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查田运动中，大批“地主”、“富农”被查了出来，瑞金黄柏区一地（辖十二个乡），居然查出了“二百七十家以上的地主富农”，是过去三年中处置的地主富农数（122家）的一倍多[41]。据陈永发考证，毛泽东在查田运动中采取从宽定义的方式，以增加地主富农的比例，达到动员的目的。一旦目的达到，再给那些被划错者平反。即便如此，还是遭到中央的批评，被视为右倾[42]。

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下，甚至征粮征税，发行公债也需要以动员的方式进行。1934年1月的全苏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完成征粮征税和发行公债的任务，必须真正依靠广泛的群众动员，必须学习兴国永丰区，瑞金云集区，长汀红坊区的动员方式，特别是兴国长岗乡，博生七里乡的经验，必须事先组织积极份子，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带头先交，必须彻底消灭过去对于推销公债的命令摊派。

及不做宣传解释，便进行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方式，一切消极怠工，不去动员群众，不相信群众帮助战争的热忱，只说：“群众困难不能推销”“非摊派无办法”的机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份子，必须受到无情的打击[43]。这样的无情打击，落到了时任苏区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的邓子恢头上，其罪状主要有两条[44]：

一、邓子恢认为苏维埃政府把种种税金加到农民身上，使农民生活困苦，甚至比“革命”前更坏。二、在负责领导财政部工作期间，始终不发动群众来做筹款工作，以为苏区内的豪绅地主早已完全打倒，再没有余款可筹了。

由于征税和发行公债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在斗争了官僚主义和机会主义之后，不动真格也征不上来，甚至强迫命令也不济事，所以必须打击反革命份子，“严查这些反革命份子，提到广大群众面前审判，把他提交法庭治罪”[45]。显然，要粮要钱，不流血是不可能的。

不过，即使依靠严厉的血腥手段、过度的动员方式，依然不能疏解苏区的经济困境。鄂豫皖苏区在被放弃之前，1931年下半年，已经出现了粮荒，“外面不能输入，内面储蓄已罄”[46]，只能“用互济组织，割麦队、割谷队到白区夺取豪绅反对派的，没收赤区地主富农的，节省（机关吃稀饭等，红军仍吃干饭），加紧生产（种瓜、豆、荞麦）等办法勉强过去。”[47]

自1933年春天起，粮荒也袭击了中央苏区。机关工作人员被要求每天吃两餐，只有十二两，要省下四两上交。后来，改吃稀饭，甚至米糠、苦菜和树叶。列宁师范学校由于天天吃稀饭，被戏称为“稀饭学校”[48]。同时期苏区中央政府的训令中，也提到苏区已经出现了将种子吃掉的现象，而且说“黄秋菜、笋子、苦斋、艾子、砂枯、同蒿、黄金（野山姜）苎麻叶等植物，都可采来充饥，并且无碍卫生。”

要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上山采摘，多种蔬菜，不能“放任不理，空口叹气”[49]。为了救荒，苏区中央政府还发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的命令，以免税的优惠，鼓励农民多种地；在这个训令里，甚至连富农种荒田，也可以得到一年的免税[50]。黄克诚在回忆中提到连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红一军团，都没有盐吃，规定前线部队勉强每人每天八分（不足一钱）盐，而后方则没盐吃[51]。

1932年底湘赣苏区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苏区第八军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流行，全部人员不满两千，抵不上过去一个师，“还有一千上下的枪枝没有人背。”[52]这样的危机，一直到红军长征，都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在长征前夕，苏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还登出号外，大字标题写着：“红军等着二十四万担粮食吃！”到该年的7月9日为止，“粮食突击（征粮的突击──笔者注）还只完成一半任务”[53]。这一半，实际上已经是竭泽而渔了。

