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样的环境下,杨锋也意识到自己早晚要做选择的。他不可能再假装自己跟王立军没关系了,最安全的办法只有投靠王立军,第一个代价,就是当时很多人在做的:把自己工作里的功劳都归给王立军。
杨锋明白,王立军身处的利益链条:他因为格外的政绩,所以成了明星,因为成了明星,必须再多点政绩。如果他想一直维持明星的位置,他必须总能出格外的成绩。所以某种意义上说,王立军自己也被绑架了。
事实上当时市局派出所已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案子要破的最后一刻,必须通知王立军。王立军会带着摄影师来,在镜头前做完部署才能行动。然后经过这一程序,最后的成绩,“主要还是王立军的”。
现在在杨锋的家里,还有几本铁岭公安局自己编印出版的读物,里面赞颂了杨锋整治村匪恶霸和破获铁岭市孕妇碎尸案的过程。杨锋自信是个业务的好手,所以他格外珍惜这些成绩。“如果同样宣传,咱不比王立军差。”
1996年5月,吉林省吉林市三个歹徒劫持了一辆出租车,杀害了司机后抛尸在玉米地中,用泥巴糊住车牌开车逃窜到辽宁省。路过铁岭时,杨锋辖区内的村民发现了这台形迹可疑的捷达车,杨锋接到举报后—路追到沈阳境内,从后备箱的血迹追查到了杀人事实,破获了这桩很可能变成无头案的杀人案件。
这只是杨锋破获的一个平常的案件,但因为牵涉到跨省,杨锋判断“必然会被特殊对待”。杨锋是考虑过,是否如同其他同事一样,向王立军汇报。他只是迟疑了下,就已然收到吉林警方的感谢函,吉林相关负责的分局局长因为此案的破获,也被提拔为市公安的副局长。
然而,恰恰在这时候,王立军正在吉林做“事迹报告”。当即,王立军打来电话,表示异常的愤怒。
杨锋也是时常会想,如果当时他向王立军卖个功,对方会有多高兴,他相信王立军会当着吉林警方的面宣称这个案子有多少是自己的功劳,回来又会为杨锋的仕途带来什么样好处——“恐怕刑警支队弄个副队长也没问题。”
但是杨锋还是做不了这个“交易”:“我们吃银州分局饭,不能越级把功劳卖给王立军呀,那局里300多干警大伙儿不得骂我:这小子投靠王立军了——那我的名誉就不行了。”
杨锋坦承,当时的处境让他已经无法高傲地和这个副局长抗衡,他实在做不出成绩上赠与这样的妥协,只能尝试以其他的方式和王立军亲近。
在被免职的前三天,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政委到铁岭市公安局视察时,饭局上叫上了老战友杨锋。杨锋自己平时不喝酒,半瓶啤酒就倒了,但看着王立军,思量了半天,最后还是硬着头皮举着酒盅过去找他套近乎,“将来我年龄越来越大了,不能在派出所干一辈子,今后我上你刑警支队干怎么样?”王立军爽快地答应他,当着领导和战友的面,一口气把自己的酒喝干。
三天后,公安局部署全市干警围堵两名杀人犯,市刑警支队、分局刑警支队、各派出所三级分别部署了三道岗,杨锋被派到了城市边缘的一个桥下,守到了凌晨1点,杨锋接到通知,所有派出所所长第二天早上8点开会。他数了下蹲防的还有两名副所长等8个人,因为严打连续工作了7天,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内衣都没换过,当晚又坏肚子,杨锋留下了自己的车,重新巩固了部署,赶紧回家补觉。事后知道,当时还有4名所长做了与他一样的决定。
就是后半夜补的这一觉,王立军把他们全部按脱岗处理,哪怕杀人犯当夜已经被成功抓获了。杨锋明白,王立军是借此推翻底下每个派出所格局。市委领导听说这件事之后,曾开会研究了补救决议。市政法委书记找杨锋谈话,告诉他取消调离和辞退的决定,可以继续留在公安局,“只是鉴于杨锋的心脏不太好,休息一段时间就当是养病,等风头过去了再回去上班”。然而杨锋等了很久,没有等到复职的通知,反而直接听到王立军宣布辞退他的消息。
一向不卑不亢的杨锋终于没有了办法,他找到王立军,第一次开口恳求,“起码让我有口饭吃啊。”王立军拒绝了这个要求,杨锋又折中了一下,自己已经满了30年的工龄,实在不行办理退休,起码把退休金还给他,王立军还是说不行。
回来的路上,杨锋想,或许是体制的意外把王立军放到这么一个难受的位置,让王立军“病了”,但这种病似乎反过来通过王立军在体制里扩散开了。无论如何,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怯懦和投机,才一个个沦陷的。他想,必须为养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体制做点什么了。
5、“政治文明”
王子湘一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钱的问题,但“钱不应该这样子要的”。
