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美国的疫情开始急剧升温。当时 Facebook表示，关闭公共办公空间，所有有条件的员工都需要在家工作。而这一措施是短期、临时性的措施，待疫情受控，办公室重开后，将仅允许某些员工，尤其是最资深、最有经验的员工长期远程工作。

时隔一年，Facebook在今年6月9日更新了政策，将长期远程办公的许可范围扩大到任何有能力在家完成工作的员工。

扎克伯格写道：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了解到，员工在任何地方都能完成良好的工作。我更乐观地认为，远程工作有可能大规模进行，尤其是在远程视频和虚拟现实不断改进的情况下。”

自然，无法远程完成的工作岗位通常包括那些在硬件设备或数据中心的工作。但从今天这起事件的情况来看，很显然就连数据中心和网关的岗位，也有一部分已经在“远程”了。

扎克伯格还表示，Facebook将开始允许员工跨越国境线进行远程工作。Facebook将允许美国员工要求在加拿大、英国和欧盟的远程工作。到2022年1月，公司将允许员工在欧洲七个国家之间永久流动。

据统计，Facebook的劳动力总数约为6万人，全美绝大部分办公室在9月初以50%的容量重开，按计划10月要全面开放。

Facebook并不是唯一一家选择更深入拥抱远程办公的科技巨头。具体到它本身，其理由一方面是疫情的常态化、长期化以及来势凶猛的变种，另一方面是 Facebook的业务范围本身就包含让人们远距离沟通的含义。以 Oculus为载体的增强现实和所谓“元宇宙”服务也在其规划之中，它本身就计划创造一个跨越物理距离和国家边界的网络领地，而自家员工的率先启用，正好可以做一个内部演练。

直到此时，人们主要关注的还是远程办公是否会影响效率的问题，以及是否可以全面模拟和替代现场办公的体验，及产生所谓“化学反应”。

扎克伯格说，想要在 Facebook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将被要求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来上班。这是为了确保办公室保持活力，并确保进入办公室的员工充分利用空间，成为社区的一部分。此外，他们还计划为办公室和远程人员组织定期的现场聚会，以维护同事关系。

另外值得关注的问题还包括工资。远程工作很容易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老家办公，拿北京的工资”或者“在泰国工作，拿硅谷的工资”。企业当初为员工制定的薪资一般都结合了当地物价和住房成本（如果租房补贴不另计的话），所以长期远程意味着需要与员工协商一定程度降薪。但考虑到不同人工作节奏和偏好的不同，从工作效率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员工和公司往往也都愿意接受改变。

从今天开始，人们将不得不思考在这些问题之外，一个更基本的原则性问题：如果连不上远程办公所需的网络基础设施该怎么办？

这一问题此前只是在 Zoom会议期间才被提起，因为各人所处的网络环境和相隔距离不同，直到疫情爆发一年多后的今天，开一场语音或视频会议依然可能是一场折磨。一张网图说，现在上班开会的感觉有点像“招魂”。

不过，我们有微信群和钉钉群们啊。虽然语音视频略显奢侈，但在群里各自发语音消息片段，乃至直接打字，早就被我们视作日常操作，不可能出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微信们也俨然成了跨越物理网络、跨越国界的电信运营商，是名副其实的基础设施。

这次，就是这种我们看作完全不可能掉链子的服务出了故障。

被刻意忽略的风险

起初的一两个小时里，人们还只是在隔壁 Twitter上转发梗图调侃。越到后来，大家就越有点笑不出来了。

很多人猛然惊醒，发现他们和生命中交往最频繁的同事、朋友乃至相隔两地的家人，彼此联系方式就只剩下在线这一种，电话号码也许是几年前的，说不准换了号。如果就此一别，真就不知何时能再相见。

在充满挑战的疫情时期，作为国际版“微信”的 WhatsApp让世界各国的人们与身边社群保持联系，也因此做出了很多独特的贡献，很多重要的活动没有它都是不可能完成的。WhatsApp官网就列举了一部分：

印度“契约劳工”制度的幸存者通过 WhatsApp群组分享疫情信息，解决同伴受教育程度低，消息闭塞的困难；

巴基斯坦一个 WhatsApp群组筹集了2100万卢比，帮助弱势群体；

约旦的就业促进计划使用 WhatsApp帮助女性找工作；

叙利亚难民营的教师们在 WhatsApp上与家长共享视频课程；

一群意大利市长通过 WhatsApp相互掌握实时动态，该国那不勒斯的小学在停课期间用 WhatsApp发送家庭作业；

巴黎的医疗人员组成 WhatsApp群组，随时更新当前医院病床、资源等信息；

对许多人来说，不能访问 Facebook只是带来不便。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小企业来说，没有其他可靠方式与客户沟通，这可能是一个严重问题。

