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居正被杀我不在现场，难友李才义（右派，原省财政厅干部，现在四川省建行退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64年初，我们近千名被强制在永川劳改茶场“就业”的“摘帽右派”正在给茶树修枝，打药，施过冬肥。一个天低云暗、霜风凛冽的日子，西山四大队所有的“职工”、就业人员和女劳教在黄泥塘红茶车间的大坝子里开会，大家估计又是教导员做形势报告，讲“东风压倒西风”或“乌鸦的翅膀遮不住金色的太阳”那套老调。可是到了黄泥塘一看，两处制高点的山顶上架起了机关枪，环山坳的公路上也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连平时穿便衣的管教干部们腰间也别了手枪，气氛非常紧张。特别是在场部“集训”过的人，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幸而各队的人准时赶到会场，九点半准时宣布开会，原来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公判大会，一位法官首先宣读了一串名字，罪名是“反革命集团”罪，有的判15年徒刑，有的判20年，有的判死刑缓期执行。最后被武装押到前面的是个剃光了头，戴深度近视眼镜，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核对姓名、年龄、籍贯……时，才知道这人就是周居正。紧接着法官宣读他的罪行，主要是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自任总书记；书写反革命组织纲领——《新民主社会主义论》等等。最后宣判周居正死刑，立即执行。宣读完毕就给周居正的背后插了死囚标签，然后被架走，不到10分钟光景，天空响起了清脆的枪声。据说前面有人看见周居正听到执行死刑时好象在喊什么，行刑的公安兵马上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

周居正个人的不幸，也给家庭亲属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长子周复生，次女周复甦因受株连被下放到边远山区当知青。周复生受了不政治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煎熬，用镰刀抹喉身亡；文化大革命中周居正的妻子曾昭英（教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游街示众累遭批斗，留在身边伴她的小儿子周复兴，受不了精神上的凌辱和折磨，于1968年投嘉陵江自杀。几十年来的凄风苦雨，几十年来的孤灯冷衾，几十年来的凌辱折磨，曾昭英一直过着以泪洗脸的痛苦生活。现在年逾古稀的她在惟一的女儿周复甦的伴护下，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苟活，简直不敢去提想往事。真叫做“休提起，休提起，提起来珠泪满江河”。往事心惊魂断，雨血扑面，灯尽油干，不知幸福是何物？雪寒霜重，冷屋萧瑟，昏天黑地，此生何曾有片尔之乐？悲剧，悲剧，人世间重大的悲剧。

弱者的哀吟，地穴的声音，总能换起人世间没有泯灭的良知与同情，原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离休干部吴明先生，出于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向魏昭和周居正亲属伸出同情之手，无偿地向她们提供法律援助，花了几年时间自费跑遍省里不少县市，走访健在的当事人，对全案进行多次复查，又以律师身份看阅了所有卷宗，后深有所感地说：所谓周居正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沿袭反右派扩大化错误，强加于周居正、杨应森、魏昭等人身上的莫虚有罪名，此案不平天理不容！原判认定周居正、杨应森、魏昭等人的犯罪事实多属刑讯逼供、诱供和指明问供的供词。全案查获的惟一“铁证”就是周居正笔记本上的那篇题为《新民主社会主义论》的文字，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冤案错案，应从根本上推翻。曾参与复查过周居正一案的部分法院审判员、副庭长、庭长，检察院检察员，从不同角度分析，均认为此案不论原判认定周居正等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的事实是否成立，都不构成反革命罪。（按：所谓“政治纲领”不具有反革命目的，因此不构成反革命罪）。另外，周居正当年蹲国民党监狱的战友孙钢、杜文博、刘德彬、郭德贤、傅伯雍等也联名给最高人民法院和胡锦涛写信，为之呼吁复查。但当年此案的获功者硬是顶着不办，坚持“维持原判，不予平反”。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反右斗争”这个错误的政治运动没有彻底否定，所以此案就能成立。苍天，皇天，你听见了吗？伤口继续在流血，活人继续在流泪，冤魂继续在呻吟。违宪违法的“反右斗争”到底何时才能解决？！

注一，梓童，是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监狱所在地，原名梓童宫庙宇，是供奉送子娘娘的地方；注二，锦水即成都的锦江河；注三，成都又名芙蓉城，芙蓉为成都市花，木本植物，四月开花，花色红艳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