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听上去也许奇怪，但是每当我听说我们的事业处于危机之中时，我对此欣然接受，并将其作为这项事业仍然存在的证明：如果它不存在，就不会处于危机之中。你看到，我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我更不需要它们，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

1983年1月22日

崔卫平1995年翻译制作的samizdat版本。

（二）

一年总有两三次，一些灾难性的消息传到我耳中来，其中部分是不可避免的报怨：“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人们也许指望我对这样的消息特别脆弱，因此感到不安和压抑，或在绝望中大声抱怨：为什么我呆在这里?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这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想把事情简单化，但是我必须承认，有时我对这种消息的反应，与人们想像的完全相反：我经常生气地反问：想要发生什么?为什么非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总要“做”呢？到底应该做什么？

当然，我的生气不是对这样一些个别消息的反应，而是针对这种理解事物的反常方式——它建立在一种对待事情的幻觉之上：每件事情取决于“去做”；说到底，当事情在“做”时，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换句话来说，这是一种为行动而行动、为做而做的崇拜，唯一重要的是让某件事发生；而发生了什么行动，谁在做和为什么做，它的意义是什么，将会有怎样的反响，引起的结果如何，则是不重要和整个没有意义的。事件的开始或结束的意义，仅仅在于它曾经发生的事实；如果不考虑事情本身的重要性，那么，尽可能多并尽可能经常有事件发生，则成为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的数目和频率成了生活的尺度。

“如果没有什么发生，那么就什么也没有发生”，这种推论是一种空洞的信仰。生活由此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持续死亡，成为被这儿或那儿的一些事件所中断。似乎事件越多，我们越存在；而事件少了，则不可避免地死亡。我却不认为——是否有多少事情发生，会是根本重要的；也不认为事件的数量本身会告诉我们任何本质的东西。

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所发生的事情有没有意义。那种认为“如果没有什么发生，那就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感情，是一种表面化的、依附性的偏见，是空洞的精神，是始终屈服于时代，仅仅通过不断编织伪事件的数量来证明自身的优秀，像一只蜂那样，走向自己的结局。沉默往往比最雄辩的言词来得更有说服力。一个精心选择、安置恰当的词汇，往往比一百页处心积虑的空谈，更为有效地净化空气。

显然，存在过一个非常混乱和闹哄哄行为的英雄时期。每个人做每一件事，人人友好地对待他人，愉快地分担事情，互相帮助而无人拒绝，每一个团体都有过这么一个年轻时期。显然，人们偶然地会对此怀念，并且借助于这个背景，现在确实好像“无事可做”。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警觉，回顾那种从激情澎湃到虚无主义熟悉而危险的循环。在那个时代，它曾经席卷了我们同胞中的大批人，他们并不比我们年长多少。想到这一点确实悲哀，因为那些人曾经这样坚决地反对盲从主义和幻想，他们似乎能够摆除这种立场，结果却以这种方式告终。

换句话来说，我并不在乎发生事情的多少。我仅仅对所发生的——或没有发生的——是否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感兴趣。我喜欢这样的事情：确实可靠的，有根基的、独创性的，有活力的、均衡的，有趣的、富有交流性、挑战性的，在时间上是中肯的——简言之，带来意义的事件。一桩这样的事件甚至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要比所有那些单调乏味，尽管其动机也许是高尚的，而其仅有的理由是有事可做而来得有价值得多。这种没有意义的行为通常仅仅使所采取的立场贬值，劳民伤神，结果落得个无补于事的印象。……

沉默和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人的立场，比将它们大声喊出却很快放弃，要有意思得多。一个沉默的伙伴，尽管你敢肯定当他开口时将像洪钟一样清晰，但却从来不能预言他什么时候开口和他将要说什么，他将比任何事先算计好的人，远远有能力搅动这个世界。

1983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