王子湘一度是王立军在“9·19”打黑时期的支持者。对他来说,担任铁岭市底下这个经济最强的县级市的公安局局长,并不需要太和市局的上司打交道。在公安局的编制里,市公安局对县市一级并没有直接管辖权。而开原的经济一直是整个铁岭市的首位,这个有58万人口的的小城市,根据2012年的排名,处在全国百强县的第63位。
有独立的管辖权又有比较好的经济基础,王子湘在这个体系里相对超脱。因此,当王立军轰轰烈烈地发起9·19打黑的时候,王子湘可以选择他当时觉得最正确的决定:既然市委领导觉得打黑是对的,他就支持。后来,当9·19打黑蔓延到公安局内部时,王子湘却第一个开启大门接收了些跟王立军敌对的人。虽然王子湘知道王立军不会那么开心,但这种政治需要的柔软的人情世故,王子湘以为,王立军应该也能有所理解。
开原的便利之处在于,它离铁岭实在太近了,开原的缺点也是这个。
34公里外,王立军的整顿一直继续,整顿完市局、整顿完市局直属的派出所,王立军突然开始以“扫黄”为名,不与当地公安部门打招呼,带人闯到辖区各市,大肆罚款。开原因为距离最近,商业又发达,成了王立军最常光顾的地方。
王子湘后来做过统计,1994年至1996年三年时间内,以抓嫌疑人、抓赌的名义检查,仅在开原市内罚款就达四、五百万元,而且绝大多数不给开罚款收据。
知道这位英模明星的作派,其他区县的局长对王立军敢怒不敢言,但开原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几次找王子湘表示头疼,“再这样下去,开原的服务业都被搅和黄了。”开原对经济发展有景强大的野心和需求,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原市就招商引资,每—个单位都按人头下达吸引投资的任务。洗浴城、KTV、步行街等当时新鲜的事物发展得比铁岭还要快。—些隔壁区县有接待事务,经常会舍近求远,到开原来寻找更高级的餐饮住宿。
王子湘自认为理解王立军的难处,他所希望做到的,其实只是“有序”,“罚款可以罚,但告诉老百姓规矩是什么,要不长期下去,经济活动会被破坏的。”所以他托人向王立军带话,如果是需要开展工作的资金,可以—起想办法商量。
王子湘的示好,并没有得到王立军的回复。王立军依然不打招呼就突然来罚款。这个副局长就像一个突然闯进来的野蛮人,王子湘有种说不出的恼怒,不止是王立军这种不规矩,还在于,王立军完全颠覆了他以前认定的政治规则。
1996年,在召开全省公安局长会议时,王子湘拉着一些局长表达了对王立军越线执法罚款的强烈不满。最后,领导在会议上做了指令,铁岭公安局不得擅自到下属辖区扫黄罚款。虽然做了这样的投诉,王子湘事后还是试图通过人去沟通,然而王立军像没听说过指令一样,到开原的突击检查—切照旧。
王立军的作为完全摧毁了王子湘的行政理念。“体系里肯定会有利益的问题”,但在他看来,“所以学着用看起来最得体的方式解决”。王子湘判定,“王立军是没有政治文明的人,他就像是以天才名义跳级插班的学生,缺了实在太多东西,但出于一贯的高姿态完全失去了谦卑学习的机会。”
王子湘还是觉得引导甚至“教育”王立军是最好的处理办法。“他需要有人让他开窍。”他找到当时开原市主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一起和王立军吃个饭。那个副市长,曾在铁岭市公安局工作,对王立军的提拔出了很大的力气。饭局上,副市长说,给我一个面子,今后不用下来扫黄了,罚款太多开原的经济没法搞。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起商量。王子湘紧跟着接茬,全省公安局长已经明确了要求,不让这么搞了。他们还没说完,王立军就直接打断:省里的陈书记在全省公安文明建设会上要求,各地都必须加强扫黄打黑工作……。
王子湘终于没有按捺住:“王立军你今后要是还来开原的酒店,我连人和车都给你扣住,让领导过来领。”王立军一下子愣住了,所有人都停下来,没有人想到会出现这样针锋相对的局面。王立军起身拿了自己皮包,摔门而出。
王立军从此没有再来开原罚过款,铁岭市的一些同事给王子湘传话,大呼过瘾,说他守住了“最后的阵地”。
然而王子湘参加铁岭公安局长会,在场其他的中层干部没有一个人敢跟他寒暄。开会的时候王子湘“目视前方,不跟任何人有视线的接触,散会后直接出门,不参与午饭,以避免发生麻烦”。一次省里开会,按照县区划分,铁岭这一组应该是两人一个房间,没有人敢跟王子湘分配到一间。
因为9.19王立军早已经被传说得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王子湘下班之后立刻回家,不打麻将,不去洗浴中心,连普通的澡堂也不去,“我当时想着,不能给王立军留下任何把柄”。“和君子吵架不怕,和野蛮人吵架我却不擅长。”
开原旱冰场曾经有起打架事件,一名转业武警在斗殴中死亡。此事已经经过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侦查审理结案。就在王子湘惴惴不安地等着可能的报复时,王立军听说在打架当天,王子湘16岁的儿子王瑞正在楼上一层玩旱冰,就重新翻出这桩旧案,把罪名安在了王瑞头上。紧接着,又以查获一支猎枪为由,抓捕了王子湘的弟弟王子军。