印度拥有3.4亿 Facebook用户，是全球最多，WhatsApp也是该国个人和企业沟通的重要工具。研究公司 eMarketer称，印度有近4.9亿 WhatsApp活跃用户。

这两大平台不仅承担中国“微博”和“公众号”的角色，可以宣传商品，更可以如“小程序”般作为网店销售产品。成千上万的印度企业被迫停业，而相关顾客也没法网购生活必须品。

在巴西，政府官员甚至教育系统都在使用 WhatsApp。学生可从 WhatsApp接收考试成绩。医院也使用 WhatsApp预约挂号和远程会诊。

长达6小时的服务中断，让扎克伯格本人的纸面财富缩水了60亿美元，但由于 WhatsApp、Messenger和 Instagram等工具为全球政府、商家、慈善机构、社区和普通人与人之间联系带来的损失，恐怕难以估量。

这次物理层面的宕机，鲜明体现了远程办公依赖一个脆弱的基础架构，它因为缺乏备份而显得脆弱。越多的冗余备份当然是越安全，但也让使用者疲劳，因此人们总想抛弃安全保障的枷锁“裸奔”。

如同 Facebook滑稽的公司内网设定一样，这家科技巨头同样为世界各地的人民提供了另一个脆弱的架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交媒体工具，尤其是 Facebook系产品的依赖已经难以摆脱。

即使如部分美国参议员坚持的那样，将 Facebook等科技巨头分拆，情况可能也不会有太大改变，因为这只会造成开发产品的公司实体变更，而不会改变人们总喜欢往单一平台聚集的意愿。

无论 Facebook的故障是由无心失误、人为操控还是恶意代码造成的，一个公司的暂时停摆能够影响全球跨越国界的如此多的互联网用户，这令人不安。这向人们展示了，支撑后疫情时代全球化运转的国际互联网生态系统是多么脆弱，而新的风险几乎近在眼前。

人类历史上，已经多次有过同类的教训：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从侵略小国开始，逐步偷袭苏联、鲸吞法国、剑指英吉利；

9/11前美国政府已经获得相关情报；

2008金融海啸前房产泡沫征兆已经相当明显。

甚至聚焦到信息安全领域，也同样如此。今年5月，美国科洛尼尔燃气管道公司（Colonial Pipeline，又译“殖民管道”）遭遇勒索软件袭击，一度关闭了横跨多州的输油大动脉，在支付约为4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赎金后得以恢复。

然而常见的恶意软件、勒索软件袭击都是可以通过更新企业电脑的安全软件，严格员工的安保措施，升级到最新版操作系统等基础方式来预防的。微软相关人士在解释为什么 Windows11强制提高了硬件要求，让一些3~5年历史的机器也无法升级时说：

“我们从 Windows10中学到的是，如果你让安全设定变得可有可无，人们就不会把它们打开。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风险就在那里，警告从未缺席。但因为有其他迫在眉睫的问题，风险和警告一直被人们刻意忽略，直到最终爆发。

互联网是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建立在全球海底电缆和分布式服务器网络之上。人们很容易忘记，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网络，乃至无实体的“元宇宙”，它们都建立在物理基础设施上，这很重要；由谁控制这些基础设施，更为重要。

既然人类的抱团社交天性，可能注定了他们难以接受“狡兔三窟”式不停更换社交媒体服务商，戒断 Facebook、Twitter、YouTube或其它任何集中式的单一服务，成本太高，似乎也没有必要；那么，这些巨头自身和位于其上的监管部门，也就同时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目标已经超越了企业的稳健盈利，而是以此为生的亿万民众、中小企业的衣食所系。

社会正更严厉地审视巨头们是否能尽到社会责任，保障基础设施的平稳运行。如果不能，政策将很快转向到加速竞争，打破垄断，提供替代方案，加强监管。这正是现在各国都在做的事情——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都不应该变得“大而不能倒”。

Facebook修好网络以后没过几个小时，其前员工控诉公司“只顾赚钱，不管公共利益”的国会听证会也顺势开幕了。照例，我们还会听到自法务副总裁到扎克伯格本人的反驳；但其断网事件本身，比其它任何材料都更雄辩地说明，人们需要对大平台始终保持警惕，并限制它们进一步侵占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让我们在事实上变得失去其它选择。

也许，每个人面对这种警惕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跟自己微信群里素未谋面的好友和同事们，交换一个其它类型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