到了这个地步，苏区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转变成为政治危机了，主要体现在扩红（即红军的招兵）上。进入1933年以后，苏区的各种宣传机器开始连篇累牍地鼓吹扩大红军，批评各种扩红的不力，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程，这种宣传是愈演愈烈，表明了扩红也愈来愈困难。战况的不利，无疑加剧了扩红的难度，一次长汀“扩大了五十七个新兵，但欢送到省苏（省苏维埃──笔者注）只剩了五个人，其中三个有病的，结果去前方的只二个。”

[54]不仅扩红难，红军中的逃兵也愈来愈多。在“‘扩红突击月’──1933年5月的一个月中，红一军团（林彪部队）逃兵就有203人；红三军团（彭德怀部队）逃兵98人；红五军团逃兵200多人；红独立一团逃兵102人；而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中，开小差回家者，竟达二万八千多人，仅瑞金一县逃跑回家者达四千三百多人。”[55]不得已，最后只好采取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整建制编入正轨红军的办法，来补充兵源。苏区老百姓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心也在整体滑落，在这一时期，有地方甚至出现了整乡整村的农民逃往国民党统治区的现象，以至于红军不得不严厉镇压[56]。

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出发，结果一出苏区，就被包围打散，成千人连对方一个排的阻击都冲不破，“指挥员动摇，不沉着指挥应战，队伍也就无秩序地乱跑”，基本上是全军覆没[57]。中央红军长征，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过半，八万人剩了三万，其实也是逃亡的居多。据蔡孝干回忆，长征一开始，出了苏区，红军就有大量逃兵，到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兵力已损失三分之一”[58]。很明显，此时红军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已经今非昔比。

四余话

陈毅在1946年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关于土改）下达后，曾经说过：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走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最后就发展到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消灭地主，以至消灭富农，并损害了中农，造成一系列的错误，走了陈独秀的反面。同样的绞杀了农民运动，在政治上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造成了党的孤立。”

[59]作为动员工具的土地革命，最后走到动员的反面，“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无疑是中共领导人一种刻骨铭心的教训，只是走到这一步，并非仅仅是所谓“左倾路线”之过。无疑，从苏联回来，受过系统马列主义训练的留苏派，跟毛泽东等土生的共产党人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留苏派看来，是布尔什维克化与否的区别，而在毛泽东看来，则是土包子和洋包子的分别，实际上则表现为土包子往往比较务实，尤其在战争策略的选择上，更加灵活一些。

这种分别和不同，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比那些能背诵大段马列原著的洋包子，对列宁主义更有悟性，至少作为革命家而言，他们其实心有戚戚焉。以“阶级分析”来切割中国社会，高度的组织控制，用暴力和宣传进行动员，革命手段的无限制，道义原则的工具化等等，在这些核心内容上，毛泽东跟列宁恰恰有着最大的相似性。所以，苏维埃革命问题上，留苏派和本土派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关键是，以动员为导向的土地革命，“打土豪”的经济模式，以及靠严酷的党内斗争强化控制的肃反，这些苏维埃革命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和留苏派并无分歧。苏区动员型的土地革命，实际上是毛泽东开创的，至于打土豪经济，毛更是始作俑者。还在1930年，赤白对立的现象就已出现，只是到了红军扩张完全停滞之后，其恶果才充分显示出来。

事实上，只要打土豪经济模式的存在，红军又不可能保持持续的扩张能力，那么，苏区的经济危机是迟早的事情。当然，至于以阶级斗争的恐怖手段来处理党内外的一切事务，本是毛泽东的看家本事，只是毛比较中国化，讲究有张有弛，因此效果更佳。至于军事战略战术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是要比李德为首的三人团高明一些，但是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围剿，堡垒战术的坚定推行，毛泽东未必能有更好的办法。

显然，中共的留苏派和本土派，在权力上存在纷争，这种权力之争，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掌控需求。但这个争夺，并不能改变苏维埃革命失败的命运。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苏维埃革命的基本政治经济模式的选择，这种模式有速效，却难以持久。中央红军是战败了，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而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仗其实打赢了，但依然要放弃根据地。川陕苏区的领导人张国焘后来回忆说，红四方面军之所以退出苏区，原因之一就是[60]：