以这种造假的方式动到自己的至亲,这是王子湘想象不到的。他正忙着收集证据想反过来告王立军,自己却也被双规了——王立军多次向中纪委和辽宁省纪委告发,王子湘有高息非法融资、干涉法院死刑判决、非法走私汽车等15个问题。
铁岭市纪委组成调查组,调查了王立军所指证的所有罪名,最后一一证伪,拟好证明王子湘清白的公函后,需要让王立军签字,王立军拒绝签字。王子湘因此又被调查了一段时间。
在冲突最尖锐的时候,王子湘经常做同一个噩梦,自己跟王立军终于发生了枪战,但是子弹一直噼里啪啦往自己的脚后跟掉,怎么也打不出去,着急得不行。“这个体制怎么让这么一个野蛮人蹿到这个位置”,王子湘有说不出的焦虑:“这个地方的政治文明,已经被王立军弄得如同回到原始森林了。”
【沉浮录四】逢凶化吉
1、“都是假的”
这是一个信号。
1997年,以王立军为原型的电视剧《铁血警魂》筹划开拍,导演巴特尔率领整个剧组来到铁岭,却突然接到省公安厅的—纸通知:“建议不要拍摄此剧。“如果一定要拍,也希望不要在辽宁拍摄。”
还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队长任上的计连科早早就感觉到,1997年之后,王立军心神不宁。他不太关心办案抓人进行得如何,每天行踪不定。唯—忙活的,还是媒体和宣传。来自省里甚至是北京的记者与作家越来越多,王立军对这些入似乎越发重视,出去接个记者,一路上王立军要来电话关心几次。每天嘱咐管档案的科员,只要是登了他报道的报纸杂志,都要入他的档案。
从1994年调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立军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待了3年,按照此前的升职速度,他似乎准备被提升当公安局长了。然而,王立军接任的形势越发不明朗:9.19打黑结束,支持打黑的市委书记已经升迁离开了铁岭,公安局局长陈泰宝变成了党委书记,填补局长空缺的,是突然从辽阳调来的王振兴。
最让王立军意外的是,王海洲突然在1995年,从铁岭市交警支队长升成了副局长,而且同年12月又被任命为公安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位置相当于二把手。
这证明了此前的猜测:许多领导对他有所顾虑了。王海洲这个王立军曾以为已经在弯道超车甩在身后的“干爹”,突然成了他当局长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只不过,现在的王海洲,提到王立军,常常挂在嘴边的词已经是“白眼狼”。
这是一次让王立军非常挫败的调整,他既失去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直属领导的支持,又要面临对自己知根知底的王海洲。另外,新任命局长的这一结果意味着,他起码得等到这个局长的任期结束才有机会升迁。
对于这个新领导,王立军并没有把握。他刻意缺席王振兴上任后开的许多会议,似乎在以这种方式向整个局里表明,他依然是举足轻重的。
王子湘很高兴这次的人事变动。他和其他几个深受王立军跨区罚款困扰的局长向王振兴反应问题,王振兴当即明确“铁岭公安局不去各地区扫黄罚款,如有特殊情况跟各地公安局打招呼”并直接把这个结论,写进工作纪要里。
不过这种高兴也是有限的,王振兴局长在一些层面上确实不是很喜欢王立军。开会讲话,王立军的发言总充斥着新名词、新概念。有次王立军在会上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文化装有文化的军队是危险的军队。”会议结束,局长和旁人打趣:“就属王立军最没文化。”但同时,王振兴却似乎非常欣赏王立军很彪的那一面。有下面的人反应王立军太粗暴,王振兴局长则回答:有时候太想做好事,容易显得粗暴。但精神是好的。
王振兴曾评价王立军是铁岭公安局里的“实干派”,他需要这样一个副手帮他在这个新环境里开展工作。虽然,私下里,王振兴试图向计连科等下属的口中探听王立军一些出格的行为。
当时整个市局的气氛,非常暖昧不清。自从王海洲提到市公安局副书记开始,关于王海洲会接任公安局局长的传闻—直在流传。
而王海洲看上去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退让。有人到公安局送一块写着“王青天”的匾,王海洲以为是送给他的,直接要跑出去迎接,刚好和—样跑来迎接的王立军撞个正着。两个人就在局里直接吵起来了。
1996年,辽宁省评选“十大杰出执法者”,王立军一度已经确定当选,却突然被暂缓授予荣誉。根据王立军后来接受过的采访,他得知的原因是:王海洲曾以铁岭公安局党组副书记的身份表态“党组不同意”。当时,开始有检查组来铁岭对王立军进行调查,王立军认定:还是王海洲的作用。
