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间舆论场社交媒体的做大，打破了以往政府和组织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相关信息的垄断和控制状态，使整个事件的进展过程透明化，能够帮助公众获得更多知情权，增加对事件真相的追索。

昔日的主流媒体在违背新闻传播规律的过程中，逐渐将话语权和主导权拱手相让了，官媒舆论场不发声，民间舆论场并没有缺席，在老百姓看来，谁给他们发声说话，他们就信任支持谁，传统官媒逐渐失去话语权影响和信任度。

公共危机事件中，公众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获得话语权，其主动性逐渐提升，参与度不断增高，民间舆论场的力量日渐壮大起来。民间舆论场属于草根舆论场，代表普通公众的态度和立场，通常是朴素的正义，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针砭时弊。

过去，我们常常称传统媒体为“舆论监督之王”，因为传统媒体拥有它们的专业化新闻人才队伍，这支队伍奔赴在新闻事件发生的第一线，履行新闻报道作为舆论监督工具的重要使命。在当今新媒体的社会大环境下，网络社交化的发达，传播主体发生了变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普通老百姓都有条件，随时成为新闻的播报者和传播者，也让新媒体的舆论监督成为社会常态。

受体制内管控政策、人才结构、薪资体系、传播效率等相关因素，传统媒体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已是不容乐观，再加上大量优秀记者的出走，使得传统媒体的反应速度也逐渐变慢。而自媒体拥有传播速度快、效率高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的缺陷。

4、我们也会发现，在新媒体社会环境下，自媒体舆论监督，正在成为网络时代的新王者。

传统媒体凭借多年来积累的经验，拥有专业的记者和编辑，拥有采访权，但是传统媒体最近几年舆论监督功能蜕化，自废武功。

近几年来，重大舆论监督事件，独家引爆的都不是传统媒体，很多重大公共事件的追索和问责，也鲜有传统媒体独家挖掘。

自媒体动辄有上百万粉丝，影响力不逊于报业黄金期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信息传播革命，结束了传统媒体独占鳌头的局面。

5、自媒体大号在各自垂直领域，担负起意见领袖角色，逐渐形成一个个新的权力中心

自媒体作为公众舆论的引导者和疏散者，其所采取的删帖、禁言、封号等强制性措施只能作为暂时性处理手段，无法解决根本矛盾。比如公众一旦发现微博上存在着“撤热搜”的现象，这会进一步激发了公众的不满，舆论纷纷倒向对官方机构的声讨中，指责官方的不处理、不负责任以及官方舆论对公众舆论的压制行为。

有时候地方政府越是压制民间舆论场，反而激发了民间舆论场的斗争欲望，激发更大的愤怒和抵抗力！更加不满地方护短、遮丑、袒护的递罪逻辑！一旦群众投诉引发舆论关注，当地官方害怕曝光影响地方形象甚至“乌纱帽”，就派出各路人马来“游说”受害者。

这些地方官员接访时，先表示同情和理解，再以“大局意识”进行说教，最终提出赔钱了事，一旦“说不通”，就回“放狠话”“玩拖延”，甚至威胁，打击报复。

6、我们需要警惕——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商袒护相互打招呼，利益勾兑的情况发生。我们还要需警惕，某些地方官员不认真展开调查，不依法依规处理，反而四处删帖平息舆论，充当“和事佬”，陷入利益关、遮丑关、人情关。

地方保护主义、小圈子利益是递罪发生的根本动因，他们漠视大众利益，蔑视公平正义，践踏道德规范，突破社会底线，彼此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要祛除圈子文化，反对江湖文化，需要继续深入调查，发挥新闻媒体和网络反腐、网络监督的作用，要畅通群众监督和举报渠道，让这些官员不敢越红线！

欲消除危机，相关部门必须及时公布真实的信息和具体的处理结果，对事件予以澄清和解释。否则，删帖等方式只会让公众感到话语权被侵犯，从而激化他们的反感情绪，甚至令他们否定官方对事件的处理能力，乃至怀疑他们背后隐藏着更多不可告人的黑幕和腐败。

7、实际上，为违法乱纪行为捂盖子，属于本末倒置，比违法乱纪行为本身的影响更恶劣，势必让群众寒心，给党和政府形象抹黑。无论是谁，对犯罪分子的纵容，天理不容，法律不容，党和人民不容！

有人说自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主编其实已经死了，这里我们要说是“传统主编死了”，而不是“主编死了”。对于新闻理想，复旦大学新闻教授童兵认为，传统媒体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从业宗旨，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需求为新闻使命，以客观、真实、公正为职业规范，挑好党的耳目喉舌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两副重担”。

新闻的价值在于真，一是真知，一是真相。

8、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杜骏飞说：“什么全媒体、融媒体、智媒体，不能报道真正的新闻，就都是假媒体。”不报道真相，无异于自我阉割，自我放弃舆论阵地。

一个巨大的隐忧是，在与民间舆论场的对决中，重大社会公共热点事件中，传统媒体在真相真知方面的调查和发声或不够，或缺席，正在温水煮青蛙中逐渐丧失公信力和影响力！

坚守担当，履行好职责。在新闻职业的价值追求上，客观、真实、准确地报道事实，担负着官方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家国责任、民本情怀、人文情怀，具有担当能力的传统媒体人，依然是中流砥柱，不可或缺。

公共事件中，出现这样一个场景：不少民众将怀疑作为常态，对于官方表态经常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政府话语体系与舆论表达诉求出现了断裂，官民之间的互信陷入冰点。在信息的即时性、交互性日益增强情境下，官媒要重构权力话语体系，重拾话语权，思考变革，改变话语姿态，重塑新闻专业主义，以期走出正在面临的塔西佗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