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说，耕地“进出平衡”在基层的执行，明显不符合实际，制造混乱，但没人敢说。一些生态环保的问题，也明显在折腾，也不敢说。某地有个起火点被上级遥感到了，打电话要求地方上处理。但很不幸，又出了一个，上级发怒了，说这个地方的领导还能不能守住生态环保“红线“，这可把地方吓得半死。

于是乎，各地每年都要搞秸秆禁烧，花了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严防死守，真是劳民伤财。

某地发了一个禁止干部吃喝的文件，结果搞得风声鹤唳，基层干部连正常聚餐都不敢了。事实上，乡干部在村里干工作，在群众家里吃个便饭，群众其实很高兴。很多事情，给群众面子才能把做好。干群之间连饭都不能吃了，还讲什么群众路线呢？

但基层干部都懂政治，都不想在这个时候背一个“顶风作案”的帽子。干脆就不吃了呗，现如今谁还缺吃缺喝啊？

06

技术霸权

这些年，基层已经被陷入了技术牢笼中了，做任何事情，上级都给你一套程序，一套系统，你就得照着这些技术设定工作。基层其实就是填表员，被系统控制的零件，工作是不可能有主动性的了。

越来越多的部门依赖于现代技术，其目的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更好得监督和控制基层。国土、生态、林业、环保等部门，都用上了卫星监测技术，是不是发一个图斑让基层去整改。图斑真是有图有真相，容不得基层狡辩。基层只有照着做的份。

但上级就不想一想，这些图斑所揭示的所谓真相，是需要解释的。不同层级，不同地方，解释很不一样。不容解释，已经成了技术治理的最大特点。而上下级之间一旦失去了解释沟通，也就失去了民主。

很多部门依赖于技术，其实是懒政。因为技术代替了具体的行政工作，这些部门完全可以依赖于第三方去操作，基层已经是傀儡。乃至于，很多基层为了避免被技术霸凌，干脆攻关第三方算了。

第三方掌握技术，代替上级拥有实际权力，进而有了和基层做交易的能力。基层到处都是第三方，这也算如今基层治理的一大奇观。

07

唯利是图

基层治理差不多唯利是图了。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一切工作都围绕着项目转。几乎每个县都把重大项目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每个县级领导得领衔一个项目，每月都要检查进度。

招商引资、争资跑项仍然是各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很多项目明显不合理，浪费钱财，但还是要搞。原因在于，项目是否有用不重要，重要的是做项目本身就是意义。

有了项目，于公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于私则有明确利益，地方领导和干部群众都可以围绕项目，获得相应的利益。有了项目，哪怕是村干部也有利可图，至少可以承包一点小工程，成为地方能人。

但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最好别干。现如今，各地都有一点社会危机，只是表现不一样而已。有些地方有高价彩礼，有些地方光棍很多，有些地方养老不乐观，有些地方人情负担重，有些地方赌博成风，有些地方还有地下教会泛滥，这些事，又不能创造价值，还可能引发群众上访。

群众工作最麻烦，还是少干为好。装不知道最好。

08

以点“代”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地方都把创特色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于是乎，各地都在开展俗称“拉练”“赛马”的工作机制，每个季度或每半年，县领导带着各部门和乡镇主要领导，浩浩荡荡到各个地方看点，现场评比，现场打分。优秀的奖励50万，100万项目经费，表现差的上台做表态发言。

为了吸引领导的注意力，各地都在想方设法造点，各地普遍把具有试验性的示范点，变成了展演性的典型。示范点的目的要让别的地方学习，可复制，可推广；但展演性的典型，最大目标是无可超越。如果让人一下子就复制去了，那还搞什么搞呢？

最简单的造点就是砸钱。每个县，每个乡镇都要造出一两个点出来，让领导来了可以看。因此，选点很重要。得选一个有点基础的，交通方便，但又不能太好的地方。如果一个地方本来就很好了，就没啥创新的价值。如果一个地方一点基础都没有，代价太大，没那么多时间精力来搞。如果那个地方太过偏僻了，领导受不了车马劳顿。

因此，现在的基层工作，指望以点带面是不可能的。任何工作，基本上都是以点“代”面，把点弄好了，其他地方普普通通就算了。

所以，一个县里面，有些村早就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但大多数村庄，则还处于初级阶段。群众也很现实，评价一个村干部是不是有能力，就看他能不能搞项目。要是自己的村一不小心成了“点”，那真是天选之子。

只可惜，很多“点”，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砸了那么多钱下去，谁买单呢？因此，往往是，越是光鲜亮丽的村庄，负债就越多。

09

精准依赖

现如今，很多上级部门像是中了“精准”的毒，做什么事都要求精准，恨不的数字要精确到小数点的多少位。比如，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作是防止规模性返贫，但这在基层，什么是规模性？大家不知道。

站在任何一级领导的角度，对“规模性”的理解都是最好一个都没有。因为，如果一村有一个返贫，一个乡镇可能就有十几二十个，一个县就有几百个。一个不算规模性返贫，那几百个算不算？县委书记没把握，所以干脆就一个都不允许。

但要做到一个都不允许，工作量就实在太大。于是乎，对返贫的监测，就很是全面而无用。但凡是有人车祸了，有孩子上大学了，有人住院了，都是所谓的风险点。只要有风险点，村干部和驻村干部就得一个个去调查，填表，无尽繁琐，无尽折腾。

在基层，往往工作要求越精准，结果一定是越不精准。因为，基层本来就是模糊性的社会。哪个村民家情况怎样，有没有返贫风险，村干部怎么会不知道呢？有风险，村干部主动报告不就完了？如果村干部不作为，群众举报不久得了？犯得着一个个信息提示么？结果是，花费了无尽的人力物力，反倒是起了副作用。

“精准治理”这个毒，必须拔掉。辅助精准的技术和制度设计，最好都废除，回归到群众工作的本质就行了。上级还是少用各种系统，慎用卫星图斑，让驻村工作队早点回自己单位上班。

要相信群众，他们自己的事自己会处理好。我在基层调研，一位乡组织委员说，有个村有四个村干部，这四个村干部的素质都可以担任村支书，能力超强。但就这样的村，还派了三个驻村干部，有必要么？

10

包办代替

基层俨然成了群众的“保姆”，不仅要时刻提醒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了，还经常着急忙慌包办代替。久而久之，少数群众已经形成了等靠要思想。

现如今，很多地方搞公益事业，让群众自己参与出钱出力是不可能的了。基层的干部和群众似乎都习惯了，搞任何一件事，最好有项目。如果没有项目，就搞不了。从来就不想想，自己的事自己处理，不就完了么。

搞人居环境治理，政府比群众还着急。人家都不在乎自己的生活环境脏乱差，但基层政府在乎。为了保持清洁，各村都雇佣了专职保洁员。保洁俨然成了各村最大一笔开支，这也是奇了怪了。

由于搞了精准扶贫，政府似乎也不允许有懒人存在了，非要给他们安排一个公益性岗位之类的。人家都不愿意脱贫致富，着急什么呢？

城市社区也一样，什么事都要等街道社区去做，楼道堵塞、安装电梯、环境卫生，似乎都成了社区治理的难题。几乎每一项工作要做下来，背后都是依靠政府财政支持。

疫情防控过后，每个社区都有了下沉单位。这些下沉单位，俨然成了“帮扶工作队”，其最大任务就是链接资源给小区办好事。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群众都形成了一个固有观念，“帮扶”就是给钱给项目，要是没有，就不给好脸色看。连工作队也形成了自觉，要是没资源带下去，也就不好意思往基层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