王海洲确实有自己的关系网,他们在铁法时曾帮助王立军整理材料树立他这个典型,如今这套帮助王立军飞升的宣传机制似乎开始对抗他了。据计连科回忆“后来本地都不报王立军了,铁岭市里也有类似精神,宣传部领导都说对王立军报道得慎重,净是假的”。
除此之外,主管财务的王海洲开始卡王立军手下刑警与巡警的拨款。每年应该拨给经费300余万元。王海洲每年只给30万元的办案经费,还要扣除一些费用。王立军应酬多,因而开销相对比较大,对此,王海洲也拒绝给予报销。据说1996年时,全国统一“严打”。铁岭市召开各县区、公安局领导会议,有百余人参加,由公安局安排午餐。王海洲说:“只要是王立军主持会议,那吃饭便是王立军个人的事儿,花钱由他个人负责,局里不管。”
省市领导对他的怀疑,局里不给钱,跨区罚款被限制,甚至连对他的报道也非常谨慎。王立军格外焦虑。
在王子湘看来,这是他们认可的这个体制正在进行的自我纠错。“毕竟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而王立军能做的,是大批大批地搬外地的记者来。外地的记者不明就里,看着此前连中央级公安媒体都刊登的对王立军的颂歌,自然乐于添上一笔。然而,越是情况不利,请的外地记者越多,招待的费用越多,这也让王立军一度经济比较困窘。但外地媒体对王立军的报道,也吹得越来越玄乎。在这些报道里王立军擅长骑马射箭,琴棋书画,能临摹《清明上河图》,上过专业警校,参加过内蒙古少年拳击队。
压力之下的王立军开始失态了。一次跟铁岭副市长吃饭,王立军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蘸酱菜的酱碟,连同勺子带着大酱放进王海洲的衬衫口袋里。王海洲却没有像王立军期望的那样发怒,而是在众目睽睽下和市长笑着说:“你看,立军跟我开这种玩笑呢。”王海洲后来和GQ记者回忆,他当时非常生气,但是他知道自己掌握住局势了,必须有风度。
王立军请来的外地媒体里,曾刊登了这样的报道:“1995年以来,由于王海洲炮制匿名信、诬告信,让王立军遭受了4次被调查的‘待遇’,有两次竟被有关部门立案侦查”。“每次,当纪委和办案单位宣布王立军‘无问题’的结论时,王立军都是站在窗前,满眼噙泪,仰天长叹”。
外地媒体的报道,应该有夸大的成分,却也一定程度上描述出了王立军当时的心声。而据一知情者说,那段难熬的日子让王立军越发明确:让自己最安全的办法,只有赶紧升迁。
2、“必须保护英雄”
有一天,新来的市委书记突然叫住计连科,问他“如果把王立军交流走,铁岭治安会乱吗?”
这样一个问题,让计连科吓一跳。“地球离了谁都转。”计连科当时这么同答。这个问题要害的地方在于:王立军这个“警界英模”是资产还是负担,对于市委书记来说,竟然已经成了—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树典型,一直是打造政绩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当时的考核体系下,英雄典范对任何一级政府,任何一个部门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资源。
从宣传上,每级公安部门都而临着公安宣传业务绩效考核,在省、市、国家不同级别的报纸上发表先进事迹都会有相应的记分。如果投稿被《人民日报》这种级别的媒体选取,或者累积的分数格外高。自从出了一个英模王立军,上报变得容易,一周总会有那么几篇关于他的报道,铁岭公安局从此不愁这方面的问题。
虽然对体制来说,这是多么便利的—条路径,但是王立军带来的麻烦和问题,在领导心目中,显然已经可以和它们带来的好处抗衡了。
这应该是王立军最脆弱的时刻,而对杨锋和霍玉奎,这则是一个“帮助体制纠正错误的绝佳时期”。
自从被免职后,杨锋经常去找已经被平反的霍玉奎。然而,在杨锋看来,霍玉奎是个过于有君子风度的人,他执拗地相信,对王立军的问题,领导合适的时候自然会察觉并作出纠正。杨锋最终还是说服了他:领导们要先看到问题才能纠正。于是由杨锋收集、整理,两个人共同以实名向上级领导申报。
他们寄希望,来自他们这两个前铁岭市公安局警察的申诉,能帮体制下个决心,后来他们才知道,上告的不仅是他们,还有开原的王子湘。
出乎意料地,他们很快就发现,在体制内的申诉似乎都被拦截了下来。往中纪委打电话,以实名告王立军,保证对于所说的话签字负责,中纪委很重视,但还是依然是没有人来。而王子湘那边得到的答复,永远是相关部门说在查。
有两个可能:体制还在犹豫,还有一个可能是,“王立军找关系拦下了举报”。
在此之前,王立军虽然有夸大宣传、贪功、霸道、造假等问题,但总不算做些“性质恶劣的事情”。不过,在那个当下,根据杨锋的调查,自保的本能,却是让王立军更加迅速地学习—些更为“不堪”的方法。
计连科观察到,那个时刻的王立军开始在研究戴笠。“他买了—套戴笠文集,就放在办公室里,翻来覆去地看,很多地方还做了标注。”
