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此我们对米氏波兰观契合中国模式和世界经贸政治秩序论（改变论），给出否定结论（刘自立︰《米尼齐克的波兰观不适应中国》），现在，看到米氏以下论断，不能不说他又说错了一个重要观点——台湾模式，在86年政改前后，都不是他说的“列宁模式”，而是专制主义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模式。这个模式在二蒋时期，明确是专制主义模式；后蒋时期是民主模式——和列宁极权主义模式丝毫无关。固然，我们知道，在蒋介石时期，含在大陆时期，他的专制独裁统治给中国以苏俄趁机而入的可能；甚至给日本一个趁机而入的可能；再，他也一度崇拜法西斯主义于三十年代。但是，蒋介石从来不是列宁主义者（孙文，甚至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列宁主义者；这是历史常识；虽然，孙文联共融共；蒋介石屈从西安事变变局，给六千人中共以翻身解放机会）；但是说他们是列宁模式，就是滑天之大稽了。主要问题是，蒋经国改革前，台湾模式是不是列宁主义？此文尚短，不便赘言（可参见鄙文《台湾民主化启示》）。简而言之，台湾模式不是列宁极权主义，大致分析如次 ——台湾是反苏主义者统治的世界右翼政权；这是明显的事实。其右翼特征，主要是没有废除私有制。这个私有制时期，一直延伸到1949年的整个大陆（含台湾，香港）。 49年以后，台湾依然是私有制经济。这一点勿庸置疑，也是常识——何以是列宁模式呢？列宁主义要则何在？就是废除私有制。难道老米就连这个东西也无知吗？

二，台湾自由主义由来以久。日治时期，台湾民主进程业已发端。其面临的统治，是殖民主义铁腕而非列宁模式。于是，即便在日本时期，台湾人在所谓建设和镇压双层轨迹中抗争和生活；以至于今天，台湾人对于日本统治作用，还是双重说法。但是，台湾人没有人说，台湾日治时期，是列宁模式；没有这个笑话。从细而言，台湾自由主义作用于二二八以后的政治，含绝多的民主或者亚民主元素——这里简单提及之︰1，选举自由和半自由—— 相对1918年列宁血洗彼得堡街头，镇压屠戮工人和反对派坚持议会原则之游行示威群众，简直是天壤之别——台湾所谓外省籍人士参加并且获选成功（五十年代），是一个专制主义、半民主定位权力之表达。 （亦见上《启示》文。）2，台湾镇压民主人士的同时，蒋介石保留了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和反对派《自由中国》的思想言路影响，一直以来就没有被蒋介石取缔；蒋更不可能取缔胡适——而列宁则镇压了所有的反对党人，富农，地主和知识分子；蒋介石的土改赎买政策和列宁的肉体消灭不可同日而语。 3，美国人和中共建交后，台湾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没有西方支持的台湾，只好打出最后一张民主牌，就是解严开放，开放党禁报禁，允许反对党存在——而这个东西和台湾前此之保留私有制度和非政治经济资源全部垄断于民间和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产生绝对化联系——也就是说，如果此前，台湾从专制主义转向国家垄断，含废除土地和其他资源民间占有的私有制变为1933年希特勒式的极权主义统治体系，变成列宁主义和现在的中国模式，台湾转型，势必胎死腹中。这就是我们所谓专制主义转向和变型的先决条件。

三，如果不是从专制主义转向民主， 而是要从列宁主义和中国极权主义模式，转向民主，走台湾之路的可能性，几乎是0。 （我们多次言及印度之路，南非之路，第三波国家民主之路，很少有从极权主义体制里转型成功的例子——苏联是唯一例外；而苏联转型，与其说是其内部争夺，不如说是冷战打败了他“不”转型的可能—— 此前，我们业已提及（上引）。所以，3，横向比对东欧和苏东波转型，一言蔽之，就是美欧（西欧）打败苏联的结果，而不是，或者不全是米尼齐克，哈维尔甚至杜布切克作用其中的因素——虽然，这个因素也绝对不可或缺。

全部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上引老米所谓的——

“如何在经济改革中取得折衷，这和西班牙有所类似。 从佛朗哥的独裁到后来的转型中，都是如此。我认为对中国人而言，中国人眼中看到的北韩，台湾也有过类似转型。台湾最早也像列宁的模式，台湾后来也经历了民主转型。
我们认为各位可以从现在开始研究世界上所有的转型模式。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民主并非意味着天堂，民主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他者的容忍，也是对我们的反对方的容忍”。（见傅国涌博客）

所谓容忍说，和解说，非仇恨、非暴力说，大善人，大仁义说， 充斥了东西各种权威抑或并不著名之人物的嘴巴。他们从来不像古拉格群岛或者中国劳改统治乃及斯大林集中营经济那样，把这个帽子，重新还给那些制造不容忍，不和解，不大善，不仁义者；他们也不管这个弱者栖身在饥饿和死亡边缘的时候，本来不是让他去“保护鸟类”，而是要保护自己，哪怕允许他吃掉掉在他身边任何一种必须保护的鸟类。我们说，这些和解主义和中共和谐论的一致之道就是，不分权力和权利的不同，用一种无法操作的宗教语言说，你要被打，就是左脸被打后，要伸过去右脸。这些话，我们说得很多了，不再重复。最后指出，政治作用和宗教作用的璧和，不是让无权无势者呈现出一种伸过全脸的被打姿态，而是应该改变一些什么。这个极权主义氛围和场域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双方或者多方可以商量的共同地带。你让太子们交出上百亿、几十亿资产吗？你让一天争不到一美元的人们，和亿万富翁共同说些什么呢？于是，课题转向中间；可惜，这个中间，只能是向上或者向下的趋势中产物——他们废弃了和政权的合作，就是一穷二白（少数受白宫保护者，只是异数，占到总人口的亿万分之零点点点几——也许，有一天，白宫也不再保护之）；而允许亿万资产存在的社会，既不会转变成为消费社会，也不会自动像耶稣一样，产生救助穷人的契机和可能。所以，看到中国模式，以为它是一个“经济模式”者，不是白痴、就是别有用心者（原谅我们此语的文革语言特征。）中国模式，就是一个穷尽经济人权的模式，更不要说追求政治人权和人权本身了。