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者在北京的招聘会上寻找职位空缺。
眼看新年将至,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的中国民众却仍在企业倒闭潮、裁员潮和失业潮中挣扎。处于生产关系两端的老板和打工人都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担忧、甚至绝望。他们在想些什么?在春运来临之际,对回乡如何打算?又将如何度过这经济寒冬?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深度报道。
“大陆边缘人”今年十二月初接受采访时,从上海回广州已经两周了。
这里离他在广东的家乡还有两百公里,比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可是要近很多,但他执意要住在朋友的宿舍里。
他想再坚持一下,找找工作,实在找不到再回农村老家。
“比起他我这根本算不上什么”
为了安全起见,“大陆边缘人”只能用化名的方式和记者笔谈。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直观的方式来描绘自己的现状,给我发来了两张他之前在北京一位打工人室友的照片。
照片里,室友光着膀子,坐在上下床的下铺,手里捧着一包吃食。“边缘人”说,“这个哥们饿了两天没有吃饭,我给了他烤鸭。”
“边缘人”为了找工作,从广东去了北京,又从北京去了上海。他先是去跑网约车,但缴了3000元押金,才开了两、三天就放弃了。他简单算了一笔账,“我跑了12小时,在上海才跑了280,得跑300以上才有钱赚;”中途放弃,实际上他是倒赔了一笔钱,"押金也没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之后“边缘人”在上海工地找了一份小工的工作,但干了十几天就没活了。工资要到月底才能结清,我采访他时都还没拿到钱。
从上海回到广东,“边缘人”又开始在网上找工地的工作,但依旧很难,“失业的人多了,今年才出现这种情况,以往工地活儿是很好找的。”
“边缘人”说的以往主要是指去年,“以前天天招人,只要你是个人能干活都要。”他发现广州的工地今年少了很多;不止如此,他在邻市工厂做工的朋友快三个月都没拿到工资了。
但“边缘人”觉得自己还不算最糟的。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他又发来一张图片,图片中是一位约七十岁的老人把三轮小拖车停在路边卖空心菜的场景。“边缘人”说,“比起他我这根本算不上什么。”
2023年1月6日携带行李在北京西站等候火车的农民工(美联社)
不是秘密的青年失业率
“边缘人”这么说的时候,或许是觉得自己还年轻。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边缘人”在外漂泊已经有八年时间;他觉得只要自己肯干,一年挣几万块钱还不是问题。但今年招工屡屡碰壁,让他心生绝望。而整体上今年的就业市场也让中国的青年人无法乐观。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青年(18岁-24岁)失业率今年以来连续上升,6月份更是高达21.3%,创历史新高。到了8月份,统计局停止了公布青年失业率。而这些不连续的数据还没有包括“边缘人”这样的农村青年。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7月份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如果把那些躺平、啃老的无业者也算作失业,中国3月份青年实际失业率最高已达46.5%。
虽然无法直接获得当前的青年就业数据,但外界依然能从相关的数据中感知不同行业失业的状况。就用中国国家统计局12月中旬的数据,1—11月份,房地产企业房屋施工面积83亿平方米,同比下降7.2%;房屋新开工面积8亿7千万平方米,下降21.2%。
工地减少,用工自然降低。房地产数据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大陆边缘人”这样的工地散工今年找工难的原因。但不独房地产业如此,制造业工人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局。
上海一场招聘会外的求职者(路透社)
"半点不做人"和"一点不做人"
“张伟”也是二十六七岁,他今年六月被电子厂裁员后,就基本处于失业的状态。为了安全起见,他也是用化名接受采访。
被裁员的原因,张伟说部分是因为厂里生意不好。他原先工作的这家武汉电子厂还是给韩国三星手机配套的,但订单依然填不满;他所在的车间四条生产线,只能开三条。
还有一个原因是太卷了。张伟在生产线上是做质检的,“就是看屏幕能不能通电,有没有瑕疵、光点一类的。”张伟是有大专文凭的,又是熟手,但依然难逃被裁,“问题是新来的更便宜”,他对工厂管理方抱怨比较多,“电子厂里领导半点不做人。”
这似乎是底层劳工面对的另一个现实,不仅用工绝对数减少,而且彼此之间的竞争加剧。
前面提到的“大陆边缘人”几个月前在上海退出网约车行业,部分原因就是网约车司机供应过剩,竞争激烈。“边缘人”当时就知道好些开网约车的人为了多挣钱、也为了省钱,“都是睡车上一个星期才回来洗一次澡”;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回来比较麻烦,又要耗电。本来你拉着客人到东边,你住的地方在西边,再跑回来就很累。”
失业这几个月,张伟和“边缘人”一样,也是通过网络找工作,但他们都清楚,现在网上找工作,往往口惠而实不至。
“招人的时候说高工价,进去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说辞退就辞退,”张伟说这些劳务中介和工厂厂方一样,“一点不做人。”
张伟所在的电子行业的就业情况相对房地产行业似乎还没那么糟糕,仍然有一些工作机会。但像张伟这种工人正在失去议价权。
“不好要工资了,失业的多了,人家就是爱来不来,有的是人找工作,”张伟说,这几年他一直在做类似的工种,但今年这个行当情况尤其萎靡;发现有工作机会,他要价五千一个月,但中介一般就还价四千。
对于四千元一个月,张伟已经无法接受。他反问说,“坐牢一个月四千哪个去?”之前他做的两家电子厂,他都不太习惯厂方的管理方式。张伟说,他和工友们都调侃这种流水线上的工作就像“监狱犯人织手套”,“手不停。坐端正,做什么都要喊报告;你说不是监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