计连科还发现,王立军似乎从《戴笠传》获得的启示,偷偷派了6个警察一台车,安排在市委书记家门口,24小时倒班天天在门口蹲着给王立军汇报。盯了半年多。名义是保护市领导,但来车记车号,来人认识的就记人名。“最后不知道挖到了什么。”
最让计连科觉得毛骨悚然地是,局里有人说,王立军偷偷给领导们都挂了线,据说由此早已经掌握了好几个领导的秘密。
这些匪夷所思的传闻,局里没有任何人能去证伪。但计连科感觉,王立军在压力之下,确实又变了。
事实上,当时的领导曾公开讲,一级英模的牺牲率96%,二级英模的牺牲率是85%,当时作为二级英模,王立军是“幸存的珍稀物种,需要保护”。
这样的论调,后来某家中央级公安媒体做了更强烈的宣传。在这篇《爱护典型就是爱护自己的事业》的文章中,旗帜鲜明地讲道:“要防止恶意炒作、蓄意诋毁和败坏先进典型形象”。“特别要注意保护英雄疾恶如仇、勇于同违法犯罪和不良风气斗争的积极性,在他们因此受到打击报复时,要旗帜鲜明地为其撑腰做主……”、“尊重自己的英雄,就是尊重自己的事业,实际上就是尊重自己;败坏先进典型的形象,从根本上讲就是败坏公安事业。”
曾在某中央媒体当公安口的记者对GQ记者这么分析:“此前那种评选机制留下一个问题,因为评选按照名义上的规则,是层层报批,等于这个英雄,是每级领导都做了担保的,所以如果评选上之后,否定了这个英雄,等于否定了那么多级政府的担保,所以王立军除非真有确切的大问题,轻易不会被否定的,特别不能以工作作风、工作方式这样的理由否定。”
无论是体制的自我过度保护,抑或杨锋、计连科怀疑的“另外的方法”,“英雄”王立军最终被确定“必须保护起来”。
3、“最合适的机会”
屡屡的提告没有进展,杨锋和霍玉奎有些着急。与此同时,焦虑的还有王立军——虽然看上去危机有在缓解,但如果不尽快解决,错过了这一次提升的机会,又要等个四五年,而这四五年,自己可能将会遭受挑战。
按照计连科的观察,那段时间王立军状态不是很好。压力极大的他,更加易怒。就在这个时候,省里一个领导来铁岭视察、休养,王立军主动挑起了接待任务。王立军把领导安排到了清河宾馆,专门找了厨师和大夫让领导疗养。他—天跑一趟,一直没间断。直到撞上了三轮车夫张贵成。而这个撞车事件,成了他此前“人生最大的危机”。
1998年l0月14日,王立军一早去修理站取车。按照杨锋后来的调查,这台车是此前王立军让人扣下的奔驰,还没上牌照,被他喷成了警车。到了修理站,心情不好的王立军和修车师傅吵了起来,被顶撞了的王立军带着怒气转身开车就走。去清河宾馆要路过开原市,那天下着小雨,他在一个十字路口,最终和一个下岗工人骑的三轮车连同车上妇女幼儿一同撞上了。
三轮车夫叫张贵成,车上的妇女叫任静秀。
根据GQ记者收集到的张贵成的口供,当时的张贵成忍着疼站起来时,王立军已经下了车,对着他高声喊“你怎么抢道呢?你快扶她俩上我的车,去医院。快点儿,你也上车!”张贵成看到王立军的车没有脾照,要求等交警来了才走,话还没说完,一拳已经打在他脸上。张贵成大声问“你怎么撞了人还打人呢?”又被打了两拳,一颗门牙被打掉。张贵成忍无可忍,握紧拳头准备自卫,忽然听到围观的群众有人喊“千万别还手,他是王立军”。
王立军的说法,则强调当时不是他开的车,而且并没有和三轮车夫有过激行为。
而按照赶到现场的开原交警大队长史有根对现场的责任认定,王立军应该负70%的责任。
这个判罚王立军并不是很满意,2000年春节期间,当史有根要和亲友打麻将时被破门而入的铁岭刑警逮捕。最终并没有确切的罪名,王立军决定对史教养三年。王立军当时不知道的是,隶属开原警局的史有根,已经将王立军在肇事现场的照片交给了王子湘。
王子湘—开始猜想不到,这个事情会成为他们扳倒王立军的可能机会。他只是本能地选择不让关于王立军的任何事轻易过去。王子湘主动找到张贵成,支持他告王立军。
1999年3月,张贵成状告王立军正式立案。诉讼请求很简单:要求被告承担医药赞、误工工资等4757.32元,并赔礼道歉。三轮车夫告当时被社会认定为英雄的王立军,一下子成了大新闻,迅速扩散开了。
王子湘应该直到此时才意识到,这事确实踩到了王立军的痛处:一个公安局局长殴打社会底层人员的三轮车夫,看上去是个小事,并没有挑战英模评选对王立军种种功绩的认定,但是,却可以瓦解一个英雄的形象。此前各级领导最终选择对他的许多维护,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终究是“英模”,但假如民望一毁,上面的领导“也可能顺势放弃他”。
计连科观察到,得知张贵成要告自己后,王立军好久都睡不着觉。“当他看到媒体的反应,知道这个案子的利害关系”。
就在法院立案的第二天,两个身份不明的人找到张贵成家里,提出只要不告王立军,可以给10万元,还给他女儿安排好工作。但是张贵成没有答应。游说的两个人迟迟不肯离开,张贵成向开原治安大队报案,请求出警保护。
直到被带到警局,才知道其中一人叫李飞,是受铁岭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税侦大队某干警之托,来劝张贵成夫妇撤诉。
这样的大动干戈,让王子湘更确信,这次是最好的机会了。