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张国焘有没有如此人道，虑及人民生死，姑且不论，但苏区的经济困难乃至危机导致根据地保不住，却是不争的事实。动员式的土地革命，在动员农民造反方面的确成效显著。这使得中国共产革命的农民战争威力巨大，历代农民造反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只有在动员效应的有效期内推倒国民党政府，苏维埃革命才能成功；否则，就会被自己催生出来的掠夺式政治经济模式所吞噬。红军之所以长征，关键就在这里。

备注：本文系《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授权共识网发布，最新文章请参见共识网>思想文化>“二十一世纪专栏”或“二十一世纪文章列表”。

注释

1参见高华、何方和陈永发的相关著作。

2、3、4、37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页377；388；459-60；594-95。

5〈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199。

6〈赣西南刘士奇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353。

7〈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前四个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43。

8《东江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编：《东江革命根据地史》（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页58。

9〈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11月6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162。

10、14、15钟贻谋编：《海陆丰农民运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页102。

11、52《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页270；384。

12〈赣西南工农群众的斗争〉，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217。

13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页550。

16参见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页174-75。

17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战士》周报，第39期，1927年。

18〈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377。

19参见〈刘作抚报告附录〉，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263。

20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上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8），页190。

21〈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19。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九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页560。

23、24、30、31、38、39《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377；450；126；509；291；427。

25、32参见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页134；135。

26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页607。

27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编：《青年实话》，第十八期，1933年。文中说：“江西公略县有十万担以上的荒田，万泰也有十多万担，其他各县，也有大量的田荒芜着。在福建方面，同样有此现象。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我们已可以断定，荒田问题，已经成为目前苏区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28〈赣西南特委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330。〈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46。来自《红旗周报》（1931年5月10日），《鄂豫皖通讯》的一份报道说，根据地“有许多土地荒着未曾耕种，农民不敢多耕种土地。因为多种了土地，怕成为富农，因为富农是在被反对之列。”

29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下册，页409。

33关于这个问题，在许多中共当时的文献中都有提及，一些重要人物的回忆中也有说到。方志敏在狱中写的根据地的回忆，也提到红军几乎无法到白区开展工作。建立不久的川陕苏区，苏维埃组织的合作社居然不能到赤白交界的地方跟白区的小贩做买卖。参见方志敏：《方志敏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70。红七军老战士1945年在延安座谈会上谈到，左右江根据地也是如此，“对于边区外的群众，一律视为反动派，互相仇杀，造成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册，页606。类似的情况参见《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下册，页571；《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10、509；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页181；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129。

34、51《黄克诚自述》，页129；136。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页235。

36亮平：〈目前苏维埃合作运动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21、624。

40〈中央财政土地部为筹款问题给乡主席贫农团的一封信〉（台湾：石叟资料室藏），1933年9月19日。

41中央土地人民委员会：〈为查田运动给瑞金黄柏区苏的一封信〉，载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五册（台北：中华民国开国文献委员会，1964），页307。

42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页291。

43、45《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1934年1月28日）。

44、48、55、58蔡孝干：《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页122；123、81；155；216。

46《红旗周报》，第二十六期，1931年12月9日。

47《红旗周报》，第二十五期，1931年12月2日。

49《红色中华》，第八十一期，1933年5月20日。

50《红色中华》，第五十六期，1933年2月25日。

53《红色中华》，第二一三期，1934年7月12日。

54《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665。

56《红色中华》，第一七三期，1934年4月10日，类似的情况参见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页496。

57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载《方志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92。

59陈毅：〈如何正确执行中央五四指示〉，载《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编辑部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页258-59。

60张国焘：《张国焘回忆录》，第三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页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