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食物平等无害，资本平等有害

平等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千百年绵绵不绝的追求，是因为它牢牢立足于农业社会的资源短缺和物质不足条件。在不短缺的地域或历史时期，这种追求不突出。短缺社会需要以平等手段为平衡机制，化解威胁到生命的激烈利益冲突。各种暴力和非暴力实现的食物平等结果，都有利于缓解冲突稳定秩序，保护人的生命。农业社会以食物为核心的平等理想，诉求的是人的生命权，这成为物质平等的正义性来源。

农业时代，食物的平等不带来既有秩序的分化扩展变化，也不产生逆演化作用，而是避免秩序崩溃，回归有条不紊，成为稳定秩序的制约机制，因此无害。食物平等的无害性，表现为对生命权和农耕秩序的保障。因此，物质的平等能成为农业社会不变的分配理想，也成为农业时代最具道德高度的理念追求。

但是，人类文明随机演化的走向是分立、差异和个体化，而平等的前提是集中、一致、集体化，平等与随机演化的天然走向是对立的。平等不在文明演化的随机选项之中，不可能天然演化而成，所以历千百年理想追求而不可得，只能形成道德高度。在没有强制建构物质平等分配的社会制度之前，平等理念没有表现出危害性。

危害性始见于强制平等的制度建构。被恩格斯评价为共产主义先驱的德国人闵采尔，1525年接管一个市镇后颁布法令，把所有食物、生活用具等财产沒收为公有，以实现"万物公有"。1534年德国明斯特公社以残酷的镇压手段实行共产共妻，建立公共大食堂。1796年法国《平等派宣言》认为"大自然赋予每个人以平等享用财货的权利"，主张消灭私有财产拥有者，建立公共管理局，把劳动成果存放公仓，由给养分配管理局进行公平分配。这些欧洲大陆的前共产主义实践，都没有超越农业秩序，都着眼于"劳动成果"的物质平等，实行以食物为核心的"给养分配"。他们的平等分配制度化的努力，开创了强制建构的实践。

波普尔分析柏拉图说："柏拉图以其社会学的深刻见识，发现了他那个时代的人正处在以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起为开端的社会革命所引起的严重压力之下。他成功地发现他们的严重不幸的主要原因——社会的变化和分裂——他并且极力加以反对。没有理由怀疑，他的极其强烈的动机之一就是为公民夺回幸福。"马克思也处在变化和分裂的时代，是又一次因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兴起而对本来秩序造成严重压力的时代，又一次秩序演变的时代。在变化的过程中，只能从农业秩序获取历史经验的马克思，努力寻找人类不幸的原因。他以农业社会的有条不紊为参照比较，"认定资本主义生产'混乱不堪'"。他继承历史中前人的结论，认为是私有制导致了社会的贫富变化和阶级分裂，因此极力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没有理由怀疑，马克思个人的强烈动机之一和柏拉图一样，也是"为公民夺回幸福"。柏拉图在秩序变化的时代提出了共产共妻的理想国，马克思在秩序变化的时代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

与前人更多地关注产品分配不同，马克思认为，只有改变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才能实现产品的平等占有，认为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是呈现不平等局面的根本原因。他开出的医疗人类不幸的政治学处方，是阻止秩序扩展变化带来的市场追求，像过去消灭食物的积累和集中一样，消灭资本的私人所有，使社会回归物质平等的安排。

以往，粮食的私人囤积、土地的私人集中、货币的私人贮藏，是农业社会常态。之所以可以把这些东西作为平等的对象，用人为的手段去处置，是因为那样的平等追求不会导致农耕秩序的破坏，而是带来农耕秩序的平衡稳定。根据历史的经验，既然食物的平等可以避免饥民死亡的灾难性后果，使秩序回归有条不紊，那么资本的平等必然能够解决物质不平等带来的一切社会问题。

但是，食物的作用是带来秩序的稳定，资本的作用却是带来秩序的扩展，作用力完全不同。资本造成了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使私人资本占有者能够为各自目标而相互合作，在演化中形成新的共同遵守的规则，带来市场经济的新秩序。这不是人为设定的社会幸福目标，不是资产阶级为实现资本主义英勇奋斗的结果，而是文明的随机性演化。食物的平等不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倒退，资本的平等却会导致社会生产力的灾难。针对食物的"均贫富"是无害的，针对资本的"均贫富"是有害的。如哈耶克所说："为消除秩序内的成员因为随机性而造成的利益不平等而特意进行的干涉，有可能毁掉整体的运行。"所以，想"为公民夺回幸福"的马克思，用物质平等制度的构想，给公民带来了无尽苦难。

4．农业社会观念下的劳动价值

马克思描述共产主义革命的起因，是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生活难以为继，与资产阶级尖锐对立，只有革命造反才可以获得物质平等。这种共产主义革命预见，参照的是农业社会饥民造反诉求食物平等的历史经验，和前共产主义的强制实践经验，超不出农业社会的历史局限。他没有观察到市场经济秩序会终结这样的造反，会把旧有的以物质平等为手段的秩序平衡机制，导向新的以权利平等为规则的秩序支配机制。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方法整体改变制度，实现分配平等，是农业社会的行为方式。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生活的想象是"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种渔翁乐悠然的生活经验来自农业社会。他的一人多能并搞批判的想象，后来对毛泽东为在农业社会中实现共产主义而发表的"五七指示"有重要启发。"五七指示"就是要求在单位管制下，把工农兵学商等所有行业分工模糊化，同时从事大批判。

马克思把劳动定义为体力上的劳动，是因为对劳动的认识也局限于农业时代。马克思主义是物质主义，所以农业社会的劳动价值以产品判断。农民的劳动价值是作物的产出，铁匠的劳动价值是镰刀的锻造，没有这样的体力劳动，不创造价值。这样的观察结果是，农业只创造使用价值，不创造"剩余价值"。但对于工人的劳动价值，马克思以农民的劳动为参照，观察到了资本投入产出的变量。因为他的劳动价值论只承认体力劳动创造价值，不理解经营管理、技术进步、规模生产、投资回报创造价值，便人为地把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强调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创造了"剩余价值"，由此指控资本主义不公平不合理。马克思以农业社会劳动价值为参照，建立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反映的是农业社会的劳动价值观念。

和莫尔《乌托邦》的设想一样，从物质主义出发，马克思给共产主义设定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前提，以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成为定型的共产主义理论内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参照农业社会乌托邦平等理想，对自给自足生活形态的升华想象。这种想象认为进入工业社会后，因私有制控制机器，会出现相对于社会生产的劳动人口过剩。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能像农业耕种那样使劳动力各尽所能，提高社会生产力，造成物质极大丰富，以致于人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但是，只有在物质并非极大丰富的经济条件下，才有市场空间，社会生产才不会停滞。如果物质极大丰富，丰富到了可以各取所需的程度，那么市场必然解体，生产必然停滞，物质极大丰富又必然消失。因此，不可能出现能各取所需的物质极大丰富。

消灭私有制是农业社会产生的物质平等方案，共产主义的秩序设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计划经济，是《乌托邦》时代人类平等构想在现代的制度化实践，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产物。计划经济的计划对象仍是以食物为核心，统一安排相关工农业生产。其目的是通过控制手段，建立比农业社会更为稳定的秩序。显然，这样的制度是逆演化的，亦即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