根据曾在王立军身边工作的人透露,那段时间王立军的精神状态非常糟,也因此经常性动怒和冲动。或许正因为这种状态,在同一个月,另一桩案子也找上了王立军。
1998年12月24日,刑满释放人员张凤英,从辽源窜至铁岭市用假表骗钱。警察闻讯赶到,而王立军如同以往前来做指挥和录像工作。王立军主动要求亲自抓捕张凤英,按照后来公安局的材料,其他干警知道的是,王立军进门之后,张凤英从楼上的窗台摔落,身受重伤,在第二天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根据王立军的说法,张凤英突然从屋内窜出,企图逃跑,不想一脚踩空,头朝下跌落到楼梯缓步台上。但有一些人确定,“张凤英是被王立军打死的”。刑警队上下议论纷纷。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王海洲。王海洲在1999年3月指派了两名律师,帮助张凤英家属状告王立军。同时家属还写信向中纪委上告。
王立军这两个案子同时被呈上了领导的案头,一星期不到,上级领导明确表示,“王立军暂缓提职”。杨锋一度认为,总算是等到最合适的机会了。
4、最后的攻防
几年后,杨锋从亲戚处得知,王立军的妻子肖淑丽当时跟人说“王立军当时觉得自己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站在后来的结局回想到这一段,杨锋依旧唏嘘:“如果王立军输了那场官司,或许反而帮了他。”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王立军当时的处境确实比较艰难。官司之外,杨锋和王海洲还在坚持举报。杨锋找到纪委的领导当面反映问题,拿着整理张贵成与张凤英两案的材料写成的举报信,逐条讲述。接待的主任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这么严重的问题,组织一定会彻查清楚。
另一方面,张贵成开始将自己的案子,写成信发往北京的各类中央媒体编辑部。这个“作战思路”,是王子湘的。在王子湘看来,王立军当年因为十大中央媒体评出的“全国十大杰出警察”这个名号,踏上狂飙突进的仕途,而如今王子湘他们希望可以让中央媒体亲自来铁岭,用公开的调查和报道终结王立军的仕途。
张贵成的信确实引来了一批北京的记者来到铁岭,《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对事件做了详细报道。
而对记者的追问,王立军强调:“我是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我是爬过来的,不是走过来的。我对人民群众有很深的感情,我绝不会对一个骑‘倒骑驴’的人动手,这种事我永远不会发生。”当时参与采访的某中央媒体记者说。
王立军有一段时间精神状态确实不太好,他甚至几次找到计连科,一开口就让计连科吓得说不出话来。“共产党对我们不公,实在不行咱们专案组的人集体退!党!。”他甚至跟计连科说“我在美国考察时,有一天晚上美国联邦调查局给我打电话,中国共产党对你不公,你有这么大的功,应该重视你。如果中国不重视你,欢迎你到美国。”回忆起这个片段,计连科说,“这不就是吹大牛嘛。”“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幻觉了。”
那一个月里,王立军寡言少语,沉默了一个月后,王立军开始也召集记者了。他反复说的话是:因为打黑立功,动到了一些利益团伙的基础,所以试图用阴谋来整他。
有当事者记得那时的场景:每天一辆大巴士车,专门接这些记者出入,许多记者还拖家带口,中间还安排了周边的旅游。
根据后来的记录,王立军在张贵成案诉讼期间,请来省内外各地大小报纸、电视台记者几十人,为了招待,王立军不得不动用铁岭市公安局行政警卫和下属各支队资金50多万元,用于这些记者往返的机票、住宿费宴请招待费、纪念品等支出。几十名记者数日住在铁岭春园宾馆、金度大厦等处。有公安局人员负责接待。“好些从海南来的,还带着老婆孩子,吃、住、旅游,临走还带一大包土特产。”计连科也记得当年的情形。
计连科还提到一个事:在记者采访期间,王立军拿出威胁自己妻女的匿名电话录音,后来局里的同事有人听到那段录音,“明显是王立军的司机的声音”。不过计连科并没能就此再提供更多的证据。GQ收集到的当时的报纸,报道过这个细节,王立军拿着这个录音对记者说:“他们威胁我,要杀我媳妇儿,要扒她的皮。”“但我毫不惧怕,我打黑是为了人民。”
与此同时,省纪检委的调查还在继续。他们一个个约谈局里的同事,计连科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对象。“整个公安局那几天异常安静,大家都感觉,即将迎来一场巨变。”
