亡。
到了1999年,新版的一百元钞票又改变成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的头像了。也许岁月流逝,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刘少奇是谁了,何必还要提这个人,以及可能因此引起对文革的记忆和疑问呢?毛泽东一个人足以象征、代表权威。
历史如果不被纪录,不被分析,就会在人们的记忆中退色、消失,或者被歪曲成另一幅图景。随着时间推移记忆淡化,谎言反复讲述,不同声音被禁止,对刘少奇的官方解释,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4、斯大林主义的中国版本?
刘少奇一案,是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之间的残酷斗争,应该怎样解释?
刘少奇死前说过什么,至今没有任何报道。这是很奇怪的。现在官方报道的刘少奇最后的话,就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由他的妻子王光美在文革后给他平反时说出来的。他们被强制分开,直至刘少奇死亡,中间有两年多的时间。他在最后的两年里说过些什么,从来没有见到任何记载。显然,他所受到的监禁非常严密,没有同情者可以接近。
在二十世纪,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这种血腥杀戮,发生在苏联、中国、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内部。斯大林是这方面的鼻祖。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和“肃反”中残酷迫害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而且,最高权力圈子“政治局”中,除他本人之外的其他六个成员,都被他清洗了,不是被迫自杀,就是被刺杀,或者被判处死刑。这六个成员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
1937年布哈林被投进监狱。1938年2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阴谋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布哈林在审判中承认了某些被指控的罪行。他被判处死刑,在1938年14日被枪决。有人分析,布哈林承认有的罪行,是因为他的小儿子才两岁,为了保护家人,他不得不这样做。也有人说,那是布哈林上了斯大林的当,以为合作认罪可能保全性命,他帮助斯大林制造谎言,但是仍然被处死。
1967年刘少奇被禁闭在中南海的时候,他的最小的女儿只有六岁。刘少奇分别在1966年10月和1967年7月作了两次“检讨”。他没有对抗文革,但仍不能免除他被“打倒”。
斯大林的另一个手法,是起用某个人来清洗别人,然后再起用另一个人,把这个人打下去。在最高圈子里,他一直使用这样的手段。斯大林先与布哈林联合行动清洗了托洛茨基,然后又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然后是布哈林自己。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目也如此数度替换:先是雅戈达,然后杀了雅戈达任用叶若夫,又杀了叶若夫任命贝利亚。
中国的情况相似。1966年5月4日到5月2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516通知”,清洗了高层领导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李雪峰在1998年发表的《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中写道: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都做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来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李雪峰在彭真被“打倒”后接任彭的北京市领导人的职务。原文发表于《百年潮》,1998年,第四期。收入《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37-38页)
在刘少奇主持的把彭真清洗出去的会上,彭真表白他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结果无济于事。而且,一年以后,轮到刘少奇来做这样的辩白了。
据刘少奇的子女说,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攻击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刘少奇非常气愤,对他的儿女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见上引《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刘少奇在1945年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对抬高毛泽东的权力地位有大功劳。但是,取代他的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在1960年代发明了一大套关于毛泽东的辞令和生活仪式以及规则,比如“四个伟大”、“顶峰”、“万寿无疆”、“天天读”、挥舞小红书、到处建立毛泽东的巨型塑像,到处张贴毛泽东语录,等等。彭真和刘少奇在这一方面要跟林彪竞争,显然是劣势。
林彪红极一时,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在共产党党章里写进了他的“接班人”地位。不过他在其位只有5年,然后遭到毛泽东的废黜,1971年9月逃离中死于外蒙。
重要的是,尽管在旁观者看来,这种权力圈子中谄媚最高统治者的竞争,显然已被证明会给竞争者带来灾难,但他们却依然竭尽全力。
这样的历史让人惊异:毛泽东不但可以使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被饿死、被打死、被枪毙,被“斗争”、被侮辱,而且,对政权的第二号人物,从刘少奇到林彪,也都能让他们悲惨地死去,而且极其顺利,不遭到任何抵抗。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毛泽东若不在1976年死亡,一轮一轮的清洗还会继续下去。似乎只有他的死亡才能停止这种恐怖。苏联也如此,斯大林死亡以后,最为积极执行他的恐怖政策的贝利亚被处死,此后政治局委员们不再被杀戮。
指出刘少奇之死和斯大林时代的事件的这种类似性,不是为了证明这种事情是普遍发生不足为奇的,而是为了说明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偶发事件,这样的高层杀戮和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是独裁和专制的产物。
不过也不尽然仅仅是相似。斯大林虽然杀害政治局委员,但是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让全国的学校都停课三至六年,让学生参与“揪刘”和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毛泽东为其“打倒刘少奇”的事业而让老百姓付出巨大经济和道德代价的做法,是斯大林望尘莫及的。
5、毛泽东对文革的细节性指导
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对文革不但作整体性控制,也做细节性指导。
毛泽东亲自撰写“516通知”这样的文革纲领、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提拔无限吹捧他的林彪当“接班人”、建立以他妻子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动“打倒刘邓陶”、支持所谓“一月夺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对文革的总体性的指导。另一方面,他显然对指导细节也相当有兴趣。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五所大学的五个“造反派组织”的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就在结束谈话之前,毛泽东的话题忽然转到了刘少奇的身体上,他说: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这段话有文法错误,但基本意思是相当清楚的。
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就结束于此。这段话和前面的谈话内容并不相衔接,突然转到刘少奇身上,显然是因为毛泽东的心里在牵挂此事。这一谈话发生在刘少奇被连夜建筑的高墙隔绝一年之后,距离刘的死亡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状况了解得很清楚,连有几种什么病都记得很清楚。
在刘少奇的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提到,1972年他们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见父母。毛泽东批示让他们到监狱见母亲,批示的开头一句是“父亲已死”。
从这个情节可知,毛泽东对刘少奇死后子女探监见母亲这样的细节,也是亲自控制的。
另一个例子,是林彪乘飞机出逃时,其女林立衡没有随从,而是向上报告了她父母的动向。但她后来也被监禁。据《我所知道的叶群》(官伟勋,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93,180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