然而,也就在那几天,一个农村妇女到铁岭公安局刑警队找王立军。当时值班的计连科并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任静秀——那天坐在张贵成三轮车上的乘客。据后来杨锋的调查材料,当时任静秀从其他人口中听说王子湘找到张贵成,据说张贵成可以捞一笔,她因此也来找王立军。
这个女人进了王立军办公室。不一会儿.王立军和女人一起出来了。
根据杨锋的调查,任静秀从那天起就住在王立军安排的一个房子。同时,王立军提交的情况汇报中写的是,司机任树辉开车,王立军和刑警支队警察刘勇、张久香在车上研究工作。肇事和打人都是司机任树辉所为。
据杨锋的调查,王立军在二审前托人找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主管民事审判的副院长焦玫瑰(2年后的慕马大案中,焦玫瑰夫妻双双被查处,开除了党籍、军籍)。
即将开庭了,《中国青年报》的林岗等中央媒体记者,再次回到铁岭跟踪报道。此时的王立军和林岗反复强调是:“我是被陷害的,有人在背后整我,法律会给我—个清白。”
但根据林岗的表述,当天他刚到达铁岭市公安局,就看到几名中年妇女一直坐在大厅里无所事事。这些妇女见到林岗进门找王立军,突然立刻夸张地开始哭天喊地,跑到王立军的办公室门前磕头,大喊“感谢王青天为我们做主!”林岗因此对王立军的说法保留了意见。
当天,铁岭市公安局还发放了笔杆子加班加点写出的名为《黑幕》的材料,里面详细讲述了王立军版本的三轮车夫案的来龙去脉。“很多人回去后纷纷据此改写成稿子,在各自的报纸上发表。但我根据采访到的另外几方的说法,不太认可这套说法,因此并没有采用。”林岗说。
5、宣判
开庭的前一天,杨锋被拘捕了。同时被带去接受调查的还有他20多位亲属朋友,其中包括他在公安局做警察的弟弟、在铁岭县做机关党委书记的妻子,甚至是经营饭馆的外甥女等等。
他们统统被送到一间宾馆里,由武警站岗看守,每天都有专人过来审问,家人在隔壁也不能相见,“不交代出问题不许回家”。与此同时,专案组通知,鼓励派出所干警揭发所长杨锋的问题,“听说一旦提出来,马上提拔副所长。”杨锋说。
直到进一步的审讯,杨锋才知道,他们盼来的805专案组其实并不是查王立军的。专案组成立的原因在于追究杨锋和王海洲的“诬告问题”。根据杨锋的说法,直到那一刻,杨锋才知道,他“诬告”的对象“并不只是王立军”。他和王海洲举报王立军的材料,本来只有“之一,之二,之三”,全部是关于王立军的,而送上纪检单位后,竟然鬼使神差地多了“之四”,“之五”。这多出来的部分,居然是他们完全不知实情的市委书记与一名女领导搞不正当男女关系。
杨锋至今认为,这是王立军使的坏。他知道,王海洲估计也要被抓了。但是杨锋至今也没能就这个细节拿出证据。
9月30日,专案组拘捕了王海洲,同时启动的,是全市干警揭发王海洲“问题”的动员。市公安局还专门成立调查组,调查王海洲的人员往来,家庭财产总收入,包括王海洲子女结婚收到的亲朋礼金。
杨锋和王海洲无法到庭,但他们依然以为,官司的赢面很大。
林岗出席了那次审判。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张贵成方提供了64份证据,数张现场照片和3名证人,证明就是王立军一个人开车撞人又打人。作证言的人中,有工人、农民14人,公安干警15人和干部6人,其中24人是现场目击者。3名证人中有两人当庭认出在开原市公安局在肇事现场拍摄的照片中穿蓝西服、戴墨镜的就是开车和打人的人,并指认就是在被告席上就座的王立军。
而王立军的律师反复强调,原告的证人无人能证明其当时在现场,因而全部是假证或伪证。案件的有效证人,变成了任静秀一个。然后最核心的证人任静秀出庭作证:王立军没有打人。
在最后陈述中,王立军的最后发言长达17分钟,他感谢法庭给了他一个申辩的机会,他用大部分时间讲述自己努力工作,多次负伤,屡立功勋,因而得罪了某些地方领导干部并受到“政治报复”。他的发言迎来了一阵掌声。
法院最终在判决书中表示:原告的人力三轮车与被告乘坐的轿车相撞属于交通事故与本案无关。原告主张被告殴打原告一节,因其证人是否在肇事现场不能互相印证,且证据均是在肇事后5个月之后才出证,其证据效力不够充分,不予认定。
当庭宣布:王立军无罪。
1999年9月29日,新城子区人民法院一审裁定:驳回原告张贵成的诉讼要求,再次确定,王立军无罪。
2000年1月25日,《沈阳晚报》报道了王海洲、杨锋的检举,他们的行为被定性“诬告王立军政治事件”:“调查事实证明,王立军无愧于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称号。‘举报’王立军事件,是—起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对王立军的政治陷害行为,这些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党纪、政纪的严肃处理。”
2000年3月29日,张贵成的二审上诉再次失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0年7月24日,辽宁省铁岭市原司法局长王海洲涉嫌伪造公文、诬告陷害一案在铁岭市中级法院开庭公开审理。
然后,跨过了干部投票环节,王立军最终被直接宣布当选铁岭市公安局局长。计连科回忆,当时“我们整个班子都傻了”。
后记:
王立军在打赢官司后称,“我虽赢犹输。”媒体记录了他当时发出的感慨:“再高的荣誉,再多的辉煌,都没有任何保护功能。”“真实的事情才是靠山。”如今这句话更像是句谶语,在12年后的重庆应验。
2001年1月23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铁岭市对王海洲诬告陷害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在羁押期间,王海洲身体健康受损,加之心理伤害,尿毒症加重。
王海洲至今也不愿面对媒体,拒绝—切采访的要求。GQ记者是委托他的私人朋友,才得以拜访他。他还记得2000年7月24日,自己被审判的那天,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里有8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和旁听者,整个法庭挤得水泄不通,那几天家人不管是看电视,听广播,还是看报纸,铺天盖地都是王海洲诬陷英模王立军的新闻,其中不乏他最信任的央视《今日说法》栏目。“撒贝宁在电视里说我,王海洲这样污蔑英模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
2003年,王海洲肾病发作,生命一度濒危。但家境已经窘迫,一时无法承担巨额的医疗费。“却突然被系统里的领导下令,无论花多少钱一定要抢救”,“我醒来后感动到痛哭流涕,既是证明党还是肯定我,也让我想,是不是王立军还有被惩罚的—天”,“我甚至想,自己是不是作为王立军的活口供而被救活的。”
官司打输之后,王子湘躲避到黑龙江、云南等地长期居住,直到王立军离开铁岭才回来。王子湘提到,在哈尔滨住院治疗糖尿病期间,曾经有王立军的手下便衣到医院找他,被王子湘的医院的朋友发现,才没有引发进—步的事端。
他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处于高度精神紧张的状态。
在1999年至2001年间,全国近百家报刊、杂志相继以王立军找人撰写的《黑幕》为版本,登载众多正面宣传王立军的文章,并不惜—切抹黑王子湘。
从2001年至2004年9月,王子湘分别在北京、长春、哈尔滨的法院,打赢了与《人民公安》、《北方公安报》、《关东周报》、《哈尔滨日报》、《羊城晚报》、《长春商报》的官司。
在完成马拉松一般的名誉权官司后,王子湘回到铁岭,开始了自己对王立军的调查,最终整理了材料《绝不能让政治骗子畅通无阻——撕开“英雄”局长王立军的画皮》,向中纪委实名举报。
杨锋在羁押了253天之后,被无罪释放了出来,期间从清河看守所、铁岭招待所等更换了若干的地方。因为这桩案子,他的妻子、外甥女也被审查关押了两个多月。杨锋在平反之后,他要求单位给予国家赔偿,上面的解释是,判刑的可以赔偿,他这种软禁式的羁押,没有赔偿理由,在法律上找不到说法,甚至领导对他说:“关在里面,只是没有自由,起码你吃得还挺好嘛!”
性格倔强的杨锋咽不下这口气,他重新找到了王海洲。他认为之前的失败,都是因为太过于简单相信组织的力最,低估了王立军的手腕和能力,出于一名老刑警的职业习惯,他认为,只有完整弄到让王立军没法辩驳的材料,才能把他逮住。
在公安局一群反对王立军的干部与警察的暗中支持下,他开车奔赴阿尔山,从王立军的出生地,开始他的调查:任静秀户口迁移的轨迹、王立军虚假的蒙古族身份,岳丈在葫芦岛的别墅、当年查扣车辆的数量……杨锋收集的材料整整有上千页。
计连科一直等待着组织上来调查王立军的事,那样他就有机会一五一十地把所有事情讲出来。等了十几年,终于还是没能等来。
王立军后来一直刻意刁难计连科。“我也想开了,能平平淡淡的退休就挺好了。”退休两年的计连科依然高大健壮,每天早晨5点就已经起床,每天在送孙子上学前快步爬上铁岭市内的龙首山。
计连科的亲友一度曾经不理解他为什么没有跟紧王立军,错过了提拔的机会。直到王立军在重庆出事,亲友突然很严肃地叫住他,向他道歉,“你的选择是对的。”
霍玉奎已经很久不提9.19这件事了,他在努力渐渐淡化王立军对自己生活的影响,王立军去美领馆的事,是杨锋在网上看见告诉他的,起初霍玉奎还不相信。在他印象里,王立军“太有逢凶化吉的能力了”。
而当—切尘埃落定,霍玉奎不像别人那样兴奋地做什么评价,对于纷扰的新闻,他只是淡淡地对GQ记者说:“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最重要的是这些原因。”
他顿了口气:“其实那人也挺可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